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揭示历史的真相---- 皇帝越昏庸,王朝的统治就越安稳(修较补充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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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昏君利国利民


一、治与乱循环的怪圈


在错谬的传统教育之下,很多人都相信,历朝历代的兴亡,都与君主的英明与否息息相关。如果帝国多出几个明君,体恤百姓,那王朝就能欣欣向荣;而如果皇帝昏庸无道,不理朝政,那百姓就会民不聊生,帝国也就离崩塌不远了。儒家做为最重要的辅政者,也非常赞同这种逻辑,并据此力劝帝王施行仁政。

然而历史事实却与之恰恰相反:一个王朝昏君越多,越能长治久安;而如果碰到杨坚这样的英明君主,让百姓得以休养生息,安居乐业,那多半没几年就要亡国了。

纵观长达两千年的封建王朝史,便能发现历朝历代无不陷入兴衰交替的怪圈,无一不是从开国之初的生机勃勃,走向终结时的民不聊生。其实出现这种规律的交替并不奇怪,核心原因就在于两者:人口变化和财富兼并。新王朝在战乱中诞生,人口在战争中锐减,而土地又刚刚被重新分配,比较平均合理,所以百姓能够丰衣足食。但随着时间流逝,人口在和平年间急剧增长,土地兼并愈演愈烈,等到人均耕地突破了让大多数百姓还能勉强活下去的临界点,就是末世民不聊生之局,义军蜂起和改朝换代随之而来。然后又是人口锐减,土地资源重新平均分配,富富有余,新王朝重现盛世新貌,便开始了下一个新的循环……



二、土地承载的极限


用宏观的视角纵观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一组令人深思的数据:


文景之治(人口1400万)、光武中兴(2100万)、太康之治(1600万)、贞观之治(1300万)……

秦末大乱(4000万)、绿林赤眉之乱(6000万)、黄巾之乱(5600万)、隋末大乱(4600万)……


我们可以看到,每当人口只有一千多万时,就是“大治”、“盛世”;而一旦人口恢复到五千万左右,就是“大乱”、”农民起义蜂起“。其实这种规律出现的原因很简单,中国的大多数人口一直都集中在古老的黄河流域,耕地总量向来有限,所以在明清两代对江南进行充分开发之前,五六千万人口便是这中华大地所能承载的极限。人口一旦突破五千万大关,耕地就不足以支撑人口,哪怕君明臣贤,土地分配绝对平均合理,也肯定会有人要饿肚子。更何况封建王朝的土地兼并根本就无可避免,一旦大量土地聚集到少数人手中,贫富差距加大,上层社会奢侈浪费,社会现状严重不公,往往不到五千万人口时,百姓就已痛苦不堪。等到改朝换代,战火消灭了大量人口,人均耕地再次宽裕,前朝土地兼并被一扫而空,资源被相对平均分配后,百姓就再次可以吃饱肚皮。

由此我们就可以看出,历史上那些所谓的“盛世”,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等,无一不是浪得虚名。其实统治层根本没有我们想象中那样英明神武,他们无非是碰上了好时代,拜战乱所赐而人口大幅消减。在人少地多的情况下,让百姓安居

乐业根本没有任何难度。即使此时的统治者是夏桀与蔡京的完美组合,"盛世"想必也不会爽约。

以隋朝为例,人口的数量已经决定了大隋的灭亡不过是时间问题。大运河、三征高丽劳民伤财等因素都只是加速了它的灭亡而已。如果没有犯这些错误,或许4600万人口时百姓还能支撑,大隋还能再挺上几十年,等人口增长到五千六百万再亡国。而从这个角度来看,开国的几任皇帝越是英明神武,爱民如子,让百姓休养生息,人口的恢复就会越快,帝国的灭亡就会越早到来。杨坚治国有方,百姓生活幸福,人口就迅速从3000万增加到4600万,这无疑是在自掘大隋的坟墓。如果他再昏聩一些,那隋朝也未必会两世而亡。杨坚死前看似交给杨广一个国富兵强的盛世国家,其实这锅里的水已经烧到了八九十度,杨广登基没几日就已经沸腾。

一个帝国就如同一支蜡烛,而皇帝就像是烛芯。君主越施仁政,人口恢复就越快;帝王越是英明能干,雄心勃勃地想要做大事,建立千秋基业、文治武功,国力损耗得就越多。烛光越明亮,蜡烛就烧得越快。而皇帝越昏庸,不问国事,帝国这支蜡烛烧得昏昏暗暗,半死不活,自然就能够燃得更久一些。




三、昏君奸臣,多多益善


其实一个国家根本不怕有昏君和奸臣,这种珍贵资源其实越多越好,就怕没有。皇帝修宫殿,选美女,不理朝政这都是好事,甚至整个统治层都尸位素餐、贪丅污腐败也不打紧,因为这些根本就不是亡国的关键。统治层再骄奢淫逸,铺张浪费,对民力的压榨也十分有限,尚不至于剥夺走百姓手中最后的那粒米。历朝历代,因为上层社会享乐而对农民们征收的苛捐杂税,都远远比战争给这些农家带来的负担要轻得多。

在一个农耕帝国中,百姓造不造反的关键,就在于他们有没有耕地。只要土地兼并还不太严重,大多数农民还出产粮食,他们就不会铤而走险,国家就能处于稳定之中。在此前提之下,帝王越不贤明,百姓就越不能过上无忧无虑的好日子,就越不能大肆繁衍生育,人口增长速度就会越慢,帝国就能多挺几年。



四、雪上加霜


在封建社会,最怕的就是出现所谓的“英主”。这些人号称“明君”,实则恰是扰乱天下的根源所在。像汉武帝、隋炀帝、始皇帝这些雄主,出一个就会搞得天下民怨沸腾,百姓流离失所。中原王朝一直施行重农抑商的国策,这让百姓的收入被局限在农业之上,对土地太过依赖,一旦失去土地,再加上点天灾人祸,大规模的死亡和暴丅乱根本无法避免。如果百姓再不幸遇到汉武帝这种所谓的明君,整日琢磨着开疆扩土,建功立业,那可算是倒足了血霉。随着战争兴起,赋税必定激增,沉重的徭役也会摊派到每个人头上。其实这和在单位上班是一个道理,如果领导雄心勃勃地要开创一番事业,那底下的员工肯定累死累活,不堪重负。如果领导尸位素餐混日子,那自然就可以上行下效,人人轻松愉快。

此时我们已经能推测出一个帝国所面临的最为可怖的场景:前面几位皇帝都是无为而治的明君,人口迅速增长,逼近五千万的临界点,此时看似国家强盛,实则危机四伏。这时再跳出一个胸怀大志,气度非凡,希望大有作为的英主,偏偏又没有眼光看破这历史的迷障,还自以为帝国根基雄厚,统治稳固如山,便不恤民力,四处开疆扩土,扬中华国威。于是百姓的境遇雪上加霜,帝国的崩塌也就指日可待。

秦始皇修长城,汉武帝封狼居胥,隋炀帝修大运河、征高丽……这些一代英主做的事,其实件件都是功在千秋的壮举,然而付出的却也都是当代百姓的血泪。后人幸福地躺在树下乘凉,那树坑里埋着的自然就是种树人累累的白骨。由于中国一向奉行以农耕为主的经济模式,每年利润稀薄,这令百姓家中的积存财产和粮食储备必然十分有限。一旦遇上天灾人祸,农民们的抵抗力很低。战争一启,徭役繁重,税赋激增,无米下锅的绝不只是一家一户。

刘彻北逐匈奴,“犯强汉者,虽远必诛!”大汉朝威风赫赫,可很多人却不知道,在这千古功业和强大的民族自豪感背后,却是汉朝百姓“师旅之后,海内虚耗,户口减半”这样惨不忍闻的代价,不知道有多少好好的家庭卖儿卖女,流离失所,饿毙街头。杨广南征北战,攻无不克,打下大隋赫赫威名,被尊为“圣人可汗”,中原百姓一千五百余年的“天丅朝上国”意识自此而生。然而在万国来朝的虚荣之后,却是无数百姓生不堪重负的疲惫面孔。于是才会有一朝惨败于高丽,就义军蜂起,身死国灭之事。煌煌大隋,竟然两世而终。

汉武帝和隋炀帝都是劳师远征,以倾国之力供养大军孤注一掷,要建立武功,扫清边患;都是不恤民力,将前朝积累的国力损耗殆尽;也都让百姓的生活难以为继,死走逃亡。所不同的是,穷奢极欲、暴虐凶残的汉武帝才干略高,而文、景二帝数十年间休养生息的积累也在隋朝之上。穷奢极欲、温和善良的隋炀帝却底子较薄,大隋只是国家富强,民间积蓄却并不丰厚,比不得文、景二帝藏富于民, 结果高句丽还没拿下,大隋自己就被战争拖垮。

其实杨广和刘彻都把自己的虚荣置于百姓的安乐之上,都是孤注一掷的战争赌徒,也都令百姓民不聊生。他们唯一不同之处,就是对外战争的成与败。隋朝劳民伤财的三次远征无功而返,所以隋炀帝威望尽失,为天下所弃;而汉武帝却成功击败了匈奴,开拓疆土,百姓的生活水准虽然一样剧降,但受到国家胜利的鼓舞,怨言也就小了很多。其实这二人都是赌徒,最终汉武帝赌赢了,所以他虽然把原本富强的汉朝搞得民生凋敝,奄奄一息,却仍然是千古明君;隋炀帝赌输了,所以尽管他开凿了功在千秋的大运河,却仍然亡了国,还成为了昏君的代表。这一幕鲜明的对比,其实也恰是对“成败论英雄”这五个字的最佳注解。

正因为开疆扩土、劳师远征的风险是如此之大,于是谁也无法承担这劳民伤财还战败的严重后果,哪位皇帝都担心自己重蹈隋炀帝的覆辙,身败名裂。所以历代大多君王才甘于守成,把稳固内部统治作为统治重心,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百姓的负担。




五、无为而治


正因百姓经受不起折腾,所以老子才竭力倡导要“无为而治”。这“无为”二字不仅是说帝王尽量不要开疆扩土,大动干戈,兼指统治层在日常管理中应该少操心,少做事,最好是上下昏昏,尸位素餐,啥事儿都别干。

很多人无法理解为什么皇帝越勤政,官员越负责,国家的经济就越落后,百姓的日子就越艰难;反倒是统治层和管理层什么都不做却能实现百姓富足的盛世。其实奥秘就在于一点,那就是一个集权国家,从来都很难管好自己的官员。所以与其让这些人在下面瞎指挥,利用做事的机会大肆盘剥压榨百姓,还不如限制他们的权力,让他们啥事儿也不许管。反正在简单的农耕社会中,农民们平日也根本无须决策者指挥协调。其实这就如我国的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一样,让市场开放自由了,经济反倒会兴旺起来。在经济学中,政丅府少干预是商品经济发展最重要的条件之一。中国的历朝历代都管得太细,不肯稍稍放权,这也是大部分王朝的商品经济都不繁荣,最终也没能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重要原因。

南宋之所以能在风雨飘摇的危境中存续下去,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赵构和秦桧等决策者比较理智,外交手腕高明,摒弃了无意义的穷兵黩武,断然促成了议和,停止了两败俱伤的消耗战。政治家不是愤青,不能逞一时之快。负责的政治家不能像隋炀帝和汉武帝一样,把自己的武功和面子摆在百姓的安乐之前,把国家和千万子民做为筹码推上赌桌,让百姓们用家破人亡的血泪为自己的帝王功业买单。然而对于嬴政、刘彻、杨广、李世民这些自私自利的英主来说,百姓的安乐在他们眼中远远不如靠劳民伤财堆砌出的“封狼居胥”重要。

其实能让治下百姓安乐的统治者,才是真正好的统治者。其它什么国家、主丅权、领土、尊严……都是些虚无缥缈的东西。对于升斗小民们来说,主丅权和领土这些宽泛的东西是何等遥远,即使国家的君主和臣子们上下昏昏,国家对外羸弱受辱,但只要皇帝不折腾,能有一个和平的环境让他们种田养家,赋税和徭役因不打仗能稍轻一些,给他们留下一条活路,那就是这些社会底层的庄稼汉们人生最大的幸福了。




六、尾声


上文所述的“昏君利于长治久安”这条历史规律有很多的前提条件,它只适用于以农耕为主体的时代,所以商贸繁荣的两宋尽管人口突破了五千万这个门限,百姓却也照样丰衣足食。此外,明君迭出只会令天下大乱、民变四起的现象的提早出现,却未必会造成帝国的彻底崩溃。起义蜂起不一定就能将王朝推翻,大多时候,农民军都不是官军的对手,加上起义造成的战火会大量消减人口,让人均耕地再次变得充足,统治层剿抚并用后,民变多半都会被成功镇丅压。如果统治层趁机励精图治,接着这人口大减的机会,保不准还能在史书上混个“中兴盛世”。其实历代真正造成王朝更迭的,还是民族战争、外敌入侵、藩镇谋逆等因素。元朝虽然尽是昏君佞臣,却快速灭亡,就是因为民族仇恨充当了历史的推动力。而秦朝两世而亡,也与项羽等旧封建农奴主要倒退文明,复辟丑恶落后的农奴制有着重大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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