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兴:中共“特务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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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此文转载于《中国人物传记》2010年9-10下半月刊。周兴曾是美国记者斯诺当年在延安的采访对象之一。毛泽东评价周兴是“无产阶级的宝剑”。 周兴:中共“特务头子” 文/ 郝在今 《潜伏》、《密战》、《延安锄奸》……一连串情节跌宕起伏、扣人心弦的谍战影片, 在2009 年将中国谍战影视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而演员对余则成、周处长等这些或虚拟或真实角色的诠释,更让人们对神秘的中共“边保”工作充满了好奇和向往。 “边保”是什么组织?“周劲”处长是何人?他所经历的故事是否真如剧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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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转载于《中国人物传记》2010年9-10下半月刊。周兴曾是美国记者斯诺当年在延安的采访对象之一。毛泽东评价周兴是“无产阶级的宝剑”。

周兴:中共“特务头子”

文/ 郝在今

《潜伏》、《密战》、《延安锄奸》……一连串情节跌宕起伏、扣人心弦的谍战影片, 在2009 年将中国谍战影视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而演员对余则成、周处长等这些或虚拟或真实角色的诠释,更让人们对神秘的中共“边保”工作充满了好奇和向往。

“边保”是什么组织?“周劲”处长是何人?他所经历的故事是否真如剧作中所描述的那般惊心动魄?

“周劲”处长的夫人杨玉英在《中国秘密战》一书中, 明确指出“周劲”就是周兴, 也就是美国记者斯诺在《中共杂记》一书中的采访对象之一, 国家政治保卫局长周兴。毛泽东评价周兴是“无产阶级的宝剑”。


“无产阶级的宝剑”


美国记者斯诺的著作《西行漫记》,首次披露中共领袖毛泽东的经历,引起世界轰动。当时,斯诺还著有《中共杂记》一书,在第六章专门介绍中共的保卫机构。

在当时的国民党统治区, 中共被渲染得青面獠牙,而中共也经常批判国民党扼杀民主, “特务纵横”。见识了国统区的腐败之后,斯诺决心实地采访。历尽艰险到了西北,斯诺当然不会放过共产党的“特务”, 他以为,共产党的“特务”, 也许是最厉害的中共形象。

在采访毛泽东的时候,斯诺问道:“国民党方面认为, 周兴是中共的特务头子?”

毛泽东笑答:“我以为, 周兴是无产阶级的宝剑!”

故事在保卫干部中流传开来,周兴谦虚地对询问他的战友解释:“毛主席所说的无产阶级的宝剑不是指我个人,而是指当时在党的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保安处这个组织。”

国共合作后,中华苏维埃政府改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国家保卫局也改为陕甘宁边区保安处。那时,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巩固根据地,只有陕甘宁这一块了。周兴当时的职务, 几乎可以说是公安部长,当然算个“特务头子”。

周兴出生于江西西部山区的永丰县,父亲做爆竹营生, 周兴是染坊学徒。大革命的风潮震荡着偏僻的赣西,周兴接触了共产主义思想,他在1925 年入团,1926 年转入共产党, 1927 年,他随朱德的公安局教导团参加了南昌起义。毛泽东开辟井冈山根据地之后,周兴先后担任江西省肃反委员会秘书、侦察部长、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长。长征中,周兴任红一军团保卫局副局长、国家政治保卫局特派员、红军干部团特派员。遵义会议期间,周兴亲率警卫连三次打垮土匪武装, 受到时任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的表扬。

长征胜利到达陕北时,陕北正处于肃反扩大化的危机之中,刘志丹等领导人被关入监狱。毛泽东立即指示“刀下留人”,还任命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王首道为西北保卫局局长,纠正错案。不久,周兴接任局长。后来,西北保卫局改为边区保安处,简称“边保”。

“边保”因负责党中央驻地的保卫工作,责任重大。从1936年到1948年,周兴一直执掌这个极其重要的部门,也就成了资深的中共“特务头子”。


“边保”第一仗


延安城坐落在延河分叉处,日本飞机经常轰炸,商业区不得不迁往南城外的山沟,叫做“新市场”,原来的延安城只剩下凤凰山麓的一排排窑洞和旧城里不多的平房。中共实行精兵简政,中央机关驻在河对岸的杨家岭,部分在远郊的枣园;边区政府机关在南门外;三五九旅在南泥湾;延安城里只有保安处这个主要机关了。保安处在凤凰山下安营扎寨,机关、保卫团营房,占据了大半个城区,一直延伸到山麓的窑洞看守所。保安处处长周兴其人,资格老、地盘宽、权力大,引人注目。一次,周恩来副主席碰到周兴,笑呵呵地喊:“周半城!”

“周半城”虽然权力很大,可是进城就出了大纰漏。

1937年4月,周恩来乘卡车从延安驶往西安谈判,路经大劳山,竟然遭到武装伏击,警卫班全体牺牲,周恩来幸免于难。

负责保卫的周兴,受到了有生以来最严厉的批评。痛定思痛,周兴立即布置侦察,很快查明案情。原来,这是土匪截道劫财,而土匪又有国民党地方党部的后台。“边保”重兵围剿了这伙土匪。之后,又着手全面解决边区的安全问题。

在国共合作的局面下,国民党对边区公开的军事侵犯不得不有所收敛,但是,却重点转入秘密破坏活动。边区周围被国民党重兵围困,出入人员一律受到严格盘查。边区内部,县政府、县党部、保安队、邮电局、电讯局都掌握在国民党手中,形成双重政权的局面。外渗内应,国民党对边区展开全方位秘密破坏活动,防不胜防。

在陕甘宁边区,情报、反特、治安工作,统由边区保安处负责。周兴亲自部署,有计划地展开驱逐国民党力量的秘密斗争。

此时,国民党中统派遣一名高级特工,以记者身份到边区各县部署特务破坏。“边保”抓获了这个特务,并由侦察部长布鲁冒名顶替,大摇大摆地视察边区五县的国民党县党部,掌握了各县中统特务的破坏计划。

国民党派驻延安的县长马豫章和县保安大队长崔毅是中共秘密党员,为“边保”拿到了潜伏敌特名单。“边保”还发展甘泉小学校长阎庆丰为情报关系,掌握了甘泉县国民党特务组织策动边区部队叛逃的证据。富县的国民党县长派凶手刺杀八路军炮兵营长,也被“边保”及时破案。绥德专员反共最积极,“边保”的李启明争取内线,抓到其贪污的把柄。

掌握证据之后,“边保”将国民党破坏合作的证据曝光,广大群众义愤填膺,赶走了国民党在边区的公开机构。

这样,结束了双重政权,“边保”打赢了保卫边区的第一仗。可是,国民党并不收手。中统成立了晋陕宁区室,军统成立了西北特侦站,还开展“特情突击竞赛”。

敌进我进,周兴以攻对攻,他在对方据点对面建立“边保”的情报点,打入对方内部。南线,洛川据点伏有“边保”内线。关中,“边保”情报员杨宏超成了中统的特派员。东北线绥德,“边保”情报员毛培春打入军统。西北三边方向,秘密党员阎又文当上傅作义的亲信秘书。陇东,更是发现了惊天大案。一连串的行动,让本就纠结的国民党特务机关屡屡失败。

此时,中共叛徒张国焘给戴笠出了主意,利用共产党大量吸收青年知识分子的机会,派遣特务打入延安。于是,军统西北特侦站在陕西汉中举办特务训练班,专门招收边区本地的青年知识分子。这种策略相当有效,到延安“投身革命”的军统特务,顺利地打入中共党政军各部门,从地方到军队,甚至渗入了“边保”。

此时,敌我双方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双方情报人员的身份随时都有暴露的危险。

1941年,军统派汉中训练班的教员祁三益潜入边区,联络潜伏特务,图谋展开破坏行动。祁三益从陇东进入,首先碰到了吴南山。毕业于汉中训练班的吴南山回到边区潜伏,在陇东中学当教员。在实际工作中,吴南山看到共产党才是人民的希望,后悔自己陷入国民党的骗局,主动向组织上交代问题。陇东保安分处指挥吴南山隐蔽身份,对军统进行反侦察。

陇东保安分处十分重视祁三益的到来,及时上报“边保”。在中央社会部李克农副部长的指导下,周兴指派布鲁等人全力侦察。按照“化敌为我服务”的方针,大胆反用,吸收吴南山、祁三益等加入“边保”,诱敌深入,顺藤摸瓜,一举抓获军统潜伏特务47名,取得了“边保”工作的一次重大胜利,及时制止了国民党特务在边区大搞破坏的阴谋,有效地保卫了党中央的安全,受到了毛泽东的重视和表扬。


暗战陕北


解放战争时期,陕北是国民党军队进攻的重点,“边保”的工作又经历了战争的检验。

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胡宗南计划先突袭陕甘宁边区的“囊形地带”关中分区,然后进攻延安。这个重要的战略情报,被“边保”及时获得。周兴作为西北局社会部长,分工负责组织动员地方游击战。周兴在《解放日报》发表文告,号召全区人民武装起来,大搞游击战争,配合野战军反击国民党反动派,保卫边区革命根据地。

撤离延安,毛泽东迟迟不动,直到负责警卫的汪东兴率队与胡宗南部队干了一仗,才从容而去。周兴带领一个骑兵警卫班,一直在毛泽东身后护送。延安市公安局最后检查市区,只见全城已经空无一人,炮火铺天而来,炸死了几只乌鸦。边保的游击队刚刚撤上山,胡宗南部队的强大钳形攻势,就向延安城包抄合拢,走在最后的一个游击队员不慎被捕。占领延安就这么一个俘虏,胡宗南却向蒋介石虚报战果,召开祝捷大会。

尽管敌情严重,但毛泽东一直不肯离开陕北,在山沟里和敌人“转磨”。那真是保卫工作的危险时刻。在毛泽东身边,汪东兴带领警卫部队严密警戒,罗青长指挥敌后潜伏情报员掌握敌军动向,周兴则带领游击队在外围活动。全方位的保卫,使毛泽东和中央“昆仑纵队”多次化险为夷。

为了进一步粉碎敌人的进攻,掌握敌方情报是首要任务。此时,“边保”的吕出等几名在胡宗南电台工作的地下工作者,掌握了敌人大量机密。从人员编制到电台密语,从部队实力到作战方案,全部为“边保”掌握。战争期间,吕出等人利用敌人电台向解放军发送情报。胡宗南的指挥密电,总是先到彭德怀的案头,后到胡宗南部的军长手中。

另一方面,周兴还派遣“边保”情报员王玉去绥远,与潜伏在傅作义部队的地下党员建立联系。其时,地下党员阎又文已经当上傅作义的随从秘书,深受信任。与组织接上关系后,阎又文、杨子明等人在解放战争中发挥了难以想象的作用。傅作义占领张家口后,向中共挑衅,委托阎又文起草致毛泽东的公开信。岂不知,这封信是按周恩来的意图起草的。围困北平期间,王玉出入于傅军重围,阎又文将傅军情况每日一报。双方和谈时,傅作义的代表团中竟然有阎又文这个地下共产党员。

解放战争的巨大胜利,很快改变了边区的敌我态势。西安,曾经是敌人破坏陕甘宁边区的总部。解放西安之前,“边保”的情报员已经打入敌保密局陕西站,掌握了敌人的潜伏计划。李启明、于桑等带队进城接管公安局,立即打掉敌人的“黄学禹行动队”、“西安行动组”,逮捕了大批潜伏特务。解放战争中,周兴率领“边保”粉碎敌特破坏,获取战争情报,在隐蔽战线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两个“都城”的公安局长


解放战争尚未结束,中共中央高瞻远瞩,准备在胜利后接管全国城市。

1948年秋,中央社会部在河北滹沱河畔的西皇泥开办“接管大城市保卫干部训练班”,“边保”的大批保卫干部参加了集训。1949年北平解放,这批干部调去接管公安局。从农村进入都市,老保卫们面临着从来 没有遇到的复杂情况。

1949年,刘伯承、邓小平的“二野”与陈毅、粟裕的“三野”攻克南京。南京是国民党政府的“国都”,政权易手,对国共双方都有巨大的现实意义与象征意义。

蒋介石撤退前亲自布置潜伏破坏,毛人凤的保密局在南京设立了9个组460多人,还有上万名军统人员转入警察机构;中统建立“首都实验区”,578名特工渗透到政府机关任职;国民党各特务系统在南京留下的特务共有3300多人,企图开展“敌后游击战”。留在南京的外国使馆有32个,外交官238名,眷属114名,外侨211名。而中共保卫机关还没有管理外国人的经验。南京地区的难民、乞丐、游民、游方僧道、小偷、妓女、惯匪,竟然占总人口的五分之一,有18万之多!

空前复杂和凶险的局面,需要一个特别坚强的公安局长。当年2月,中共中央向西北局发报,点名调周兴任南京市第一任公安局长。

1949年5月16日,原“考试院”华贵的办公楼上,挂出会标“南京市人民政府公安局成立大会”,台下的警察们紧张地等待着共产党派来的年仅三十多岁,却经历过两万五千里长征历练的老红军,在延安抗击国民党破坏的“边保”处长。

发白的粗布军装、神态稳重、面容和蔼,周兴局长用其真诚而又充满政策感召力的讲话,使全场敬服。他们从周兴这些共产党人身上,看到了南京公安的希望。

为了配合公安局行动,原来中共南京地下党组织的“地下警运会”也公开活动了,出面的人竟有原来的商界大老板。根据地来的接管干部与这支队伍胜利会师,又团结起义人员,组织留用人员一起工作。新组建的公安总队也迅速成立,与解放军警备部队一起维持南京安全。这样,周兴在上任之初,就迅速让南京的警察队伍在新政权的领导下稳定地开展工作了。

与敌特斗争,是周兴的老本行,南京公安局开始就把“肃特”作为工作重点。期间,侦讯处长林浩然查获国民党保密局秘密信箱,掌握了敌特情况。局长周兴、副局长赵苍璧、刘秉琳发出布告,勒令一切特务组织立即解散,其人员立即停止活动、自首登记。在强大的政策攻势下,一个月间,就有246名特务自首,还提供了几百条线索,孤立了少数潜伏特务。公安局又接连破获“保密局潜京一分站”、“反共救国军”等重大特务案件。

紧接着,银币大战、户口大登记、游民大收容、妓院大取缔……一连串漂亮的动作,使南京城很快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安定、人民乐业的局面。谁也不敢再怀疑共产党接管大城市的能力了。

不久,“二野”挺进大西南,周兴、赵苍璧又随同刘邓大军进川,在山城重庆安营扎寨。

当时的大西南,是国民党经营八年的抗日后方,乡保长大都是外面派来。这里又是国民党最后撤离的地区,高官飞了,国民党军、警、宪、特分子,袍哥、土匪这些喽没跑掉的,全都潜伏了下来。

周兴时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长。因为之前有接管南京的经验,所以他首先将调查研究放在首位,细致摸清了四川、贵州、云南三省的社会经济情况。有了细致的研究才有了后来丰硕的战果。周兴在任期间,共打击反革命分子80余万名,破获潜伏特务、间谍案件569起,消灭110多万土匪,取缔291个封建把头组织,缴获毒品200余万两。

南京是国民党的“都城”、重庆是抗日战争时期的“陪都”,周兴先后在中国的两个“都城”任公安局长,积累了丰富的城市公安工作经验。这也为他今后在更高的岗位上发挥作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周兴是保卫人民的”


1954年,中央调整全国领导班子,将各大区主要领导调到北京,各大区公安部长也调任中央公安部副部长,周兴再次回到中央,分管治安、劳改工作。

1957年,大批盲流人员涌入北京,栖身前门火车站,其中混杂着小偷、流氓。一个寒风呼啸的晚上,周兴穿着普通的灰布衣服,带着秘书周永祺和警卫员到火车站察访。第二天,立即写了一份有生动事例的简报上报中央。中央政法小组组长彭真亲自批示,公安部专门召集会议,由周兴负责,在首都开展了一场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斗争,使首都秩序迅速好转。毛泽东指示:对那些“大法不犯,小法常犯”的人,要考虑从法律上搞个东西。周兴受命,组织起草了新中国第一部治安法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

1958年,周兴调到最高检察院任常务副院长。之后,他要求调到基层工作。1961年,周兴调任山东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分管农业。后来,又被调到云南当省长。

长期保卫工作的经验,使周兴养成尊重事实的品质。1962年全国经济困难,有些地方报喜不报忧,周兴却向毛泽东报告受灾减产情况。xxx到山东蹲点,在聊城搞了“借地”给农民的试点,也得到了周兴的支持。

周兴下基层,自带行军床,自己开伙。偶尔到机关就餐,也从来不喝酒,而且照价付款。省里开会吃会议灶,周兴总是回自己家就餐。有的干部猜测周兴家里的伙食更好,其实周兴有七个孩子,家里生活并不宽裕,只是想为公家节省一点费用。

多年处于保卫工作领导岗位的周兴,性格“外刚内和”。无论到哪里,周兴的主观急躁,都是有名的,可同时,他又诚恳待人、团结干部,不仅赢得同志们尊敬,更得到了中央的肯定。

1962年,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毛泽东与各地省委书记谈话时曾说:“唐朝有个周兴,是酷吏,残害百姓;我们的周兴是保卫人民的。”

人生没有永久的喜剧。周兴晚年受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强烈冲击,但即使在那种环境下,他依然以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为己任,始终怀着一名优秀共产党员对党的那份忠诚和对人民的那份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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