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位女大学校长与“女师大风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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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位女大学校长与“女师大风潮”

到达美国后,杨荫榆曾任留美中国学生会会长、留美中国教育会会长,并与杜威、孟禄等接触频繁,深受大师们的熏陶。1922年,杨荫榆取得哥伦比亚大学教育专业硕士学位后,回国继续任教。1924年2月,她受教育部委任,接替许寿裳任女高师的校长。同年,女高师改名为“国立女子师范大学”,杨荫榆成为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位女大学校长。 刘和珍君

杨荫榆在国外受着欧风美雨的熏陶,对中国的了解远远落后了。经过辛亥革命,特别是五四运动洗礼的国人尤其是学生对专制、独裁与黑暗充满了厌恶和唾弃,对自由、民主充满了渴望。年轻学子们就像当年勇于退婚的杨荫榆一样,对社会的不公与黑暗充满了战斗的精神,他们勇于挑战权威,不怕压制。杨荫榆把从西方学来的那一套教育理论,不加甄别地运用到中国来,在当时政治黑暗、国家动荡不安的中国,是不可能行得通的。 作为大学校长的杨荫榆,强调秩序、学风,强调学校犹如家庭,需要一个稳定的局面。她曾在一篇文章中宣称:“窃念好教育为国民之母,本校则是国民之母之母。”所以被学生讽为“国民之母之母之婆”。她要求学生只管读书,不要参加过问政治活动,把学生的爱国行为一律斥为“学风不正”,横加阻挠。在校务方面,作为女强人的她则免不了独断专行、处事不公的事情。这样就必然造成激起公愤的后果。 1924年秋季开学之际,由于南方发大水以及受江浙战争的影响,部分学生回校耽误了一两个月左右的时间,没有按时报到。杨荫榆决定进行整顿校风。她在学生回来以后制定了一个校规,说凡是逾期返校的都要开除。但在处理具体学生时,却没有做到公正、公平。她严厉处置了平时不听话的国文系3名学生,要求她们退学,而对于和自己关系较好的学生却放过不问。这一显失公平的做法引起了女校学生和教职工的严重不满,女师大驱杨风潮由此爆发。 1925年1月,女师大学生自治会向杨荫榆递交了要她去职的宣言,并派代表前去教育部申述杨荫榆任校长以来的种种黑暗情况,请求教育部撤换校长。4月,章士钊以司法总长兼任教育总长后,强调“整顿学风”,公开支持杨荫榆。5月7日,杨荫榆以“国耻纪念日”的名义举行演讲会,她作为主席登台,却被全场学生的嘘声所赶走。5月9日,杨荫榆即借校评议会名义开除刘和珍、许广平等6名学生自治会成员。11日,女师大学生召开紧急大会,决定驱逐杨荫榆,并出版《驱杨运动特刊》。27日,鲁迅、钱玄同等7人联名在《京报》上发表《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表示坚决支持学生。 几天后,五卅运动爆发,女师大学生组织“沪案后援会”,支援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7月底杨荫榆借口暑假整修宿舍,叫来警察强迫学生搬出学校。8月1日,她又领军警入校,殴打学生,截断电话线,关闭伙房,强行解散入学预科甲、乙两部等4个班。8月10日,教育部下令停办女师大,另成立国立女子大学。22日,坚守女师大的学生骨干刘和珍、许广平等13人被教育部派出的打手打伤,拖出校门。 在女师大风潮中,引人注目的是,以鲁迅为首,以女师大国文系教员为主的周作人、沈尹默、马裕藻等站在受处分学生一边,与杨荫榆和支持她的教育部进行了对抗。鲁迅甚至因此被开除了教育部的职位。 鲁迅写了大量的文章,对杨荫榆、章士钊等人的所作所为给予了强力的批判。在这些文章中,鲁迅多次提及杨荫榆,对她的所作所为给予冷嘲热讽,就如后来人们所知道的,杨荫榆之所以能够出名,不是因为她早年大胆的抗婚之举,也不是因为她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第一位女大学校长,而是因为女师大风潮——更准确地说,是因为鲁迅对她在女师大的所作所为进行的讥讽嘲骂。 在一篇名叫《寡妇主义》文章中,鲁迅写道:“在寡妇或拟寡妇所办的学校里,正当的青年是不能生活的。青年应当天真烂漫,非如她们的阴沉,她们却以为中邪了;青年应当有朝气,敢作为,非如她们那们萎缩,她们却以为是不安本分了,都有罪。只有极和她们相宜,——说得冠冕一点罢,就是极其‘婉顺’的,以她们为师法,使眼光呆滞,面肌固定,在学校所化定的阴森的家庭里屏息而行,这才能敷衍到毕业;……”在《忽然想到》中鲁迅写道:“我还记得中国的女子是怎样被压制,有时简直并非而不如。现在托了洋鬼子学说的福,似乎有些解放了。但她一得到可以逞威的地位如校长之类,不就雇佣了‘捋袖擦拳’的打手似的男人,来威胁毫无武力的同性的同学们么?”(见《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杨荫榆这样一位曾经两次出国留学、受过现代教育的知识女性成为时代落伍者甚至站在时代对立面的呢?对此,杨绛先生在《回忆我的姑母》一文中对此解答道:“她留美回国,做了女师大的校长,大约也自信能有所作为。可是她多年在国外埋头苦读,没看见国内的革命潮流;她不能理解当前的时势,她也没看清自己所处的地位。”杨绛先生的这一论述是十分中肯的。 杨荫榆在学潮问题上逆流而动,最终葬送了自己的事业前程。女师大风潮之后,迫于舆论,她不得不辞去自己奋斗半生得到的位置。

1925年冬,杨荫榆回到苏州的兄长家。此后10多年,杨荫榆先后在苏州女师、东吴大学等校任教。30年代中期,她还创办了一所女子补习学校——“二乐女子学术研究社”。

1937年抗战爆发后不久,苏州陷落。侵华日军要杨荫榆出任伪职,遭到她的严词拒绝。杨荫榆面对日军在苏州烧杀抢掠的暴行,曾几次到日军司令部提出抗议。杨绛对此回忆道:“三姑母住在盘门,四邻是小户人家,都深受敌军的蹂躏。据那里的传闻,三姑母不止一次跑去见日本军官,责备他纵容部下奸淫掳掠。军官就勒令他部下的兵退还他们从三姑母四邻抢到的财物。街坊上的妇女怕日本兵挨户找‘花姑娘’,都躲到三姑母家里去。一九三八年一月一日,两个日本兵到三姑母家去,不知用什么话哄她出门,走到一座桥顶上,一个兵就向她开一枪,另一个就把她抛入河里。他们发现三姑母还在游泳,就连发几枪,见河水泛红,才扬长而去。邻近为她造房子的一个木工把水里捞出来的遗体入殓。棺木太薄,不管用,家属领尸的时候,已不能更换棺材,也没有现成的特大棺材可以套在外面,只好赶紧在棺外加钉一层厚厚的木板。”“……我看见母亲的棺材后面跟着三姑母的奇模怪样的棺材,那些木板是仓促间合上的,来不及刨光,也不能上漆。那具棺材,好像象征了三姑母坎坷别扭的一辈子。”(见杨绛《回忆我的姑母》)

综观杨荫榆的一生,可以说是一个复杂的女子。她挣扎出不幸的婚姻,走出封建家庭,通过半生的奋斗,获得了事业的成功,成为中国的第一位女大学校长。她一生服务于女子教育,曾经赢得学生的尊敬和爱戴,但后来被自己的学生所抛弃。在女师大风潮中,杨荫榆在理念付之于实践的过程中,和中国实际的脱节,于是一切都走了样。在她的晚年,她给自己的一生画了一个壮烈的句号,为自己人生作了最后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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