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庆东的批评与我们的时代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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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在我们这个时代,说真话的人总是要具有相应的道德勇气和承担相应的风险,这是一件十分悲哀的事情。最近“醉侠”孔庆东关于“全国人民都应该起诉南方报系”的言论引起了网络和媒体的高度关注,而孔庆东的遭遇正好可以作为这个命题的注脚。“北大醉侠”起诉南方报系的言论一出,引起了媒体的极大不满,它们纷纷声称孔庆东的言论不理性,对媒体“扣帽子”。但事实真的是这个样子的吗?我看未必。 其实大家都明白,新闻媒体的监督职能,是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尽管这些南方系的媒体一天到晚打着监督公权力,保护新闻自由这样的口号,但是正

在我们这个时代,说真话的人总是要具有相应的道德勇气和承担相应的风险,这是一件十分悲哀的事情。最近“醉侠”孔庆东关于“全国人民都应该起诉南方报系”的言论引起了网络和媒体的高度关注,而孔庆东的遭遇正好可以作为这个命题的注脚。“北大醉侠”起诉南方报系的言论一出,引起了媒体的极大不满,它们纷纷声称孔庆东的言论不理性,对媒体“扣帽子”。但事实真的是这个样子的吗?我看未必。


其实大家都明白,新闻媒体的监督职能,是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尽管这些南方系的媒体一天到晚打着监督公权力,保护新闻自由这样的口号,但是正如孔夫子在《论语·公冶长》篇中所言:“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这些媒体“监督”起别人来,固然可以只用断章取义来写几个字,发几篇文章,觉得很是轻松愉快,而那些受到不实报道侮辱与损害的,则往往投诉无门,哪怕最终求助于司法赢了官司占了理,也会被媒体打入另册伺机报复,前两年的富士康起诉第一财经日报正是如此。但当媒体自身真受到批评的时候,它们便放下了它们一贯主张的自由监督自由批判的身段,慌忙跳起来进行批判,给人扣上“不理性”、“不宽容”的帽子。


孔庆东作为一个知名知识分子,其近年来的主张都是有目共睹的。正是因为他有着不妥协的批判精神,他才能够担当得起“醉侠”这一称号。法家的老祖宗韩非子所言的“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就是对侠的特质的经典概括。“醉侠”的存在,正是为了打破媒体这种话语权力的垄断,打破这种不公正的偏向性报道。孔庆东正是在遇到公共文化热点时能够挺身而出,才博得了这一赞誉性的称号。作为研究金庸文学作品的文人学者,他对中国古代的侠义文化理解不可谓不深刻,而他的行为也正是传统的中国哲学提倡的“知行合一”的代表。


当郭德纲因为徒弟与记者的冲突受到媒体的“围剿”时,没有人站出来为他说话,他站了出来力挺郭德纲,抗议媒体的不公正与不合理,声称郭德纲是“民族英雄”,是相声界唯一还具有批判精神的人。同样,当南方系的这些媒体打着维护新闻自由的旗号来质疑重庆警察的维权行为时,孔庆东也是一语点破了那些居心叵测的媒体的真实想法,即借着新闻自由之名,行使着自己的话语霸权以变相否定别人。这些媒体的心理是何其的阴暗呢。


一个社会的运行中,总会有或多或少的问题,人类生存的目标也正是为了努力解决这些问题。但是,像南方系这种只有批判别人而没有自我批判精神的媒体却总是觉得它们对别人的批判一贯正确,觉得别人不能接受它们的“批判”,没有容人的“雅量”,觉得“老子天下第一”,这才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应该警惕的问题。在它们的行为中,我们看不到半点积极性的因素,在它们的报道上,我们看不到这样它们所宣传的“多元价值”。它们在不能容忍孔庆东这样一个个体对它们进行评判的同时,也就在暗地里否定了不合它们价值观的观点存在的可能性。看到它们的种种言论,“清谈误国”这四个字是对它们的最好形容。


回想金庸先生的小说《笑傲江湖》,其中脱离“名门正派”的令狐冲成为了真正的侠客,而总是声称正义在手,声称自己一贯正确“五岳剑派”,却成为了一帮心理阴暗的人所把持场所。试看今日南方系对孔庆东的批判,正是这一帮心理阴暗之徒打着正义的幌子对孔庆东个人进行攻击。这种行为看起来道貌岸然,但在我们这个时代,又有几个能如“北大醉侠”这样看得如此透彻呢?孔庆东对南方系的批评,正是对我们时代精神状况的一场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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