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生义和团的真正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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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义和团的起因当时的外国传教士,大多数都是列强治外法权下的特权阶级和地头蛇,这些人又大量招揽地方上的痞子恶棍和刑事犯罪分子入教成为教民,即二毛子是也。外国传教士们包揽词讼,私设刑庭,甚至于向商贾收税。这些人凭借教会司法特权,凌驾官府,欺男霸女,为祸乡里,无恶不做,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邪教和黑恶集团.当时种种民教冲突,根本不是因为什么中国人的“愚昧”。不是什么“思想冲突”、“文化冲突”。而是集中在讹诈钱财、霸占人妻、夺人产业、钱财纠纷等涉及实际利益的司法冲突上。受到欺压的中国民众,在投诉无门的情况下,为了维护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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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团的起因是什么?是因为,当时的外国传教士,大多数都是列强治外法权下的特权阶级和地头蛇,这些人又大量招揽地方上的痞子恶棍和刑事犯罪分子入教成为教民,即"二毛子"是也。外国传教士们包揽词讼,私设刑庭,甚至于向商贾收税。这些人凭借教会司法特权,凌驾官府,欺男霸女,为祸乡里,无恶不做,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邪教和黑恶集团.当时种种民教冲突,根本不是因为什么中国人的“愚昧”。不是什么“思想冲突”、“文化冲突”。而是集中在讹诈钱财、霸占人妻、夺人产业、钱财纠纷等涉及实际利益的司法冲突上。受到欺压的中国民众,在投诉无门的情况下,为了维护自己的身家性命和现实权益奋起反教,酿成了一桩桩的民教冲突。义和团即为此类事件的集体爆发。


蔡元培:“庚子,北京有义和团之变。义和团之起因,一方为北方人对于天主教徒压迫的反抗,一方是满洲保守党对戊戌政变的反动。历年教案,地方官常受严重处分,畏教士如虎;倘有教徒与非教徒争执的案,经教士请托,教徒没有不胜的。于是非教徒嫉教士,常想有报复的机会。”


郑观应:“莠民以教为护符。尝闻作奸犯科,讹诈乡愚,欺凌孤弱,占人妻,侵人产,负租项,欠钱粮,包揽官事,击毙平民,种种妄为,擢发难数。”。


郭嵩焘:“天主教以护教为名,恃其权利,以纵庇之。于是作奸犯科,一依教堂为抗官之具。至有身犯重罪入教以求庇者,有与人为仇依附教士以逞其毒者。府、县、厅、镇凡建天主堂者,地方则不得安其生。”。


曾国藩:“教士不问是非,曲庇教民;领事亦不问是非,曲庇教士。遇有民教争斗,平民恒曲,教民恒胜,教民势焰愈横,平民愤郁愈甚。郁极必发,则聚众而群思一逞。”。


张汝梅:“一经入教,遂以教士为护符,凌轢乡党,欺侮平民,睚此之仇辄寻报复。往往造言倾陷,或谓某人毁谤洋教,或指某人系大刀会匪,教士不察虚实,遂欲怵以兵威。不知教士之势愈张,则平民之愤愈甚”。


袁世凯:“东省民教积不相能,推究本源,实由地方州县各官,平时为传教洋人挟制……往往抑制良民……而教民转得借官吏之势力,肆其欺凌,良民上诉亦难伸理。积怨成仇,有由然也。”

英国人宓克《支那教案论》:“中人所恶,绝不在教,而所恶之实,正当于教会、教士中寻之”。


教案举例:


酉阳教案:


法国传教士邓司铎、李国等在当地传教。当地一居民何大发不愿入教,教民刘明钊等数十人即血洗何家,杀死何父等20余人。事件发生后,法国教堂加以庇护,传教士竟至将绑赴刑场的一教民劫至堂内包庇起来,官府无可奈何。张佩超等率领民众焚毁教堂及教民房屋,杀死教士玛弼乐。


陕西宁强燕子砭教案


1898年郭西德到燕子砭地区传教,他欺压百姓,霸占田产,强迫捐献,掠夺财富,生活淫荡,无恶不作。为了扩充教会势力,郭不仅大量拉拢吸收当地恶霸、地痞、流氓之流入教,还强行霸占临近土地和民房建教堂,并强迫教民给教会交租、服差役。郭西德还规定教民之女出嫁前必须到教堂去“领洗”,犹如西欧中世纪的“初夜权”一样,凡去者,皆遭他蹂躏奸污。当地教徒潘长富、郑干仁、举人杨海等人的妻子在出嫁时均遭郭西德的奸污。1898年,燕子砭一带遭到特大水灾,清政府拨出一批赈灾款,委派天主教汉中教区拔士林主教进行救济,拔士林购买粮盐等物品后送燕子砭交郭西德向灾民发放,郭却借机放高利贷,收买农民土地,并以入教者可多得救济粮来劝民入教。1900年夏,年景稍有好转,郭西德及其爪牙李占鰲等就为收回借贷,放纵一些无赖教徒在农民田地里抢收小麦、豌豆。当地村民姜凤翔对教会及教士的劣迹十分痛恨,便在教堂墙上写了几句骂教士的话,郭就勾结地方官,硬逼姜把15岁的女儿送到教堂去做“修女”。在郭西德的长期奴役下,燕子砭地区广大群众终于在光绪二十六年某日傍晚,自发地组织起来,将罪恶累累的郭西德杀死,百姓闻之大快人心。


义和团的发源地山东冠县教案


同治八年(1867年),在法国传教士梁司铎的指使下,冠县梨园屯教民拆毁玉皇庙修建教堂,引起村民的不满,激发起旷日持久的民教之争。光绪十三年(1887年),法国公使、山东公使、山东主教数次出面干涉,然均未达到在玉皇庙基地上建立教堂的目的,他们当然不会善罢甘休,仍时时伺机挑衅。光绪十七年(1891年),清廷慑于列强的武力胁迫,颁布了严禁焚毁教堂、保护教民的上谕,大大助长了教会侵略势力的气焰。“这谕旨的发布,在义和拳活动的重要发源地之一便直接导致了冲突之火的再燃”。法国公使利用这一时机,勒令东昌知府洪用舟于光绪十八年(1892年)初将玉皇庙判给教民,改建天主堂。这一不公正而又伤害村民传统信仰的做法,激起了梨园屯人民的义愤,纷纷前往教堂与教民理论。无所忌惮的教民四处“扬言必须将控争之人按名拿究,方肯干休”,并施放洋枪,引起械斗。教会夺得玉皇庙,教民在教士的怂恿下,又到处寻衅滋事,扬言教会势力大,教外之人岂敢敌视。教士、教民恶意的明显的挑衅行为激起了民众的极大怒火,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二月,该地民众首领阎书勤、赵三多举兵起义,拆毁各地教堂,伤毙教士、教民多人。


湖南衡州教案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随著八国联军侵华声势的逼近,衡州的传教士更加横行霸道,肆意妄为。城北门外的法国天主教堂借口扩充教堂,培植果园,企图霸占江东岸一带的淤洲。他们贿赂县官,纵容地痞流氓,勒令当地农民、船户数百人限期迁徙。传教士董哲西等竟以“妨障宣讲、侮渎圣母”的罪名,将前往教堂交涉的居民代表十余人捆送县衙治罪。群众愤恨万分,隐忍待发。6月底,传教士董哲西引诱衡阳署钱漕马迪庵家中妇女入教,前往江东岸僻静处洗沐。群众益增反感。然当江东岸不愿迁徙的居民100余人被捕的消息传出后,愤怒的群众即齐向董哲西所在黄沙湾天主教堂挺进,打死了董哲西,焚烧了教堂,后又将企图逼勒地方官加以弹压报复的外国传教士范怀德、安守仁杀死。


陈独秀先生对义和团曾经有过这样的评价:“我国民要想除去现在及将来国耻的纪念碑,必须要叫义和拳不再发生;要想义和拳不再发生,非将制造义和拳的种种原因完全消灭不可”。


他说的是对的。义和团事件,本身是个悲剧,不应该发生。但是必须弄清楚,这个悲剧是洋人和满清的压迫,是司法的不公正造成的。 “制造义和拳的原因”,正在于此。


倒是义和团的反抗,也算是狠狠的教训了洋教会一把。让他们心惊肉跳,从此收敛。


所以蔡元培先生评论说:“但自此以后,教徒压迫良民之事为之减少,而列强对于中华民族之有此等对抗力,瓜分的论调,也渐守缄默,不能不说是不幸中之小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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