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战犯与汉奸大追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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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军总部的四次逮捕令


盟军总部对于第一批战犯的逮捕手续是相当混乱的,关于自动报到投案的办法也没有明确规定。从第二次逮令发布时起,这些事情开始明晰,一般自动投案的期限规定是10天。这个办法在战后的日本行之有效,没有出过任何意外,在许多外国人看来似乎不可思议。但在当时的日本这个办法确是实际可行,梅汝璈(参加远东国际法庭的中国法官)在他的书中分析:“因为日本是一个岛国,战败后的日本完全孤立起来了,对外的出路完全断绝了,任何战犯想要逃到国外去绝对不可能。其次,日本警察对于各地的户口迁移和国民行动调查得非常周密,登记得非常严格,因此任何战犯想要在国内躲藏起来也是极端困难的。”


第二次战犯逮捕令于1945年11月19日发布,距离第一次约二月有余,这次命令中指名逮捕的都是比较重要的日本战犯,共11人,他们的地位之高和罪责之大说来都够得上称为“甲级战犯”和“主要战犯”。第三次战犯逮捕令在1945年12月2日发布,指名逮捕的有59名,其中绝大多数都是“知名之士”,同时他们的战争罪嫌也都严重得使他们足够被划入“甲级战犯”之列。这一批人中绝大多数都是在逮捕令发表后10天内自动前往巢鸭监狱去报到投案的。


仅仅4天之后,12月6日,第四次甲级战犯逮捕令发布。这也是对日本主要战犯的最后一次逮捕,指名逮捕的只有9个人,其中最引起震动的是近卫和木户。12月6日傍晚,正当近卫在别墅中与访客围炉而坐的时候,无线电收音机送来了逮捕令的消息,这对还怀揣着修订日本宪法野心的近卫是一次致命的打击。在别墅闭门谢客5天,12月11日,近卫从乡间别墅回到东京的官邸,召集夫人子女和部分亲戚闲话家常,表面佯做镇静,这样又拖了5天。直到限期将满的12月15日晚间,他依旧同亲人闲话家常,直到深夜1点,仍未露出自杀之意。众人散去后,又召唤他的儿子通隆单独进行了长时间谈话,通隆离去后,近卫独自在室内更换白色服装,服毒自杀。次日拂晓妻子发觉时,他已经尸体僵硬,面色惨白,而室内电灯尚明,火盆内的褐色药瓶中尚有一两滴毒汁残存。


自从第四次逮捕令发布之后,盟军总部没有对日本主要战犯再发布过任何逮捕令,与日本人的预料相反,战犯逮捕之风不是扩大,而是完全停止了。继之而来的是一股相反的风,庇护战犯,释放战犯。


汉奸的命运:从被利用到拘捕


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国民党政府在抗战胜利后的一段时间里,首先考虑的不是惩治汉奸,而是如何利用汉奸为其看守住东南这块地盘。一大批汉奸伪职还未解除,又摇身一变成为抗战的“有功之臣”。随着国民党势力逐步进入华中、华北地区,汉奸的利用价值也很快消失。1945年9月下旬,国民党政府下令,在全国各地对汉奸进行大逮捕。逮捕汉奸的工作主要是由军统特务机构执行的。因为军统在沦陷区有地下组织,该组织在日本投降时顺势进入东南各大城市,加上汉奸周佛海等人又早已投靠了军统,军统能掌握和利用这些人“以奸除奸”。逮捕汉奸基本都是采取诱捕的方法。


从1945年9月至12月,军统在南北各地的肃奸工作告一段落,共捕获有汉奸嫌疑者4291人。1945年8月25日乘日本飞机秘密逃往日本九州的伪国民政府代理主席陈公博、伪宣传部长林柏生等6人,于10月3日被引渡回国。军统还以伪造蒋介石手令“请陈璧君、褚民谊赴重庆会商善后事宜”的方式诱捕了陈、褚二人。


关于陈公博的抓捕尤其曲折,在汉奸抓捕刚开始时,重庆的《新民报》转发了日本《朝日新闻》的一则消息:“前南京国民政府主席陈公博于26日自杀,伤势严重,于29日不治而死。”但戴笠很快就得知陈公博逃往日本的实情,当即与日本方面交涉。9月9日,何应钦向冈村宁次正式提交了《备忘录》,戳穿陈公博假自杀的烟幕,要求日本政府速将陈公博等逮捕归案。20日,何应钦再次提出引渡陈公博的《备忘录》。重压之下,日本被迫交出陈公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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