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中国过好日子?(新周刊的文章很给力 大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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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谁在中国过好日子? 无论精英或草根,当今中国人须自问,这份日子还能不能过下去。没有均富与平权,包容与兼容,谁在中国都不会有好日子过。 文/肖锋 1978年中国经济面临崩溃,中国站在历史的转折点上。时隔32年后,中国道德面临崩盘,中国站在社会伦理的转折点上。 中国下一个30年的关键词必定是均富与平权,包容与兼容。QQ和 360大战以恢复兼容收场。没有兼容精神的互联网不是好互联网,同样,一个不包容和兼容的社会也绝没有好下场。 GDP不再是一块遮羞布 全球最幸福国家排


谁在中国过好日子?


无论精英或草根,当今中国人须自问,这份日子还能不能过下去。没有均富与平权,包容与兼容,谁在中国都不会有好日子过。


文/肖锋


1978年中国经济面临崩溃,中国站在历史的转折点上。时隔32年后,中国道德面临崩盘,中国站在社会伦理的转折点上。


中国下一个30年的关键词必定是均富与平权,包容与兼容。QQ和 360大战以恢复兼容收场。没有兼容精神的互联网不是好互联网,同样,一个不包容和兼容的社会也绝没有好下场。


GDP不再是一块遮羞布


全球最幸福国家排名:丹麦等北欧四国进前5位,中国大陆位列第125名。该项“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2005至2009年),调查来自155个国家及地区数千名受访者,评出各自生活满意程度,从“生活如意”到“处身逆境”及“饱受折磨”。


是否“处身逆境”或“饱受折磨”,各自表述,但“纠结”肯定是中国人当前的普遍心态。中国有夸耀于世的GDP,尤其在今年荣升全球老二之后,然而与其他新兴国家比,中国的GDP并不直接带来幸福。靠低福利,靠高污染、高能耗透支后世子孙得来的GDP,只会导致“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温家宝语)。


目前的中国人是世界上最着急、最没耐心的人。有国家高速发展的原因,但更主要是生活压力大所致。


中国有2000多万精神病患者,潜在症候群多达1亿以上。社会神经绷得太紧导致悲剧频生。富士康连环跳,校园惨案频发,世博盛景和亚运激情并不能冲淡 2010年整个社会的焦虑。


今日黄历吉凶:运气好,宜出行。送给全国小朋友们:“亲爱的爸爸妈妈,我今天安全地回来啦……”这是郑渊洁的戏仿,更是社会的隐痛。如果一个社会流行劫杀儿童,无论它办什么盛事都难称“盛世”。


经济学家陈志武的命题挥之不去: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这才是富士康连环跳问题的根源。为什么千千万万人只能做GDP机器的螺丝钉,一天工作12 小时收入却少得可怜?


在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之后,有谁计算过中国人付出了多少制度成本?


温家宝曾说:“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19世纪是耻辱时期,20世纪是恢复时期,21世纪将成为展现我国风采的时期。”国民的风采比国家的风采重要得多。没有国民的安康,岂有国家的安定?以人为本,以国民为本,而不是以国家面子为本。


一个个体深感失败的国家难称大国


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国家崛起带来的自豪感,近年来正被无处不在的失败感冲淡。



在民众感慨物价飞涨之际,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刘福垣称,中国不存在通胀,就算涨40年也赶不上美国的物价。中国要想成为强国,非得是“三高”:物价高、人价高、钱价高。网友们“闻之胆战心惊”。


政府有关机构公布的CPI难与现实生活相符。豆你玩、蒜你狠、姜你军、糖高宗,中国特色的通胀正蚕食民众的钱袋和幸福感。


中国房地产学会执行会长陈贵称,要用高房价控制北京人口:“北京这样一个城市,想要兼顾富人、穷人、北京人、外地人各类人群的利益,是绝对不可能的。”新浪调查结果显示,58.6%的人不同意,但仍有38.2%同意。所谓既得利益者,就是先上车的人不想再让别人上车。


国家电网公司在全国660个城市的调查显示,有6540万套住宅电表连续6个月读数为0,这些空置房足以供2亿人居住。这些空房如何而来?每一套空房背后都潜藏着一个难以告人的秘密吗?房价正消磨一代中国年轻人的志气,他们不再有所谓人生理想。


中国的中产正沦为伪中产。他们从“敏感中产”被逼为“愤怒中产”,而“平和”本应该是这个阶层的普遍描述。他们在网上的言辞正日趋激烈或无助感。


中国500家最大的民营企业的利润加起来还不如两家最能赚钱的央企——中国移动净利1458亿元,中国石油净利 1033亿元,两者相加已经超过这500家民企的净利总和。中国的民企老板也有相对剥夺感:“我不是既得利益者,我只是努力挣点钱,养家糊口,我们真是不容易啊。”挫败感令他们选择移民。


一些垄断集团不过是打着国企的名义行私利之实。这些年,“企业家精神”或“创业精神” (Entrepreneur-ship)正在流失。只有企业家能够在不确定的环境中探寻机会和创新,打破现状,寻求发展,这才是中国经济的希望。


中国官民比例是日本的27倍,行政管理费用是美国的3倍,印度的4 倍;用于教育、医疗的费用是日本的1/6,是印度的2/5;工人1 小时的收入是德国1/37,是美国的 1/27;三公消费2009年达9000个亿(以上为2000年数据)。近年财政收入连年两倍于经济增长和居民收入增长,而政府仍缺钱发债券,仍是土地财政。如何建设一个人民养得起的政府?


在中国三四线城市,最排场的建筑不是法院、检察院就是公安局。但堂皇的大楼不等于堂皇的工作,并不能阻止冤案频发和弱势群体上访。


时过32年后,我们不得不问,谁是改革开放的既得利益者?精英联盟是如何产生的,寡头通吃是如何发生的?权贵阶层的大言不惭是如何说出口的?


经济学中有个著名的纳什均衡:所有参与者利益得到权衡之后,总能找到综合结果最优方案。而这些年的情况是,只有利益集团利益最大化,其他阶层均有不同程度被剥夺感。


一个两极对峙的社会难称和谐社会


形势大好,人心大坏。权贵者专横跋扈,草根者百般恶搞,这似乎是当下社会的对拧局面。社会学家孙立平管这叫“社会溃败”。社会溃败可以是表面光鲜却内心腐烂。


“10万以下的车不能在北京上牌照了,外地低收入、低素质和低学历等群体数量不能再增加了。”你可以骂言者脑残,但他却道出既得利益者的心底话。一位县委书记向学者于建嵘大喊:“发展就要强拆,不然你们吃什么?”


从1993年到2006年,群体性事件从8,709起上升到了90,000起,近年来都保持高发态势。


清华大学社会学孙立平课题组称,目前政府是花钱买稳定,民众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报纸上人们看惯了跳楼讨薪、持刀讨薪、聚众下跪式的“闹事”,反腐则靠二奶造反、小偷行窃、内部互掐。这不是“维稳”的长久之计。而新思路是:利益表达制度化,实现长治久安,即人人有说话渠道。


中国式解决之道就是把事件搞大。抗拆不成就上访,上访不成就自焚。提价不成就施压,施压不成就闹油荒。无论钉子户还是中石化,都选择了“把事情搞大”。一个公平、公开、公正的讨价还价的平台,离中国人尚远。


八十高龄的经济学家茅于轼撰文称,中国一半多人口还处于文革状态。我们理解老先生的悲观,因为在现实社会中你能看到太多文革式的手法。和谐社会,岂可轻言?


精英与草根和解的可能


一个人,一个公司,一个组织,如果失去制约,必然导向恶。天道是损有余而补不足,逆之则必遭报应。天道是提倡物种多样性和可选择性,竞争方有新生,垄断必致退化和消亡。


权力集中,人心失衡,多数人怀有强烈的挫败感和绝望感就会油然而生,戾气油然而生。让无助者得助,让无力者有力,靠微博引发的微革命聚起变革狂潮尚需时日。


精英与草根有和解的可能吗?答案或许是:靠双方的克制和良心发现。


4月某一天云南省委宣传部长伍皓在人民大学演讲时,遭网友撒五毛纸币抗议。伍皓现场未作反应,随后在微博上公开回应,要让体制内外“形成良好的沟通和良性的互动”。这位在“躲猫猫事件”中出名的官员,一直站在舆论潮头,毁誉参半。但伍皓“扔钱门”提供了某种可能,某种希望,没有非要“把事情搞大”。


民主法制是一种解决,打官司是一种解决。而另一种中国式解决方案,就是谈判或协商。有人会说,让既得利益者让利是与虎谋皮。仇富与仇贫都是斗争思维的变种。即是说,他们拥有同一个导师。


真正的中国模式是乡土社会的解决之道,乡里人情的破坏,是中国之乱的根源。比如,中国的居委会重调解,李泽厚先生称这就比西方好,西方夫妻吵架,各找各的律师去,而中国则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中国讲爱跟西方不一样,中国讲亲子之爱,父母亲对儿女,儿女对父母亲。中国讲的是恩爱。


李泽厚建议,把中国传统思想,特别是儒家思想里的政治学这一套抽离去,只留下伦理。而当下中国是个缺伦理也缺价值观的社会。


但中国模式有一个前提,就是必须要建立在社会公正、政治昌明的基础上。否则和谐社会就成了和稀泥社会。民主法制为本,中国伦理为用。


向现代社会转型,打破“两暴怪圈”


有一种简单比喻,中国历史上是“两暴文化”:一个叫暴君,一个叫暴民,轮流坐庄。暴君对大众压榨得太厉害,原来的顺民就成了暴民,揭竿而起,取而代之。暴民掌权后不消多久,自己也成为暴君。于是,就形成了“暴君压迫—暴民起义—新暴君诞生”的循环。这种“打倒皇帝做皇帝”的历史在中国重复了几千年。


吴敬琏在《财经》上称,中国的希望在新兴中产阶层,他们是社会稳定力量,讲改良,不推翻。使中国有可能走出“打倒皇帝做皇帝”的怪圈。


而现实情况与老先生的愿望相违,中国中产正在塌陷,中产正由“敏感阶层”转化到“愤怒阶层”。社会学家李强呼吁国家不应再剥夺中产者,只有到2040年一个现代型民主社会方可达到成熟,而目前中产阶层还很脆弱。


当然,中产自身不乏弱点:一是利益自觉不够,二是公民意识缺乏。有些人走捷径,个别地解决问题,结交官府、取得政策优惠,在权贵的大锅中分一小杯羹。吴老提醒说,如果不能把国家的体制搞好,个人的改善是完全没有保障的。


知识分子是变革的喇叭手。权贵最惧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这个国家的免疫细胞。如同白血球帮助身体抵抗传染病和外来细菌。


当然,对中国社会转型影响最大的还是权力精英。然后是“男三号”中国企业家。慈善将使整个民族转运。胡润百富榜表明,中国拥有 10亿元人民币的有4000多人,其中200多位富豪个人资产达到100亿元——据前民政部王振耀司长估算,中国只需2000亿就能基本解决贫困和收入差距过大问题。


联想掌舵人柳传志在2006年说,让社会空气湿润一些吧。市场经济的基本逻辑是你如果想要幸福,首先要让别人幸福。让仇富者停止相互攻击的最好办法就是慈善。“杰夫,有一天你会明白,善良比聪明更难。”这是亚马逊总裁贝索斯的祖父对他的教诲,可拿来共勉。


中国需要外压,以对抗内耗。中国人在没有外敌的时候能否团结?毕竟,中国人内耗,有着悠久的内耗历史。


当今中国人须自问,无论精英或草根,这份日子还能不能过下去。没有均富与平权,包容与兼容,谁在中国都不会有好日子过。无论你如何苦练成功学,如何大喝心灵鸡汤,都不能让焦躁不安的心灵安分。无论你是好日子是坏日子,社会整体心态不调过来,会有一天来个总清算。


中国社会进入一个非常调整时期,一个盛与衰的节点上。拉长历史视角看,历史进程进入弯道,最危险的时刻不需要速度,需要克制与调整。


“在这个充满仇恨的世界里,在这美好的世界里,让我们善待他人。”这是今年114岁人瑞布罗伊宁对世人的告诫,拿来与同胞尤其是既得利益者共勉。


来源: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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