西安事变忏悔——张学良后悔了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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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讨论、争辩都可以,拍砖的圆润的离开!!! 谈中国近代史,离不开国共两党;而研究国共两党史,离不开西安事变,因它是两党关系的转折点;但西安事变的主角张学良,活到101岁,就是不肯说出事变内幕,直到10月14日去世,把他知道的秘密带进了坟墓。 自1936年西安事变至今65年中,海内外出ban了很多关于这一事件的书籍,截止1991年底,仅中国大陆就已出ban了23种;另外还有谈中国近代史,离不开国共两党;而研究国共两党史,离不开西安事变,因它是两党关系的转折点;但西安事变的主角张学良,活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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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争辩都可以,拍砖的圆润的离开!!!


谈中国近代史,离不开国共两党;而研究国共两党史,离不开西安事变,因它是两党关系的转折点;但西安事变的主角张学良,活到101岁,就是不肯说出事变内幕,直到10月14日去世,把他知道的秘密带进了坟墓。


自1936年西安事变至今65年中,海内外出ban了很多关于这一事件的书籍,截止1991年底,仅中国大陆就已出ban了23种;另外还有谈中国近代史,离不开国共两党;而研究国共两党史,离不开西安事变,因它是两党关系的转折点;但西安事变的主角张学良,活到101岁,就是不肯说出事变内幕,直到10月14日去世,把他知道的秘密带进了坟墓。


自1936年西安事变至今65年中,海内外出ban了很多关于这一事件的书籍,截止1991年底,仅中国大陆就已出ban了23种;另外还有张学良接受各种媒体采访的谈话。


但海峡两岸对张学良的评价却像黑、白那样两极:大陆把他誉为“民族英雄”,台湾定他为“历史罪人”(解除党禁报jin后,台湾已有不同声音)。


到底怎样给张学良盖棺论定?要回答它,就必须弄清楚七个关键性问题:第一,日本侵占东三省,张学良为什么不抵抗?第二,蒋介石为何不同意“抗日”?第三,张学良为什么发动兵谏?第四,西安事变造成了什么后果?第五,谁应该对西安事变负责?第六,张学良为何近一生被囚禁?第七,张学良怎样看待中国那段历史?




第一,张学良为什么在东北不抵抗?


1991年5月,在张学良被软禁50多年后首次获准来美国那次,在东北同乡会的安排下,我和李勇、徐松林、刘宾雁等八个东北人在纽约以老乡的名义去看望了他。在长达150多分钟的聚谈中,张学良有意无意地解释了很多问题。


对于日本入侵东三省,东北军不予抵抗,世间广泛流传是因为蒋介石曾有一手谕给张学良,不让其抵抗。我问张学良“到底有没有这个手谕呢?”张学良明确回答说,“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我当时判断日本人不可能要占领全中国,我想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借口扩大战事。我们采取 ‘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但最后不能‘杀不出血’。杀到全中国来了,我们只能拼死一搏。”


1990年12月9日,张学良在台湾软禁几十年后首次接受记者采访(日本NHK电视)时也是这样解释:“当时的中央不是蒋总统,是孙科(蒋那段时间下野,国民政府主席是林森,行政院长是孙科),当时中央给我的指示是,相应处理。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我承认那时判断错误。我下令不抵抗是为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除了所谓“错估局势”,张学良可能还有不愿直说的原因,那就是东北军根本不是日本关东军的对手,如果抵抗就是全军覆没。包括张学良在内的中国军阀们,都是靠部队多少而存在的,没有了东北军,就没有了张学良的地位。东北深山老林多,盛产土匪。张作霖的东北军其实就是最大宗的土匪,在小股土匪眼里它是“正规军”,但碰上装备精良受过训练的日本关东军,东北军就露出土匪本色。张学良曾为争夺铁路权率东北军和苏俄军队交过手,结果大败,被迫签订屈辱条约。那次惨败,等于向日本展示了东北军不是东北虎,而是纸老虎。1933年3月热河一战,日军仅用128名先头骑兵,几乎兵不血刃就攻占了热河省会承德,可想而知东北军的战力和张学良的指挥能力。


汪精卫虽然后来成为汉奸,但在918事变时,他是主张抗日的,他继孙科后出任行政院长,曾多次给张学良发电报,催促他出兵抵抗,责备张学良“去岁放弃沈阳,再失锦州,致三千万人民,数十万土地,陷于敌手……”但张学良总是推诿说粮饷不足,拒不行动,并还暗指汪精卫无权指挥东北军,结果气得汪精卫辞职出洋,认为这个行政院长没法干了。


在日本关东军攻打热河之前,中国有识之士都认为张学良这个当时吸毒成性、沉缅女色的公子哥根本没有能力指挥整个华北的抗日,军政老将宋哲元、商震、庞炳勋等都要求蒋介石亲自北上,指挥抗日。著名知识份子胡适、丁文江、翁文灏三人当时曾联名致电蒋介石,指出华北抗日,不是张学良能够领导的,热河如果再轻易失守,政府责任难逃,吁请蒋介石速来华北亲自指挥。


蒋介石接到胡适等人电报后覆电说,他第二天就北上。然而当天夜里,热河全境就被日军占领。蒋介石后来感叹说:“我估计日本要用六个师团的人,日本国内和台湾(当时在日本手里)都得动员兵力。我们每日都有情报,知道日本没有动员,故料日本不过虚声吓人而已。不料日本对汤玉麟、张学良的军队(能力的了解)比我们知道得多。”


当时进攻东北的日本军队只有几万人,而仅张学良的东北军就有30万部队,但热河就这样轻易失守,对此胡适非常悲愤,在《独立评论》上发表了“全国震惊之后”一文,认为热河失守,张学良罪责难逃。胡适毫不客气地指出:“张学良的体力与精神,知识与训练,都不是能够担当这种重大而又危急的局面的。”


地质学家丁文江也在同期《独立评论》发表了“给张学良的公开信” ,批评张学良既无指挥能力,又不亲赴前线督师,但却恋权不放,陷东北百姓于水火,贻误国家。


虽然张学良在纽约聚谈时澄清,当时没有蒋介石“不予抵抗”的一纸手谕,但从整个抗战背景来看,蒋介石对张学良在东北不抵抗基本是持某种默许态度的,主要原因是蒋对当时中国和日本的军事实力悬殊有比较清醒的认知,倾向于忍让、不扩大事端,以争取时间。从这个意义上说,张学良采取不抵抗,在策略上也不完全是错,它可以为国民政府保存一定军事实力,以后从长计议。因此可以说,东北不抵抗是张、蒋两人的共识。


史学家争论到底是张不抵抗,还是蒋下手谕,并无实质意义。




第二,蒋介石为何不同意“抗日”?


东北失守之后,蒋介石为什么不同意张学良要抗日的主张,最后激发出西安事变?从常识和逻辑来说,当时连一般老百姓都无法容忍日本侵略,作为一个具有强烈民族主义情绪的中国领导人,蒋介石怎么可能就不准备抗日呢?从蒋介石的一生可以看出,尽管他和毛泽东有很多不同,但有一点非常相似,他们都是强烈的民族主义份子,这点从后来他和毛泽东都无论如何要坚持“一个中国”可以看出。蒋介石宁肯中华民国忍辱退出国联,也绝不放弃大陆版图,更不走台独。


而且八年抗战的历史事实已证明,蒋介石不仅坚定抗日,而且领导了整个抗战(国民党部队承担了主要战场,G*C*D军队仅是敌后打打游击)。据香港学者李谷城的研究统计,八年抗战,国民党军队伤亡340万人,G*C*D军队伤亡61万人。从牺牲的人数大小也可以看出谁在承担主要的战场和责任。


从台海两岸出ban的史料都可以证实,蒋介石并不是不抗日,而是在抗日的战略时机上和张学良有严重分歧,蒋介石主张“攘外必先安内”,即抗日之前,先统一内部,清剿G*C*D红军。这种政策主要出于两个考量:


一是当时中国虽结束了军阀割据,但政令难以统一,尤其是G*C*D不仅仍拥有军队,并割据陕北一方。蒋介石和张学良的最大不同之处是,蒋对G*C*D的本性有相当的了解,深知如果不铲除红军,它会利用抗日之机得以发展而后患无穷(后来的历史正是这样演变的!)。蒋介石苦心经营的五次围剿红军和G*C*D,虽然前四次失败,但第五次获得成功,红军被迫进行所谓“两万五千里长征”的大溃退。溃退到陕北的红军仅剩下几万人,蒋介石多年的艰苦剿共,终于有了眉目,他怎么让它功亏一篑呢。


二是以当时中国的国力无法与日本匹敌,必须尽量争取时间,以储备力量。史学家黄仁宇在《从大历史读“蒋介石日记”》一书中说,当时蒋介石“深知两方的实力,如即此仓卒应战,只有自取败亡。”因此蒋的策略是,尽量避免全面抗日的爆发,以争取时间组建更多师团,建造兵工企业,构筑能够对日作战的国家能力。


1934年,蒋介石就把为抗日而建立的国防设计委员会改组为“资源委员会”,直属蒋直接领导的“军事委员会”,在湖南、四川、湖北等大后方创建军工厂和重工业。西安事变时落到张学良手里的蒋介石日记中对这些国防设计有详细描述(这也是促成张学良醒悟的原因之一)。在西安事变前一年,蒋介石还坚持“和平未到完全绝望之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 ”


但蒋介石为什么不把他的想法告诉群情激昂要求抗日的中国民众呢?“918”之后,日本内部对是否攻占整个中国也有分歧,当时日本政府向“国联”(国际联盟)提出的对华五项条款,其中主要有“有效保护日本臣民在满洲之一切和平业务,尊重日本在满洲之条约利益 ”,日本“尊重中国土地之保全”。虽然这种条款是完全不合理的,但中国仍有可能和日本周旋,拖延日本全面入侵中国的时间,以积蓄自己的力量,从长计议。因此如果作为当时中国领袖的蒋介石公开这种战略部署,等于告诉日本人,中国正卧薪尝胆,准备全面抗日,会刺激日本鹰派提前全面侵华。因此国人当时多不知蒋介石的这种国防设计。日本占领东三省后,中国人慷慨激昂,誓言抗日,尤其是大学生和小知识份子们,更是游xing示wei。在高喊“ 刀枪不入”的义和团文化背景下,很容易热血沸腾,难以听进去理性的声音。


当时中国知识界对此保持清醒头脑的是胡适和他的弟*傅斯年等人,胡适发表“华北保存的重要”一文,主张“停战谋和”,指出以中国之国情“不足以对日言战”;“战则必大败,而和则未必大乱”。胡适后来还提出,“日本倘能自华撤兵停战,中国不惜承认满洲国”。胡适为文解释说,当年比利时曾被德国占领,法国割两省给普鲁士,都是由于实力悬殊而采取的权宜之计,后来有实力又收回。


但胡适的见解不仅无法成为主流声音,而且被指责为“汉奸”“卖guo贼”。胡适当年曾感慨:中国有古训“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应该再加一条“时髦不能跟 ”。胡适和汪精卫的本质不同是,一 旦所有谋和手段失败,日本进攻全中国,胡适则坚决主张全民血战,直至最后一寸土,最后一个人。这也是后来他为什么打破不做官的自律,在蒋介石的几次恳请后同意到美国做“中国大使”争取美国援助的原因之一。




第三,张学良为什么发动兵谏?


热河失守后,全国舆论沸腾,责骂政府无能、不抗日。据大陆作家王朝柱的《张学良和蒋介石》一书(台湾国际村文库书店93年出ban)中引用的张学良秘书王卓然当年的日记,热河失守后,蒋介石曾和张学良密谈,蒋说,现在全国群情沸腾,我们两人(指蒋张)同乘一条小船,现在风浪太大,必须下去一人,否则船沉;将来局势平稳,下船的人再上来。张学良表示:“我身体不好,精神萎靡,东北失守……这次热河失守,我更是责无旁贷。愿引咎辞职。”随后张学良下野,去欧洲“考察”。


从此张学良被人骂为“不抵抗将军”,连他的弟弟都因此被人羞辱。张学良的四弟张学思曾任解放军海军参谋长,文革时被红卫兵批斗打死。据1996年6月1日上海《文汇读书周刊》发表的刘永路整理张学思档案发现的材料,918后张学思的内衣曾被同学用墨汁涂写“不抵抗将军之弟”,张学思感到羞辱难忍,闯进张学良所在的北平顺承王府,拿著那件内衣,面责大哥为什么不抗日。本来是张、蒋的共识──为避免扩大事端而不抵抗,最后责任落在张学良一个人身上。张学良的痛苦、压力可想而知。


但在这种情况下,从欧洲考察回来后,张学良不仅没有被派去抗日,反而被委任为西北剿共副总司令,负责攻打红军。张学良本想通过抗日洗刷“不抵抗将军”的污名,现在不仅无法实现,而且东北军和红军交手两次,两次大败,张的两个师被歼灭。蒋介石不但不给兵员补充,还把两个师的建制取消了。这使张学良疑心,蒋可能在一箭双雕:剿匪成功,红军被消灭;不成功的话,东北军被削弱,而蒋的中央军则保全实力,因此更对“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抵触。


张学良是在父亲被暗杀后匆促继承父业,成为东北军最高长官。他从小不爱读书,喜欢的是毒品、女人,他的知识水平,可能都不如那些上街游xing空喊抗日的学生,更谈不上对中国当时的国情认知到胡适那种水平;而且他对蒋介石的战略部署根本不知情(后来看到蒋的日记醒悟,说明原来他并不了解蒋不仅要抗日,有周密国防计划,而且还要重用他)。除此之外,张学良还有一个隐秘的动机,那就是利用兵谏逼蒋抗日之后,他就可以在西北联合红军和西北军而割据,不仅洗刷不抗日的污名,而且可与蒋分庭抗礼。


事变之后张向蒋提出的条件,不仅有停止剿共立即抗日,还有成立西北联军和西北抗日联合政府等政治要求。张学良所以提出这样的条款,是因为他在G*C*D人周恩来等秘密接触谈判中,周已表示要在西北建立以张学良的东北军为主、西北军和红军为辅的“三位一体”的西北联军,成立和南京中央政府分庭抗礼的“西北抗日联合政府”。据大陆新公布的史料,张学良在首次和周恩来密谈时,就给了“见面礼”两万大洋和20万法币,完全是按照土匪之间的规矩做的,显示张学良对G*C*D的性质根本缺乏了解,他把红军当成西北军一样的地方武装;而周恩来对张学良彬彬有礼,一口一个“张将军”地推崇,也使张学良产生红军和西北军都要推举他为“西北王”的幻想。


张学良当时已经看到回东北无望,因此联合红军和西北军建成“西北联军”,并成立以他为首的“西北抗日联合政府”,就可以得到苏联和斯大林的军事援助,而在西北割据和称王。当时东北军有近20万部队,西北军3万人,再加上经过长征剩下的2万红军,这支25万人的“西北联军”是蒋介石难以对付的。因此纽约州罗彻斯特理工大学中国历史教授朱永德在提交给西安的“西安事变60周年研讨会”论文中就置疑说,“张学良事先真的仍准备一旦蒋答应终止内战一同抗日就会将蒋释放?从今日的资料来看,当时的计划是在组织西北联军,发动西北大联合,筹划西北抗日联合政府。”


但张学良即使有这样的认知局限和隐秘动机,如果没有另两个条件,西安事变也不会发生:一个是他权倾一时。张学良从他的军阀父亲张作霖的所谓军事学校“讲武堂”一毕业,就被任命为旅长,那年他才19岁;而当年底就被晋升为陆军少将(全世界哪有这么个军事升级法的)。发动西安事变那年张学良才36岁,就已晋升为陆军一级上将,是除了蒋之外,全中国最高军事领袖;另一个是他的东北人性格,在纽约见到张学良聚谈那次,他描述自己说,“东北人有优点,但毛病也很多,鲁莽,好冲动,捅漏子,我正是这种性格,而且人家让我捅一个娄子,我一定捅俩。”这样的知识水平,这么大的军权,又加上这样的鲁莽性格,不出西安事变才怪了。




谁应该对西安事变负责?


西安事变是中国近代历史中最具戏剧性的事件,因为中国两千年历史,从没有过这种方式的兵谏。兵谏等同於军事政变,而政变不是取而代之,就是使最高领袖成为傀儡,因为无论从常识或逻辑上,在武力威逼下即使被捉者改变政见,一旦重获权力,绝不可能接受这种方式。


但张学良就是这样一个不按逻辑,不遵常识,不想后果做事的人。在捉蒋前的师军长会议上,他宣布要动手,众人无语,只有王以哲军长问“捉了之后怎麽办?”张学良回答,先捉了再说。这麽大的事怎麽可以先捉了再说?而在张决定陪蒋返南京时,部下劝阻,他又是先送他回去再说。天底下像张学良这样糊涂透顶、又获得这麽高军政领袖地位的,恐怕找不出第二个,这也是中国一绝。


著有《张学良侧写》一书的台湾作家郭冠英是张学良的崇拜者,和张“往来甚密”。但他也表示,张学良“是公子哥性格,没常性,做事冲动,毫无计划,与这种人共事,‘做他长官头痛,做他部下倒霉’…… 结果是‘害朋友,毁部属’。”(美国《世界日报》周刊1 996年12月29日)


但说张学良做事全无计划也不尽客观,大陆发表的史料已证实,在西安事变之前,张学良曾秘密和周恩来等G*C*D人见面会谈,提出“你们在外面逼,我在里面攻,内外夹攻,把蒋扭过来”的方案。据上述朱永德研究西安事变的论文,“张学良曾认真的要求加入G*C*D,如今共产国际否决他入党要求之文件也已刊出,足见张与G*C*D之间所有之关系已非寻常。”因此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 等待来自莫斯科的是赞扬和无尽的军 事援助。”这位在论文中一口一个“毛主席、周总理”的中国历史教授也承认,当时张学良认为捉蒋、联合红军,苏联就会高兴,给予军援。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评价张学良是“小事精明,大事糊涂”。张学良在纽约聚谈时则评价蒋介石“有大略无雄才”。当年之所以发生西安事变,张学良当然应负主要责任,但这也和蒋介石“没有雄才”相当有关。


东北不抵抗是蒋、张共识,由张一个人担负“不抵抗将军”污名,蒋不但不予安慰,还派悲壮地唱着“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的东北军去剿共,损兵折将又不补充,怎能不让张学良不满生疑。张学良几次向蒋提出抗日,蒋从不透露他的长远抗战计划(不告诉别人,起码该告诉一下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张学良吧),还像对儿女一样训斥他“等我死了你再抗日!”“你给我好好读书!”当手下特务告知西安可能有变让蒋尽快离开时,蒋竟自信满满地说“他敢!”连宋美龄后来都批评丈夫“不知安抚,刺激生变”。


第六,张学良为何近一生被囚禁?


张学良陪同蒋介石抵达南京后,受到军法审判,以“劫持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但第二年张学良就获特赦,随后被长期“管束”,实则幽禁,直到蒋家父子去世、李登辉担任总统时才获得完全的自由。


西安事变,不仅使蒋介石丧失颜面,还有政府高官及蒋的几乎全部卫士被打死。从蒋介石的角度,这种行为显然于国民政府之法律、于中国文化之伦理、于长官下属关系之情理,都完全不容。因而当时军法审判张学良,获得国人支持。傅斯年等知识份子当时还提出“对张惩处极刑”。


但蒋介石为人诟病的是,他不是使用法律手段,而是使用“私刑”,特赦后一直不释放,终生软禁张学良。如果蒋介石认为张学良触犯法律构成死罪或终生坐监罪,应该当时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而不应以家法代替国法,视法律为儿戏。


有人替蒋介石辩护说,当时如果释放张学良,他和东北军就可能成为G*C*D的力量;而在去了台湾之后给张学良自由,他就可能像李宗仁那样寻机投共,成为攻击和统战台湾的力量。但这些辩护仍是侧重策略层面,而不是以法律为准绳;而且都是以假设的可能来剥夺一个在法律意义上已无罪的人的自由。


蒋介石处置杨虎城的方式更是用私刑,秘密逮捕后,不予审判,长期关押,最后撤离大陆时在狱中把杨虎城和他的幼儿杨拯中处决。而且杨的秘书宋绮云全家也是关押多年后被处决,即使宋的孩子(大陆《红岩》一书中“小萝卜头”的原型)也被杀死。如果说杨及秘书是G*C*D人该处决(也应通过法律审判),但两个不到10岁的孩子有什么罪?这完全是封建皇帝那种“满门抄斩”的做法。


有意思的是,张学良到死都不怪罪蒋介石长期软禁他。在纽约聚谈时,张学良说,“我几十年失去自由是应该的。如果我是蒋介石,我会枪毙了张学良,因为这是背叛啊!但蒋先生让我活下来,这是蒋先生的宽大。我一生最痛苦的事是蒋先生杀了杨虎城,因为应该杀的是我。”


张学良接著还提到,他父亲张作霖曾耳提面命,训诫“做军人要置生死于度外,要把脑袋挂在裤腰带上,对此,学良一生不敢有忘,早把生死视同平常。军人叛变是死罪,但我却活了下来。40年失去自由是公平的。 ”



本文内容于 2010/12/13 23:14:13 被小编a7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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