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的力量—北狩蚀日(2010年版) 楔子 楔子:平成维新(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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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今天开始要严密监控以黎巴嫩为中心的中东地区往来于日本列岛的所有航班、货轮以及邮件!都听清楚了吗?”座落于日本东京皇宫附近霞关的日本公安调查厅总部之内,身为长官的小松重威此刻正面对着自己面前通过先进的视频系统聚集一堂的调查一部、调查二部及遍布日本的各分支机构的主要负责人大声的命令道。

一向自诩为东亚民主政治楷模的日本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却是不可不扣的警察国家。即便是被称为日本历史上最为开明的“大正德谟克拉西”(注3)时代,为了箝制民众的思想,日本警视厅也在总监官房高等课中分离出了所谓的“特高课”。1915年更颁布了恶名昭彰的“治安维持法”,赋予“特高课”警察以高度的政治性,直属内务省警保局保安课长指挥,在国家的名义下,将对人民的监控予以正当化。

二战结束之后,尽管全权接管日本列岛的美国军方曾一度以清理军国主义思想残余的名义解散了日本的秘密警察组织。但是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担心日本本土也遭到共产主义思潮冲击的美国政府还是祭起了“特务统治”的法宝,在日本国内成立了“法务厅特别审查局”展开了规模空前“赤狩”(即逮捕日本国内有共产主义倾向的民主人士)。

今天的日本公安调查厅可以说与当年的“法务厅特别审查局”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不过名义上除了负责调查监视日本共产党和工会等团体并负责对中国、俄罗斯和朝鲜等国情报工作的调查一部之外,今天的日本公安调查厅还设有负责调查监视在日本的外国人的犯罪活动及日本右翼分子的调查二部。

不过随着日本战后政坛的纷乱局势,原先肩负着是对内进行侦察、控制、监视国内持不同政见人士和团体;对外负责搜集反间谍、监视外侨,特别是中、朝侨民的日本公安调查厅实际上已经成为了替政客解决“麻烦”的私人武装。其工作除了驱逐环保人士,为政客掩丑一类的粗活之外。还有便是利用那种突发事件来转移民众视线。

而这一次在日本全国范围对来自中东地区旅客的“强化治安”行动事实上也是来自于日本政坛元老的授意。在对日本公安调查厅所属的2个调查部和全各地的分支机构完成了相关部署之后。身为长官的小松重威立刻拨通了外务省藤原贞敏子小姐的电话。“小松长官的效率真是令人钦佩啊!”在简单的介绍完了自己的工作之后,电话那头立即传来了藤原贞敏子银铃般的笑声。

“那里!那里!要不是藤原小姐第一时间带回了赤军再起的情报,我这一次可是会有大麻烦的呀!所以我想在合适的时候用私人的方式向藤原小姐表示一下谢意!”听到藤原贞敏子那妩媚的笑声,小松重威感到自己全身的骨骼都仿佛瞬间要溶化掉了一下。语气之中不免当即显露出日本男人所特有的轻浮来。“那我就却之不恭了!”电话那头的藤原贞敏子竟然没有丝毫推脱的意思。这一点更令已经吃了多次闭门羹的小松重威欣喜若狂。

放下了与小松重威的电话,藤原贞敏子又拿起了自己手边的那张表格上,在日本公安调查厅的位置上打了一个鲜红的勾。回到了日本之后,藤原贞敏子表面上依旧是日本外务省的职员。和大多数日本政府的“贵N代”一样。在历任了欧洲局的日本驻法国文化参赞和中南美局的日本驻巴拉圭大使之后,藤原贞敏子将有资本进入日本外务省的高层,如果不出什么意外的话,她很机会出任外务省最重要的亚洲和大洋洲局的副局长,为成为外相积蓄经验和人脉。

但是理应正在休假之中的藤原贞敏子此刻却并不清闲,短短一天的时间在位于日本京都的祖宅之中,藤原贞敏子便调动了自己所有的人脉和关系。调动了包括日本警察厅、公安调查厅、外务省国际情报统括官乃至日本最高级别的情报机关—内阁情报调查室等各方面的力量。而即便是如此如临大敌的全面动作,藤原贞敏子还是依旧无法放心。除了她所面对的对手已经处心积虑、积蓄了太过于强大的力量之外,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在目前的情况下她还无法了解日本国内真正可以左右大局发展的一支力量—自卫队的态度。

“赤军”、“草雉剑”、“重信房子”、“自卫队”藤原贞敏子伸出自己的芊芊玉指拿起笔在自己面前的纸上写下了这四个表面上互不相关的名词。对于日本赤军的历史,藤原贞敏子并不陌生。事实上这股曾经活跃于日本国内乃至全世界舞台之上的左翼激进势力也是她来到日本的主要原因。日本赤军最早出现于上个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其直接的诱导因素是20世纪60年代席卷全世界的学生运动。

如果从太空中遥望20世纪60年代的地球,整个蔚蓝色的星球之上几乎所有被海洋所包围的陆地都被被红色的革命热情所覆盖。从西方世界的美国、法国、德国、英国,到社会主义阵营的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再到南美洲大陆的阿根廷、智利等国家。几乎到处都是人头攒动的青年,高举着旗子、挥洒着汗水与热血、表达着愤怒和反叛,在的大地之上游走。

这种前所未有的极端思潮的出现,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既有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的“婴儿潮”和“人口爆炸”以及世界各国经济的急速发展、生活方式的改变。也有越南战争和冷战两大阵营之间意识形态相互渗透的直接影响。但是在藤原贞敏子眼中任何一个政府机能健全的国家内部出现大范围的学生运动其背后必然存在着政治势力的推手。而这一点在日本也不例外。20世纪60年代末的日本学生运动的主流思潮是清算战前军国主义教育余毒、反战、反对“美日安保条约”签订(当然也有反对学费上涨这个比较直接的主题)。如果仅从表面上来看鼓动当时的日本学生走向与政府对抗的力量似乎应该来自于以日本共产党为首的左翼势力。

但事实上随着藤原贞敏子来到日本并进入“菊之社”组织的高层,“日本赤军”崛起的真相却令她在第一时间几乎瞠目结舌。真正在幕后不断支持日本学生运动和后来的“日本赤军”的力量竟是日本皇室。这个答案尽管令人匪夷所思。但真正细究起来却并非全无道理。随着太平洋战争的惨败,曾经在明治维新后乾纲独断的日本皇室被美国占领军架空成了傀儡。连最后一丝“君权神授”的画皮都被麦克阿瑟撕落在地。在这样的情况下,日本皇室要想东山再起除了利用民间盲从而冲动的青年几乎再无第二条道路可走。

理论上日本国内还有一些心怀“尊王攘夷”的极端右翼,但是在美国占领军的长期扫荡和华盛顿一手扶持的现代化政党体制的拉拢之下。右翼的力量在20世纪60年代根本形不成气候。在这样的情况下,日本皇室惟有秘密支持与自己的理念几乎背道而驰的日本左翼势力。当然按照藤原贞敏子后来所阅读的一些“菊之社”当年的绝密资料,事实上“日本皇室”扶植国内的左翼势力除了向美国占领军和日本国内那些对着美国人摇尾乞怜的政客施压之外还有着精明的外部算计。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被美国强大工业实力碾压到死的日本,国内的有识之士早已提出日本在未来要想摆脱美国的控制必须寻求外部力量的支援。而放眼全球可以与华盛顿一较高下的似乎只有莫斯科主导之下的铁幕帝国。但是斯拉夫人贪婪成性,曾在远东与之周旋多年的日本人自然不会犯与虎谋皮的错误。而一场近在咫尺的朝鲜战争却令日本看到了新的希望。

在当时的日本眼中,日益崛起的崭新中国已经成为了东亚地区无可取代的主导力量。尽管在朝鲜战争中,中国还要假苏联的一臂之力。但是可以想见加以时日中国必定会成为北拒苏俄,东抗美帝的亚洲中心。而关于与未来强大的中国之间的关系,事实上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日本国内便分成了泾渭分明的两股势力。

根据“菊之社”内部的称谓其中一股被称为“遣唐派”。在“遣唐派”眼中未来的中国在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沉沦之后必然将再度雄起,成为象盛唐那样的亚洲霸主乃至世界中心,而日本在走过50年的辉煌和战争的消耗后仍需要相当一段时间的雌伏。在此消彼长的情况下,日本不如仿效“奈良”和“平安”时代那样向中国输诚,依附于中国所建立的东亚新秩序之下。先借助中国的力量驱逐美国加之于日本列岛的影响和桎梏。再通过贸易、科技和文化的交流,重新走向兴盛和富强。

与“遣唐派”相对的则是“抗元派”。“抗元派”并不否认中国的再度崛起。但是在他们看来,中国的强盛所带来的将会为东亚带来一个富有攻击性的地区霸主。未来的中国将会象忽必烈时代的蒙元那样对四邻用兵,而首当其冲的必然是一衣带水的日本。在这样的情况下,但凭日本的力量将无力与之正面抗衡。必须借助美国的力量。不过“抗元派”也不主张日本处处受制于美国,完全将列岛的沉浮交由华盛顿来操控。毕竟在国家利益面前,所有的纸面同盟和甜言蜜语都靠不住。

“遣唐派”和“抗元派”虽然立场不同,但是在手段上却是相近的。他们认为鼓动日本各阶层之中最为激进的学生在国内制造混乱,既有利于向美国展示“大和民族”的力量,同时也可以声援当时与美、苏同时交恶的中国。也正因如此在日本国内的学潮慢慢陷入低落的情况下,更为激进的日本赤军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准确地说,日本赤军共分为“赤军派”,“联合赤军”和“日本赤军”三大派系。而其中“赤军派”和“联合赤军”用“菊之社”的话说都是失败的“调试品”(试验品)。毕竟“菊之社”需要的不是在日本国内制造混乱的革命者。而是可以在全世界范围内张扬日本旗帜的国际恐怖分子集团。在这个方面又被称为“阿拉伯赤军”的“日本赤军”显然最符合“菊之社”的期许。也正因如此活跃于中东地区的“日本赤军”的政治生命要比另两支同宗兄弟长的多。

在令“日本赤军”一战成名的以色列特拉维夫的罗德机场(今天的本.古里安机场)袭击事件中,3名来自日本的恐怖分子用捷克制V-58型冲锋枪和手榴弹杀伤了100名无辜民众。日本政府为此轻松的获得了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好感,乃至于在1973年的第一次石油危机中轻松过关。甚至连第一次海湾战争中,日本政府仍可以借助“日本赤军”的能量从伊拉克接回被萨达姆扣为人肉盾牌的日本侨民。

不过连参与以色列特拉维夫袭击事件的“日本赤军”成员中唯一的幸存者—冈本公三也无法解释自己千里迢迢的来中东趟浑水的原因。只能在以色列的军事法庭上陈述动机时说:“作为日本人当然应该回日本闹革命,但我认为世界革命应该在全世界发起,不应该有地域性特点。”如此草荐人名的说法,背后是日本“菊之社”在中东地区的广泛投资和培植势力。在日本看来正处于战乱之中的中东地区正是避开美、苏两大势力的包夹,扩充自身军事势力的理想平台。

即使是在“日本赤军”最活跃的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他们在中东地区也没有再独立实施恐怖袭击。显然在“菊之社”看来在以色列首都特拉维夫的行动已经获取了不擅长权谋的阿拉伯人足够的信任。君不按在阿拉伯世界,屠杀平民的那三个日本已经成为了英雄。那年出生的阿拉伯男孩,据说有相当多人的名字叫“OKUDAIRA”,就为了纪念那位为阿拉伯人牺牲了的日本人奥平刚士。阿拉伯人也没有忘记被捕的冈本公三。马以谈判,无论是秘密的还是公开的,巴勒斯坦人要求以色列人释放的名单中,第一名始终是“冈本公三”。再继续独立在中东发动恐怖袭击非但起不到“锦上添花”的效果,反而会导致以色列的报复。

因此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日本赤军”的攻击目标开始转向了东南亚,而这一个时间段恰恰是日本企业大规模“南进”与日益崛起的东南亚四小龙争夺当地市场的关键节点。“日本赤军”在那场商战的背后为那些被称为“日本经济师团”的株式会社提供了多大的助力或许永远是一个谜。

随着中东局势的缓和以及日本在东南亚市场的稳固。“日本赤军”对于“菊之社”的利用价值开始逐渐衰竭。而作为“日本赤军”最高领导人的重信房子个人权力欲望的膨胀和失控更令“菊之社”不得不作出了弃子的选择。1987年丸冈修和泉水博的先后被捕背后都有“菊之社”的操控,但这种打击更多的是为了清洗“日本赤军”中重信房子的个人势力,并非将“日本赤军”连根拔起。而在“菊之社”内部的“草雉剑”系统接管了“日本赤军”的领导权后,这支逐渐淡出世人视野的国际恐怖组织集团变得更加危险。他们已经不再甘心成为日本政府的影子兵团,这一次他们要作的是“平成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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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3:德谟克拉西源于希腊字"demos",意为人民。其定义为:在一定的阶级范围内,按照平等和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来共同管理国家事务的国家制度。“大正德谟克拉西”指的是日本大正天皇在位的时期(1912—1926年)民主主义风潮席卷文化的各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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