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有谁征收过资产税?

上一篇 / 下一篇 2010-12-10 14:07:36


吴晓波/文

今年以来,关于要不要征收房产税,社会舆论已经争论得面红耳赤了,到我写这篇专栏的时候,还没有尘埃落定。中国的治国者是全世界最懂得运用税收工具的人,所以我们喜欢对着他们高呼“万岁(税)”。于是,有读者问,在中国历史上到底有没有人征过类似的税收?我说,有的,两回,结果好象都不太妙。


房产税是资产税的一种。第一个提出征收的,是伟大的汉武帝。


公元前119年,卫青、霍去病与匈奴主力再次决战,与此同时,山东(太行山以东)发生重大水灾,七十余万饥民无以为生,到处流亡。在军费大增和紧急救灾在双重压力下,桑弘羊和张汤向武帝提议,向全国有产者征收资产税,是为“算缗”。根据颁布的“算缗令”,凡属工商业主、高利贷者、囤积商等,不论有无“市籍”,都要据实向政府呈报自己的财产数字,并规定凡二缗(一缗为一千钱)抽取一算,即两百文。而一般小手工业者,则每四缗抽取一算。


“算缗令”颁布后,有产者大多不愿主动申报,出现了“富豪皆争匿财”的景象。武帝为此还树立了一个“爱国商人”的典型,此人名叫卜式。


卜式是一个经营畜牧业发家的洛阳商人。最初他只有羊百余头,十几年间,增殖十倍,置买田宅,成为豪富。早在汉与匈奴开战之后,卜式慨然上书,自愿捐出家财的一半,输作边用。武帝颇为惊异,派遣使者问卜式:“你是想当官吗?”卜式回答道:“我从小就是一个放羊的,不懂当官,不愿意。”使者又问:“那么你是有什么冤情,需要朝廷来替出洗清吗?”卜式答:“我平生与人没有什么争执,乡里关系和谐,没有冤情。”使者又问:“那么既然这样,你到底想要得到什么?”卜式说,“天子讨伐匈奴,国民自当有力的出力,有钱的出钱,只有这样,匈奴才可被灭。”


后来,卜式几次要求把自己的财产捐给国家(“数求入财以助县官”)。到了“算缗令”公布的这一年,卜式又向朝廷捐出二十万钱,以济国家之急。武帝听到后,当即对他特别嘉许,拜为中郎,赐爵左庶长,田十顷,同时布告天下,以示百姓。后来还让他当上了仅次于丞相之位的御史大夫。


尽管有卜式这样的例子,然而榜样的力量却很有限,商贾们仍然无动于衷。于是,武帝只好使出了强硬的招数,公元前117年,颁布“告缗令”,其内容就是鼓励举报,按规定,有敢于告发的人,政府赏给他没收财产的一半。


这个“告缗令”等同发动了一场“挑动群众告发群众”的“人民战争”,此令一出,几乎所有的中产以上的家庭全数被举报,社会秩序顿时大乱。朝廷内部对这一法令颇多非议,武帝不惜用杀戮的办法来对付所有的反对者,时任长安行政长官(右内史)义纵不愿严格执行“告缗令”,借口告缗的人都是乱民,要加以搜捕,武帝大怒,将他处以死刑。时任大农令颜异也对这一政策也持不同意见,最后以“腹诽”的罪名被处死――肚子里叽咕几声就要被抓起来杀头,这是国史中的第一起,当然后来这就变得很平常了。武帝委派张汤、杨可、杜式等酷吏严格落实“告缗令”。


这场举报运动持续推行三年之后,“告缗遍天下”,中等以上的商贾之家,大都被告发抄产,政府没收了难以数计的民间财产以及成千上万的奴婢。在民间集体破产的同时,国库为之一饱。


“算缗令”和“告缗令”在后世臭名昭著,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很少有人再敢尝试。不过过了将近一千年,又有一位英武皇帝重新把他捡起来。


公元779年,那是中唐时期,37岁的李适即位,是为德宗。当时帝国刚刚经历了安史之乱,地方藩镇力量雄厚,德宗想要彻底割掉藩镇割据这颗大毒瘤。此皇帝是一个少年英雄,二十岁时就被父皇任命为天下兵马元帅,在前线与安史叛军决一死战。平叛之后,李适因功拜为尚书令,和名将郭子仪、李光弼等八人一起被赐铁券、图形凌烟阁。


要削藩就要有钱,于是,德宗决定学习汉武帝。公元783年,朝廷宣布征收两个新的税种,分别是“税间架”和“除陌钱”。


所谓“税间架”,实际上就是房产税,规定每栋房屋以两根横梁的宽度为“一间”,上等房屋每年每间征税二千,中等一千,下等五百;税务官员拿着纸笔算盘挨家挨户实地勘算;若有瞒报者,每隐瞒一间杖打六十。而“除陌钱”则相当于交易税,无论公私馈赠还是各种商业收入,每缗征税五十钱;若是以物易物,亦当折合时价按照相同税率征收;隐瞒一百钱的,杖打六十、罚钱两千。


为了足额征收,朝廷还出台了举报有奖的政策,凡举报“税间架”的,赏钱五十缗,举报“除陌钱”的,赏钱十缗。这一制度无疑是从“算缗令”和“告缗令”脱胎而来的,推行之后,民间怨声载道。中唐之后帝国辉煌不再,其很大的原因是,治国者改变了盛唐时期――从唐太宗到唐玄宗――所推行的轻赋简政政策,税收越来越重,以致于扼杀了民间的活力。


古代的故事讲完了。它们与当今该不该征房产税好象没有什么关系,我想讲的意思其实就一个:作为一个老百姓,最希望的事情当然是少征税,或让财政的支出更加的透明化和公平化。最后告诉大家一个数据,到2010年为至,中央及各级政府征收的税收、土地收入以及国营企业的利润总额已经超过了12万亿元,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这个比例是中国历代最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