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长沙大火:译电员漏字酿惨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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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亲历的长沙大火

华宣恩

中国抗日战争期间,震惊世人的长沙大火令国人难忘,作为亲历并参与这一惨案的当事人之一,我将所见所闻记录于后,供今后历史研究者参考。

焦土抗战、坚壁清野乃抗战策略之一,也反映了中国人破釜沉舟、死里求生的决心。然而1938年长沙被烧成一片废墟,依我之见,却并非为焦土抗战而牺牲,内中原因无法全面分析,但国民党官僚阶层的腐败、内讧则暴露无遗。幸而,湖南人厚道而坚强,遭此剧变虽有怨言,为顾全大局,反而化悲痛为力量,配合国家军队与敌人作殊死战斗。此后,湖北三次大会战,衡阳47天保卫战都留下壮烈史迹,当时率领民众守城的乃湖南人方先觉师长。

长沙为湖南省会,地辖南北,扼粤汉交通中心,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淞沪之战展开,南京撤守,继之徐州会战节节失利,长沙地位日趋重要,更成了前方之后方,也成了后方之前方,前线伤患与京沪人员物资,不断后撤前来,或过路转赴西南各省;而后方之兵源粮秣,也经此向前方源源补充,如此为这古城带来空前畸形之繁荣。

及至武汉保卫战展开,留驻长沙及过路人员之物资,始逐渐离此后撤,市民心中此时也觉得空虚与恐慌。1938年10月下旬不数日间,广州及武汉相继失守,敌人并于11月10日攻陷湖南之岳阳,企图一鼓作气打通粤汉线,控制我抗战中心。长沙夹在武汉广州之中,已极为紧张,大有山雨欲来之势。加以敌机滥施轰炸,人心益加浮动,市民自中秋以后即自动展开疏散,先是老弱妇孺,次是不必要留在城内之男子,最后是全家撤退;各学校均陆续搬迁湘西南一带山区,商店行业大都停业疏散,城内除守军及战地服务团青年们外,尚有四千余伤残官兵,后方无法收容,暂留原地。那时,长沙一些大户有钱人家皆有“封火墙”,厚达尺余,高至二三丈,足以防火防盗,除非炮弹直接命中,否则万无一失,他们储备了充分的物资及粮食并派遣人员看守。

当时长沙的军政首长、省主席张治中,警备司令酆悌下辖两个警备团,警备一团团长岳岑率部于宝庆集训,在长沙仅有警备二团,团长徐昆,警察局长文重孚。张治中在岳阳失守那一天,还特别鸣锣示众,告知市民敌军尚在岳阳以北,一时绝到不了长沙。战地服务团的青年团员们更远赴四乡讲演,张贴壁报,以安定民心,翌日即有市民回城。张治中电令警备司令酆悌,若长沙一旦危急,即实施焦土政策。酆悌当时正应副司令唐生明之晚宴,唐生明之妻乃老牌电影明星徐来,擅长肆应,美而多姿,每有宴会,宾客皆趋之若鹜。酆悌曾任中央军校政治部主任,官僚习气极深,很少与部下接触,高高在上,一味只知享乐,沉迷灯红酒绿之中,接张治中电令后也不考虑,立即传令参谋处周处长(忘其名,火后即失踪)布置长沙焦土事宜。周处长紧急电知,徐团长、文局长,以及地方自卫队等开紧急会议。会中酆悌宣布奉主席命令,若日军进犯长沙,即实施焦土政策,一切实施事宜由周处长拟定方案,经磋商后各位分头进行,他就离开了会场。最后商定实施方案主要的是警察局尽力劝市民疏散,并防止暴民乘机捣乱,市区内交由警备二团负责行动,因兵力不足郊区可由地方自卫队担任放火,放火队三人一组,每组间隔50到100米,汽油可向警备司令部领取,每一组配发一小桶,所有市内各放火组统由徐团长指挥,听到拉警报即开始放火。任务完成后可分头向湘潭退却。然后在湘潭集结,听候下一步命令(说明:按军事规定,敌军进入城郊30华里以内时,即实施“焦土抗战”政策)。

盖当时我方电讯器材奇缺,武汉会战时通信兵团曾冒险至湘北岳阳等地撤收电线电话,以图抢运后方应用,只因战局逆转过速,措手不及,以至当时电讯传播极为困难,甚至第九战区司令陈诚与省主席张治中欲得一具电话都不易,其困难由此可见。岳阳失守时隔两日,敌军向岳阳以南离长沙还有250里的新墙河进犯时,译电员竟将前方电讯漏一“墙”字,致将“新墙河”变成离长沙仅有12华里的“新河”。此信息当时被自卫队首先得知,这班乌合之众,不管上级有无命令,也没有听到警报,即放起火来。这时防守长沙的兵力极为薄弱,不论官兵都存有早日脱离不安全地带的矛盾心理,我们在城内的官兵们,蓦然看到四面火起,人心彷徨不已,不知所措,徐团长立即骑车赶往警备司令部请示,讵知到司令部见满地纸屑杂物零乱,人员已不知去向,仅有三数士兵在捆行李也准备逃走,当然也问不出所以然来。他返回原地如同热锅上的蚂蚁,进退两难,长叹一声“走吧”,于是各处士兵也点上了火,大火也就如此一轰而起。

时已黄昏,不到一小时长沙市即全部陷入火海之中。12日半夜,我与营部的官兵们(我时任二团一营营副)退至五里牌时,只见张治中身披黑披风,兀立在何键(前省主席)别墅大门口,态度木然,双眼直盯住长沙城中的冲天烈火,身旁站着背木壳枪卫士5人,我们向他敬礼也视若未见。我们随着人群往湘潭公路撤退,但人潮汹涌,寸步难行,部队炊事兵的大锅被挤丢在路旁,大小汽车皆被推倒在两旁田中,失散人群小孩哭着喊爹娘,爹娘声嘶力竭呼喊儿女,沿途人挤人,虽有善心人欲伸援手,但面临如此生死关头,自身难保,徒呼奈何!那种绝望悲惨情景让人不寒而。时已深夜,百里处火光照耀如同白昼,及至次日清晨我们行抵“猴子石”时,敌人一架侦察机忽临头上来回盘旋,但未有其它行动即向北飞走。我们继续前行,直达湘潭,已走了一日一夜,疲惫不堪,即靠在人家后门口睡觉,时见大火烟灰纷纷飘落头顶。第二日我们陆续归队,接团长传令所有官兵即返回长沙候命。长沙大火延续两夜一日,始自行熄灭,全城尽成焦土,一眼只见断垣残壁,4000余伤患官兵被烧死;市民有的死在市区中,有的淹死在湘江里;还有地方上的莠民流氓乘火打劫,以为可发洋财,当警觉后欲逃离现场已无及;大宅院内所有留守者因前后门均被砖石封死,以及贫困老弱无法走动的,皆无一幸存,真是冤哉!事后,敌机曾将大火后所摄照片投掷于劫后长沙,上印“请看是谁杀人放火”,其心战之狠恶,可以概见。幸国人洞烛其奸,虽对当事人恨之入骨,但并未因敌人之心战而动摇抗战意志。

张治中事后问明真相,大错业已铸成,再下令补救已无可收拾矣,他情知不妙,准备东渡湘江,一走了之。事经九战区司令长官获悉,急电留在长沙处理善后。时蒋介石适在南,问讯后表示“此皆我用人不当之咎,而亦中国人才缺乏之所致”。又说,“文白(张治中之号)不知责任所在,犹以为普通罪过,尚思推诿卸责,此表示无能无知之事小,而对于革命与廉耻之事大……”蒋介石拟即赴长沙,陈诚竭力劝阻,谓长沙现毫无兵力,人心慌乱堪忧,待稍稳定后再北上不迟;同时急调附近俞济时部第二十军连夜赶来长沙,一方面责令张治中督率部下尽快清扫主要几条街道(如国货陈列馆前大马路)并扑灭余燃,虽略微修饰门面,实难掩伤心触目之惨状。蒋介石于16日晚间到达长沙,亲睹长沙劫后惨状,及陈诚、张治中来见时,告曰:“长沙焚毁,精神上之打击,千百倍于战败之痛苦,可耻可悲,莫此为甚。”以上这些话都由蒋介石的侍从官转告各部下。

中央政府为查究责任,特设军事法庭于二十军军部,派贺国光为审判长,拘押酆悌、徐昆、文重孚三人于军部特务排。三人得到相当优待,眷属可随时会见送饭。警备两个团官兵全部交由二十军编收。审判结果,酆、徐、文三人均处死刑;张治中撤职查办,讵经人斡旋,反调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人们颇表不满,残壁上写着:“兵临城下,主席张皇失措。烈焰冲天,全城尽成焦土”、“电讯失真,铸成大错。罪魁祸首,推诿卸责”、“新墙河是属岳阳,长沙新河少一墙,这墙相隔两个府(岳阳府与长沙府),混作一府似荒唐”、“三个头颅一把火……”等等。长沙人怨气冲天,因张治中幸免于罪,且反而出任政治部主任,到任之日,有人在部长室门后大书“小心火烛”四字,此更虐而谑矣。

其后议论纷纭,有说张治中和酆悌素不相睦,因借长沙大火一案置酆于死地,盖酆悌执行放火,只得张之口头通知,并未有书面命令,致百口莫辩;有说译电员之错误乃有意人为;衡诸情理,均未能全信,且事隔半世纪多,亦无从查考,但国民党有许多高官官僚习气极重,只知享受权势,无视于人民生活痛苦,以至造成上下离心却是实情。

(华宣恩,浙江宁波人,黄埔军校毕业,1938年长沙大火期间任副营长,1948年赴台,后移居加拿大,现回宁波养老,9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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