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儒家社会才是真正的法治社会[版主已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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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该文完成整整一年了,一直在博客里藏着,也没人看,怕发霉了,所以捞出来晒晒太阳,谢谢。      儒家社会才是真正的法治社会(上)   一箭清风         本文针对孙浩辉的巨著《大秦帝国》系列所做,几年前看此书,大呼彩,只有稍许隐约对其针对儒家的偏激看法有点不满。直到近年来,《大秦帝国》电视剧开播,可谓滥觞了辫子戏后将正统中国历史剧推向一个高峰,观众激动洋溢之情不绝于耳,但同时,却迎来了新的忧虑,就是反儒情绪的高涨,大秦粉丝、法家粉丝、儒黑们不免高呼打倒儒学而为法


该文完成整整一年了,一直在博客里藏着,也没人看,怕发霉了,所以捞出来晒晒太阳,谢谢。



儒家社会才是真正的法治社会(上)

一箭清风



本文针对孙浩辉的巨著《大秦帝国》系列所做,几年前看此书,大呼彩,只有稍许隐约对其针对儒家的偏激看法有点不满。直到近年来,《大秦帝国》电视剧开播,可谓滥觞了辫子戏后将正统中国历史剧推向一个高峰,观众激动洋溢之情不绝于耳,但同时,却迎来了新的忧虑,就是反儒情绪的高涨,大秦粉丝、法家粉丝、儒黑们不免高呼打倒儒学而为法家叫屈,而孙浩辉本人也是张扬跋扈地声称要将儒家“打回腐儒原形”,可是我却皱着眉头说此人根本不懂法。


人们对儒学的质疑千万重,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以为儒家以礼治人治德治而无法治,所以攻击儒学者皆以自私虚伪的权势政治而恶意解读,而相应国人以为西方文明的坐大也以法治社会为开端,又在客观上造成了呼唤法家的有利环境。如清末梁启超、章太炎、严复等著名的思想家会为法家治国理念点燃复活的蜡烛。


但是大多人对儒法学说的法治性质却理解不对,此类儒法之争的复燃,本无任何价值。但是,将之性质理出头绪,也有助于看清儒法之争的本质。儒法之争的本质是对“法”的制高点的争夺,本文就此话题展开分析。



一,法、儒的原创价值区别



先秦法家与儒家的对比,可以看到很明白两者的不同,法家学说属于现实功利主义性质,而儒家属于普世的理想主义性质。儒家与法家两者,就好比是哲学中本体论(世界本质)和方法论(怎么去实施)的关系,是目的和手段的关系。


儒家的产生早在商周已经出现,这是一个维持保护社会、国家长期和平繁荣所需要的友爱、自由、信任、融洽的社会关系学说,所以,在和平环境中产生的儒家,必然是温和、友爱、和平的。而目标是长远、普世。


而法家,诞生于春秋战国天下动荡的竟霸时期,他的目的就极为单纯:活在当下!如何确保自己以最安全的方式在大乱中生存下去,所以,在浴火中诞生的法家,必然是铁血、强横、军国的!而目标是短期、功利。


这就是这两部学说的基本原始出发点所带来的两极性格。因而,两种不同性格的学说,就会对社会的施政方面有着截然不同的认识逻辑和具体做法。


儒家认识的世界,是王道。王者,天、地、人三极,而参通之者,谓之王也。儒家看到,宇宙万物同处于这个世界,而之所以都能共存于这个世界,源于一种力量,这种让万物共存的根本力量,就叫仁爱。当这种力量失去,则世界就会混乱甚至灭亡,于是,人为万物之灵,而人,就要以维护天地宇宙万物、天道规律的平衡、秩序为己任。因而,儒家将宇宙中的一切,都看做个体相对独立、自由、和有其自身的规律。而作为人,就必须尊重、仁爱这种规律,尊重仁爱这种规律下的任何个体,包括人民。所谓天人一体。而仁爱,就是王道。体现王道之法,就是王法。


法家认识的世界,是霸道。霸者,天地人共为一极,而极之端者,谓之霸也。法家看到,宇宙万物包括人类虽然共存于这个世上,但是它们之间是没有联系的,是孤立的,而且,他们总是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以至于散乱无章和丑恶的人性。如果它们不经过控制整合,就不可能产生力量,而他们的存在虽然有其自身规律,但却是可以被改造的,甚至改变它的规律,以为我有,为我所用,只要能将这种力量系统化地组织起来,就可以产生巨大的力量,改变这个世界原有的成败之势,所谓人定胜天。这种控制改造世界的力量,就是霸道。体现霸道之法,就是霸法。


于是,儒家的天子,“故号为天子者,宜视天如父、事天以孝道也”(董仲舒《春秋繁露·深察名号》)。“治天下者当用天下之心为心,不得自专快意而已也。”(《汉书,鲍宣传》)。意思是儒家既然认为,王不过是融合、协调天地宇宙万物的角色,那王必须以侍奉父母的方式来遵循天道法则,以达到化育天下万民生灵的目的,所以王必然需要制约。所以,儒家君权从学说根源上就已经具备近现代西方君主立宪的宪政精神。


对于法家皇帝,则是“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办于上。”(《史记,秦始皇本纪》)。“主独制于天下而无所制也。”(《史记·李斯列传》)。意思是法家认为,既然极之端者是霸,那揽天地宇宙之权于一身,以君王的霸道意志去统摄一切,而不能有所制约,以达到国家的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民生等等一切统治意志的目的。所以,法家君权从学说根源上看并不具备近现代西方君主立宪的宪政精神。


如果有人要说,秦国法家“一断与法”天子也必须遵循法律,所以,秦法家当是以法治国。而儒家却只以“礼治”、“德治”、“人治”,岂可认为是以法治国?如此,我们就可以引申出下面话题:儒家与法家的法律含义的区别。




二,儒家之法的精神


儒家学说的个性决定其必然主选和谐共存与教化为其宪政,以温和礼教、柔性仁政来劝化天下之民力物力,以达天下大同的政治理想。所以儒家之法,重天法不重人法,重人性不重物性、重教化不重刑杀、寻找天地人的和谐平衡为其执政目的。因而儒家认为人民与国家的利益一致,人民得利国家得利,人民受损则国家受损,也即民为政本的宪政思想精神。儒家之法因而有以人民幸福为终极目标的必然性发展逻辑。


体现儒家价值观的法,就是礼。即如先秦之《周礼》《礼记》《仪礼》等。


《周礼》大至天文历象、地理形势;小至沟洫道路,草木虫鱼无所不揽,旦凡邦国建制,政法文教,礼乐兵刑,赋税度支,膳食衣饰,寝庙车马,农商医卜,工艺制作,典章制度,无所不包。如果秦之刑法、律令、规矩是法,那儒家之礼、《周礼》就是一部无所不包的法典。如秦法最著名之刑罚,在周礼中亦为其一部分。(详见张全民《《周礼》所见法制研究-刑法篇》一书)。所以,一部周礼,儒家以其认识论,就已为后世确立“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尊法精神,从而为千秋万世立下天道法则的绝世宏章!这当然就是法。解读到这里,就会对原来固有的儒家无法的偏激观念冲击得狼籍遍野支离破碎。


当有了这层理解后,我们就会对孔子哀叹于周朝的崩溃有了新的理解,即“礼崩乐坏”应该并非仅指“道德败坏”,而另一层含义是“法治的崩塌”!而孔子“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今人只将其理解为孔子守旧复古,殊不知孔子更在提倡重建法治社会!于是推而广之,儒家之“克己复礼”的正确解读也非只是克制私欲崇尚道德,而应加入克制私欲遵守法律一条!


所以,儒家之法治,就是礼治,或者说,礼治的内涵远高于法治。今人总是错误地以为儒家礼治而无刑罚之法治,实在荒谬。上文《周礼》内容,就已经精神高昂地说明了一点:治理天下,非只刑罚,更重要的,是对知识的学习、天道法则的信仰和为善文明的教化。


因而儒家治国,从未将德治与刑治分离过:


“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大戴礼记》);


孔子将“不教而杀”放在从政 “四恶”之首(《蔷论语,尧曰》);


“刑之不可以成世也!犹阴不可任以成岁也”,否则谓之“逆天,非王道也”(董仲舒《春秋繁露,阳尊阴卑》);


“告汝德之说于罚之行”(《尚书·康诰》);


“诚恶恶,知刑之本;诚善善,知敬之本”,“知刑敬之本,则不怒而威,不言而信”(《韩诗外传》卷四);


“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异。或道之以德教,或驱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气乐;驱之以法令者,法令极而民风哀。”(《汉书·贾谊传》)


儒家法治思想史料之丰富,真不知为何世人眼拙而视不见?


中国两千多年前聪明智慧的儒家早在商周就已经明白,文明教化对社会进步的意义远大于一昧的刑杀与恐吓的作用,国家也会随着文化知识的积累、文明教养、礼义廉耻的形成而欣欣向荣,这就是儒家的天道法则。所以儒家处处提倡“德,国家之基也”、“任德不任刑” 等德治礼治,而其实质也是指治国思想的高级阶段不能总停留在刑杀的低级阶段。这种性质,打个比方就如,美国在地球上极力宣传自由民主等高阶人权,而没提改善生存条件等低阶人权,然却不等于美国就不重视低阶人权了。


所以,儒家自古之礼治就是真正的法治,而非今人肤浅的法治认识;或者说儒家认为真正的法治,应该至少包括德治教化和刑罚震慑两部分。




三,法家之法的精神



法家之法,从先秦到秦亡,基本是变化发展的,从慎到、申不害的势、术发展到商鞅之法,再发展到韩非并融合道家思想并将三家合一。


从学说精神上看,法家虽然有融合道家之天道理念,甚至也提出诸如“夫缘道理以从事者,无不能成”(《韩非子.解老》)等遵循天道法则的理念,然法家之天道非道家儒家之天道。


法家认识世界的根源来自信奉人性本恶,因而法家演绎出人与人的关系纯粹是物物关系与买卖关系的认识,并认为这种本性之恶是儒家劝善、教化等柔性政治所不可能改变的,所以,人与人的关系就只剩下功利性的利用而已了,国家与人民之间,也不存在任何温和仁爱的稳定权力义务关系,社会关系于是仅仅一条:强者与弱者的奴役和被奴役关系。


法家选择以霸道来对待世界的价值观,而要达成这般奴役,也为了控制人性之恶,就必须要建立在国家的强大权势与严刑峻法之上,以薄赏利诱人民为其服务,而以厚罚杜绝人民对国家不利的人性之恶;以乱世之重典、强权之绝对来统御天下之民力物力,以达呈军国政治之霸业,这就是法家思维。因而法家之法,不重天法重人法、不重人性重物性、不重教化重刑杀、以体现帝王利益为唯一。法家看待人民的思维,也始终不似儒家将人民与国家利益看成一致,而只看到两者紧张的矛盾关系。


所以,这就是法家理解世界之天道法则。


因而法家之法,既然否定了劝善教化人民为其服务的道路后,那剩下的,就是以如何驱使人民无条件绝对服从帝王意志为其法的精神。这种行为逻辑的结果,必然会走向人民利益对立面的残民暴法性质的发展轨迹。


这种以强暴力量控制、整合为改造手段的政治模式下、这种法律精神下,必然需要将人性拖入蒙昧、野蛮,否则这种反暴力控制的力量将会增长——任何的智慧、知识的积累、文明文化的发展都会向反抗暴力压迫方向发展,这必然会促使法家社会的瓦解,所以,法家会严厉杜绝任何自由的思想进步、文化的教养、诗书的熏陶、礼义廉耻的形成。也就是最好人人都是体格强大的愚人。


于是,法家社会就会出现“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言无私论,士无私议,民无私说” (《管子.任法》),“商君教秦孝公以连什伍,设告坐之过,燔《诗》《书》而明法令。”(《韩非子,和氏》);私学“大者非世,细者惑下”,“私者所以乱法也”,以《诗》、《书》、《礼》、《乐》等为“六虱”(《商君书·靳令》)因而杜绝研究各类学问,杜绝谈古论今之策论,杜绝个性独立的创造力思维;同时大规模制定严厉重农抑商与愚民政策的法令,斩断社会正常而自由进步的步伐。总之,法家之法的表现为一切以杜绝启蒙思想、文化而保持农战社会为根本。


法家之法的本性,就在于法家之法诞生于乱世之中,出于军国压力而需要形成的一种只着眼于眼前而不顾及到将来长远发展的一种现实功利主义至上的乱世生存法则、军国主义。这种生存法则下的人们,永远不会有文明社会所能见到的那种宏渊广博的文化气象、迤逦万千的物质创造、和熠熠风采的士人风范。军国主义的人民,只能在阴暗沉闷的空气中,过着时而暴力亢奋时而寂静沉默的生活。因此,我们所能看到的法家之法,是一个非正常态下的法,而这种非正常态下的法,其法的正当性又如何呢?(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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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内容于 2010/12/3 13:19:03 被战犯2014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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