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一南评海湾战争:美军与解放军的分析为何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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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为什么不但说问题意识,而且要说强烈的问题意识? 因为存在决定意识。有战略问题的存在,才有战略思维的存在。 还因为战略思维中不但包含问题意识,而且往往包含着强烈的问题意识。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认识问题就是认识事物、把握事物的开始。 在英国的伍尔索普,有一棵被封为“圣树”的苹果树。据说当年牛顿就是倚坐在此树之下,望着从树上坠落的苹果,悟出了万有引力定律。今天穿流不息的参观者到此,望着这棵长期无人修剪、枝桠及地的“圣树”以及树旁带有皇室标记的铜质徽章,想象当年牛顿双手叠在

为什么不但说问题意识,而且要说强烈的问题意识?


因为存在决定意识。有战略问题的存在,才有战略思维的存在。


还因为战略思维中不但包含问题意识,而且往往包含着强烈的问题意识。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认识问题就是认识事物、把握事物的开始。


在英国的伍尔索普,有一棵被封为“圣树”的苹果树。据说当年牛顿就是倚坐在此树之下,望着从树上坠落的苹果,悟出了万有引力定律。今天穿流不息的参观者到此,望着这棵长期无人修剪、枝桠及地的“圣树”以及树旁带有皇室标记的铜质徽章,想象当年牛顿双手叠在脑后,在冥想中完成物理学最伟大发现的情景,心中的虔诚与激动可想而知。


但这是一个错误。当人们把焦点集中在这棵枝叶繁多的苹果树上的时候,忘记了一点:伟大发现的地点并不简单等于这一发现的原因。当年牛顿思维的焦点和起点,是那个至今早已了无踪迹的苹果——它为何从树上坠落——这才是引起伟大发现的问题所在,而非牛顿坐的地方或那棵苹果树有什么非凡的灵光。


从这个意义上说,牛顿的问题意识的确强烈。在此之前,苹果悄无声息地不知坠落了多少年,没有任何人将其看作是问题。唯有牛顿把它当作问题,物理学上最伟大的发现——人类第一次找到宇宙和谐运行规则——由此开始。


所谓问题意识,是指人们在认识活动中,对疑惑或难以解决的实践及理论问题产生一种怀疑、困惑、焦虑、探索的心理,由此驱使人们积极思维并不断提出问题、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这样一种思想方法及状态。平时我们多见这样的现象:对问题视而不见或不屑于去发现,对概括成绩、挖掘优点和升华意义却兴致盎然、颇富创造力。这其中丧失的不仅是怀疑、困惑、焦虑、探索的精神和心理,更是积极提出问题、主动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想方法和实际能力。


1991年海湾战争结束后,我们有很多分析都认为这场战争喻示着信息化作战正式登场、是机械化战争向信息化战争的历史转折点、对世界军事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如此等等。美军的概括却与我们不同。他们认为遇到了“理想的敌人”,获得了“理想的联盟”,拥有“理想的设施”和“理想的地形”,因而在“理想的战场”上打了一场“理想的战争”。


之所以提出这么多个“理想”,无非是想说明如此理想条件今后很难再现,因而这场战争的指导意义十分有限。五角大楼的三卷本《海湾战争——美国国防部致国会的最后报告》,对战场成功和军事优势的描述基本上是轻描淡写,随便带过。依照我们一些人的思维习惯肯定认为成绩挖掘不深、优点概括不精,意义升华不高。


但说到问题与毛病,他们却挖掘很深、概括很精、升华很高:“事实证明,美国地面和海上部队在扫雷经验、训练和装备方面都没有做好准备,这一点令人遗憾;战场通信能力严重不足,使那些距离稍微拉开、彼此喊话刚刚听不见的部队之间无法进行通话联系;提供的战术情报经常是马后炮,而且不能令人满意或者毫无价值;由于缺乏夜视器材,海军陆战队每天天黑后不得不停止作战行动。”看到这些评价人们不由得产生疑问:这还是那支被描述为全新高技术装备、全新高技术作战理念、无所不能的军队吗?


该报告对问题的追究就是这样不依不饶:“我们在‘沙漠风暴‘行动中缺乏运输工具,不得不在全世界范围内到处租借卡车”;“事实上有些系统性能不佳,在作战中妨碍了部队的调动”;“情报支援的不足也会越来越严重地妨碍武器效能的发挥”;“目前使用的压制敌方防空武器的飞机均已陈旧,在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时有些型号的飞机甚至正在退出现役”。这样的总结,与我们的众多描述和评价大相径庭。


在战绩如此明显的情况下依然具有如此强烈的问题意识,对寻找缺憾如此敏锐,对查找问题如此锲而不舍,恰恰表明他们在力图保持清醒,在力求未来胜利。而今天人们说战略问题泛化、战略思维问题泛化,最大特征就是在花样翻新的词汇概念掩盖下,问题意识的极度欠缺。而战略思维最鲜明、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发现问题以及创造性解决问题的思维指向。问题在哪里?问题是什么?问题怎样产生?问题如何解决?只有在这一过程中,思维才会摒弃漫无边际和繁琐枝蔓,变得清晰简捷、单刀直入。


解放战争第二年,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刘邓、陈粟、陈谢三支大军打到外线。在快速发展的形势中,中共中央适时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这一振奋党心军心的口号。但毛泽东没有被这一口号陶醉。1947年12月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毛泽东与师哲散步时说:“现在的问题是能不能胜利,敢不敢胜利。”师哲十分不解,认为全党都对能不能胜利没有异议了,毛泽东为什么认为“敢不敢胜利”是个问题。毛泽东阐述说:“我们长期在农村打游击,我们敢不敢进攻大城市?进去之后敢不敢守住它?敢不敢打正规战、攻坚战?我们这么大的国家,我们这么多的人口,要吃、要穿,面临着这么多的问题,我们共产党敢不敢负起责任来?”


在胜利即将到来的时刻,毛泽东的设问十分尖锐,也极其冷峻。每一个疑点的提出,每一个“敢不敢”的问题,都在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这一口号提供细致严密的注脚。这就是中国革命即将发生伟大战略转折的历史性关头,毛泽东作为这一革命的领袖,表现出的超强问题意识。他不仅看到了胜利的前景,更看到了真正实现这一前景必须克服的能力障碍和心理障碍、必须完成的能力准备和精神准备。


这一系列“敢不敢”问题的提出,实际渗透着数十年武装割据的中国共产党人,从建立农村根据地到占领中心城市、从农村包围城市到最后夺取城市、从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游击战和运动战到正规战、攻坚战这样一种中国革命必然要完成的巨大转换。虽然我们说问题思维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战略思维,但战略思维一定包含着对问题——尤其那些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的思维。


就战略思维层面看,强烈的问题意识与强烈的进取求胜意识相一致。与此相反,强烈的粉饰意识则与强烈的安于现状意识相一致。脱离了对问题的关注,就脱离了对未知的探求。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概括总结意识、提炼拔高意识、归纳升华意识不论怎样使文章和口号妙笔生花,也无法与尖锐冷峻的问题意识比肩。因为没有后者,不可能具有对未来的真正主导。


今天我们正处在重要的发展时刻。在巨大的成就面前,强烈的问题意识变得尤其难能可贵。这里引用胡锦涛主席的两段话结束本篇。


一段话是:要深入研究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点、难点、热点问题,深入研究我们党长期执政面临的重大问题,深入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发展变化带来的重大问题。


另一段话是:在新形势下,必须把研究重大战略问题摆在更加重要位置,不仅要形成浓厚的战略研究的氛围,还要逐步形成经常化、制度化的战略研究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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