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诚:苏联缴获东北日军武装基本给了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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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摘自:陈诚 著 《陈诚回忆录》 东方出版社 2009年10月 出版 日本为一海国,海军是日本国防的命脉,而海军须赖空军为之掩护,始能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故日本要保持国土的安全,既须操有制海权,尤须操有制空权。 为了解决“中国事件”,日阀竟疯狂地偷袭美海军基地珍珠港,从此触发了太平洋战争。美、日国力之不敌,是世人皆知的事情,日阀此举,可谓不度德、不量力到了极点,终致惹火烧身,自食其果。 一九四二年六月,中途岛之役,美机炸沉日本航空母舰四艘,此为日本丧失海权的开始。至一九四四年九月,菲律宾海战

摘自:陈诚 著 《陈诚回忆录》 东方出版社 2009年10月 出版


日本为一海国,海军是日本国防的命脉,而海军须赖空军为之掩护,始能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故日本要保持国土的安全,既须操有制海权,尤须操有制空权。


为了解决“中国事件”,日阀竟疯狂地偷袭美海军基地珍珠港,从此触发了太平洋战争。美、日国力之不敌,是世人皆知的事情,日阀此举,可谓不度德、不量力到了极点,终致惹火烧身,自食其果。


一九四二年六月,中途岛之役,美机炸沉日本航空母舰四艘,此为日本丧失海权的开始。至一九四四年九月,菲律宾海战大败后,日本海军实力,几已消耗殆尽,不复有制海权之可言。在这以前三个月,美军先已攻占了塞班岛,该岛距东京仅一千五百多英里,在美空军空中堡垒有效轰炸半径以内。自这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起,美空军即以该岛为基地,开始大规模轰炸日本各城市。一夜的轰炸,常能把日本一个月生产的高射炮弹,消耗净尽,而美机则损失甚微。日本空军无论就性能、就数量言,均远在美空军之下。他们为挽救海空双方已成之颓势,自一九四四年十月起,开始有自杀飞机之组织,属于海军方面的,称之为“神风队”,属于陆军方面的,称之为“特攻队”,驾驶员以身机俱殉为攻击美海军之手段,虽然也收到一些战果,究竟是穷途末路的打算,终归无济于事。到了一九四五年七月,日本领空已完全为美军所掌握,美机进袭之前,可以先宣布轰炸的时间和地点,使日本人民得所趋避。至此日本制海权与制空权,均已不复存在。


不必等到原子弹的投下,日本处此境地,只有两条路可走,不是投降,就是等候毁灭。


是年七月二十六日,中、美、英三国领袖,在波茨坦发表宣言,对日本提出最后通牒,促其宣布无条件投降,日本仍拟要求更宽厚之和平条件,盟方予以拒绝。八月六日及九日,美军先后以原子弹投落广岛及长崎,日本举国震悚,八月十日,日政府请降书已托瑞士转达盟方,表示愿意接受波茨坦宣言之各项规定,十四日正式无条件投降,于是太平洋战争遂告胜利结束,中国八年抗战亦随之获得最后胜利。


日本宣布投降后,我军按照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将军所划分之受降区规定,中国战区受降范围,应为中华民国(东北除外,归苏俄受降)、台湾及越南北纬十六度以北地区,日军投降代表为日军驻华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大将,其所辖投降兵力计有:


华北方面军:三二六、二四四人。


华中第六方面军:二九○、三六七人。


京沪地区第六、十三军:三三○、三九七人。


广东第二十三军:一三七、三八六人。


台湾第十方面军:一六九、○三一人。


越南北纬十六度以北地区第三十八军:二九、八一五人。


以上各地区,总共敌军投降之兵力,为一百二十八万三千二百四十人。


我最高统帅于八月十五日,指示冈村宁次六项投降原则,着其派代表至玉山(后改芷江)接受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之命令。冈村宁次接受指示后,于八月二十一日派今井武夫、桥岛等一行八人,飞抵芷江洽降。八月二十七日,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部副参谋长冷欣率同工作人员,由芷江飞抵南京,设立前进指挥所,着手办理日本投降诸事。九月八日,我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一级上将,由芷江飞往南京。九月九日上午九时,何总司令代表最高统帅在南京主持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典礼。历时二十分钟,典礼告成。


我最高统帅为使敌人武装迅速解除,划分全国及台湾为十六个受降区,分别派定受降主官,并划分接收地区如下表:


受降单位受降主官接收地区备考第一方面军卢汉越南北纬十六度以北地区第二方面军张发奎广州香港雷州半岛及海南岛地区第三方面军汤恩伯京沪地区第四方面军王耀武长沙衡阳地区第一战区胡宗南洛阳地区第二战区阎锡山山西省第三战区顾祝同杭州厦门地区第五战区刘峙郑州开封新乡南阳襄樊地区第六战区孙蔚如武汉沙市宜昌地区第七战区余汉谋曲江潮州地区第九战区薛岳南昌九江地区第十战区李品仙徐州安庆蚌埠海州第十一战区孙连仲平津石家庄保定第十一战区副长官部李延年青岛济南德州地区第十二战区傅作义热察绥地区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陈仪台湾地区


受降缴械工作,自三十四年(一九四五)九月上旬开始,大部均于同年十二月底内完成。其中一部分因受共军及交通阻扰,延至三十五年二月,亦全部完成。


共军阻扰受降经过,在从军回忆剿共部分中,将有较详报导。共军就借着这个题目,全面“叛乱”起来。所幸冈村宁次尚能贯彻我最高统帅命令,拒绝共军一切无理要求,因之华北许多重要城市,政府始得顺利接收。


受降中使我们受到无法补偿损失的,就是苏俄在我国东北的扶植共军和劫掠物资。苏俄于三十四年八月八日,始对日宣战,仅隔六天日本即已无条件投降。故俄军侵入我东北,如入无人之境,很快的就占领了我东北及热、察等省各重要城市。进入察境的俄军,在张北与共军会合后,就掩护共军进入了张家口;进入热境的俄军,又掩护共军一部窜入热境,一部经赤峰窜入东北。张家口日军囤积物资极多,均为共军所据有。俄军在东北掳获日本战俘五十九万四千名、飞机九百二十五架、坦克车三百六十九辆、装甲车三十五辆、野炮一千二百二十六门、机枪四千八百三十六挺、步枪三十万支、无线电机一百三十三座、汽车二千三百辆、拖车一百二十五辆、骡马一万七千四百九十七匹。此外尚有日军缴出的补给站与仓库存储:野炮一千四百三十六门、机枪八千九百八十九挺、掷弹筒一万一千零五十二具、卡车三千零七十八辆、马十万四千七百七十七匹、补给车二万一千零八十四辆、特种车八百一十五辆、指挥车二百八十七辆。以上各种武器装备,俄军可能保留了一小部分,其余即扫数供给了共军。


俄军除以武器装备供给共军外,还想尽了方法卵翼共军在东北、热、察等省的活动。依照《中苏友好条约》的规定,俄军至迟应于三十四年十二月三日,全部由中国境内撤出,但事实上则故意延宕不撤,一方面借以阻挠国军的接收,一方面即以掩护共军的扩展势力。直到三十五年(一九四六)五月三日,俄军始全部撤出,其时东北、热、察,除少数孤立据点外,所有广土众民已完全为共军所“窃有”。


说到苏俄掠夺我东北物资,尤堪使人发指。自九一八日本据有东北后,刻意经营各种轻重工业,十余年来投下资金,在一百亿美元以上。俄军侵入后,竟以此项工业设备,视为战利品,建议由中、苏双方共同经营,我方提出对案,指定南满铁路及其附属事业、水电工厂、抚顺煤矿、鞍山钢铁厂、东北航空及松花江航运,均不在共同经营之列。苏俄不以此项对案为然,公然拒绝我方接收,并将我政府所派之东北矿区特派员张莘夫一行八人,加以杀害,苏俄之面目,至此已暴露无遗。


美国国务院于三十五年(一九四六)二月十一日,照会中、俄两国政府,认为日本在国外财产,应由盟国组织日本赔偿委员会作最后分配之决定。苏俄亦全然不睬,在此以前,苏俄对东北之工业设备,除可劫掠者外,即予破坏,至此仍依旧进行。三十五年十二月十五日,美国国务院发表盟国日本赔偿委员会美国代表鲍莱关于东北工业状况的调查报告中有云:“估计该地于俄军占领期内,工业上的直接损失达八亿五千八百万美元,如果计算工业设备的复置费用和质量的变坏损失额,应为二十亿美元。”这就是苏俄受降嘉惠我们无可补偿损失的又一面。


由此可知苏俄因出兵东北,才得有东北受降的权利,因有受降的权利,才得有扶植共党与劫夺我东北物资的机会,而共党因得苏俄的扶植,才有今日“窃据”大陆的结果,故苏俄出兵东北,是第二次大战后重使世界陷入杌陧不安的一大关键。然而苏俄何以能出兵东北?则雅尔塔协议之所赐也。罗斯福总统与丘吉尔首相是第二次大战获胜的决策人物,有一次罗斯福总统想给第二次大战起一个名称,征询丘吉尔的意见,丘翁说:这是一次“原可不必的战争”,其言已极沉痛。但如就后来打垮了德、意、日的法西斯,却培植起苏俄与中共的势力来说,毋宁认为第二次大战是一次最无意义的战争。


第二节 复员与接收


民国三十三年(一九四四)十一月二十日,中枢召开中央临时常会及国防最高委员会,决议调整中央党政军机关人事,以加强行政效率,增进抗战力量。我于此时奉命为军政部部长,十二月一日到任视事,胜利到来之日,我正在军政部部长任内,于是复员与接收工作,有很大一部分就落在我的身上。最重大的复员工作,无过于整编部队者。战时所需用的兵力,与平时所应保有的兵力,其间差别甚大。所以军事复员的第一件事,就是将战时的庞大兵力,缩减而为平时应有的兵力,于是而有整编部队之举。


依三十三年之统计,全国兵力计有一百二十个军、三百五十四个师、三十一个旅、一百一十二个团、十五个营,这个数字可谓庞大得惊人。在日本投降之前,我们即已着手整编,胜利到来之后,当然更加紧工作。截至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底,初步整编计划完成。整编后兵力计为八十九个军、两个骑兵军、二百五十三个步兵师,计裁减三十四个军、一百一十个师、二十一个旅、八十三个团、十个营(所余之旅团营均编入步兵师)。至三十五年(一九四六),经军事三人小组决定整编国军及统编共军为国军之基本方案后,国军即分期实施整编:第一期为十二个月,将所有部队编为三十六个军、一百零八个师(内含共军六个军十八个师);第二期再缩编为二十个军、六十个师(内含共军十个师),特种部队保留为编成后全国陆军总额百分之十五。照此方案第一期分两个步骤实施,第一步骤先缩减三分之一,分三期实行,每期两个月,第一期为陇海沿线及西北部队(新疆除外),第二期为长江流域及其以南部队,第三期为东北、华北及新疆部队。实施以来,除东北、华北及新疆部队因任务关系未能依期整编外,计第一期整编二十七个军、六十七个师;第二期二十九个军、八十个师,均已先后整编完成。此后因共党“叛乱”范围扩大,整编工作,遂告停顿。


随着部队整编而来的问题,就是编余官兵的如何安置。三十五年(一九四六)二月一日,专为解决这个问题,成立了一个“行政院复员官兵安置计划委员会”,以策进行。主任委员由行政院长兼任,三个副主任委员由内政部长、国防部长及国防部参谋总长兼任,委员十一人由有关部会次长及国防部人员兼任,我是当时三个副主任委员之一,负实际规划的责任。原预定复员官兵约为二百零六万人,不幸共党“叛乱”,整编工作既中途停止,复员计划,亦只能部分实施。计复员士兵,除年轻体壮拨补部队者外,其退伍还乡者约四万人。编余军官佐一九二、七五六人,连同收容之无职军官共为二七四、八一八人,此项复员军官佐,先后设置三十五个军官总队大队收容集训。因其人数超过预定复员军官数字,而转业训练之筹办,又极费周章,直至三十六年(一九四七)底始将此大批复员军官初步安置完毕。计转业者五二、八一二人,留用及深造者八六、三八九人,退除役职者一一五、五一五人。但实施之际,因共党猖獗,极难圆满进行。尤其是积极性的转业安置,不能不变为消极性的就业安插,与预定计划,相去甚远。我当时提出过兵工筑路计划,由绥远至新疆,构筑绥新铁路,延伸陇海路至天水兰州新疆,由天水经成都至昆明构筑甘川滇铁路,由西安经重庆、贵阳至柳州,构筑陕川黔桂铁路,则边疆、内地打成一片,经济、国防得以兼筹并顾。如此计划得行,不但编余官兵之安置,毫无问题,且可使东北年产三百七十万吨之铁,获得销路,维持生产,这实在是一个颇合国父兵工政策遗教的理想,但在共党“捣乱”之下,也只成为一种幻想而已。


以上所说部队之整编复员,均指正规部队而言,正规部队以外,还有战时特别成立的游击挺进等非正规部队,一般说起来,纪律都比正规部队坏,战力也很差池,对于这些部队的处理,关系也很重要。据胜利之初的调查,此项部队计有纵队一六○个单位,支队三十八个单位,大队五个单位,共二○三个单位,官兵总数约为七十二万人。处理办法规定有三个原则:


一、属于地方团队者,仍归还地方政府妥为分别安置;


二、不属于地方团队者,一律逐次编并于军师内而撤销之;


三、所有编余之官佐,一律收训,统筹安置。


本以上原则处理结果,除大部均拨补正规部队外,其余改编为十八个保安团、二十二个补充团、四个监护团,共约十万人。


还有收编伪军,也是复员工作中的一件大事。以溥仪为首的伪“满洲国”、以汪精卫为首的伪“国民政府”,都设有名目繁多的伪军,诸如“建国、绥靖、皇协、和平建国、人民自卫、兴亚、剿共”等皆是。此外还有察、绥方面的伪蒙古军、绥西联军等,总计五十一个单位,共约六十余万人。


处理伪军的办法,陆军总司令部主张遣散留用均可。在军事委员会联合业务会议中,对此曾有过一次热烈的讨论,大概的情形是这样:


军令部刘次长意见:


一、何兼总司令所订之办法有欠彻底,第一有给予而不足用,第二名义似给予又未真正给予,将招致伪军之惶惑疑惧,恐为共党所乘所用;


二、处理伪军似应把握三大原则:


根本原则,一律编遣,目前安其心理之一切办法,均属临时与过渡性质;


为备将来政府明令编遣,仍不失信用起见,给名义一层,目前全由何兼总司令及战区给予,中央不直接办理;


既经给予名义,则发伙食不发薪饷之办法,似不合理,仍须核实发给给予。


军令部张厅长意见:


一、伪军应一律遣散,本人所知,伪军不但不能帮助各战区维持交通,且须派队予以监视;


二、不必顾虑彼辈变为共党,腐化分子即共党亦未必乐用;


三、国家抗战军官,尚在编余,而伪军新近发表总司令及军长者多人,精神影响,至为不良。


铨叙厅钱厅长意见:


一、就人事立场言,收用伪军军官,于情、于法、于理,均有未合。汪伪组织所造之军官学生及派往日本之士官生,有知识而无灵魂,岂能谓为择优录用?


二、抗战编余军官,尚难圆满安置,何能安插伪军军官?陆军总部所定收容办法,似可废除,仍应一律遣散。


伪军应一律遣散,实为当时正义所归及众议咸同之主张,那时我以军政部部长立场,自然也主张遣散。当日本宣布投降之初期,伪军多以保持身家性命为已足,若能及时遣散并不困难,其后恐惧心理已去,反多奢望,遣散倒成了问题。后来军政部为顾及已成事实,规定处理伪军办法:以全部编遣为原则,但因事实需要,得酌采过渡办法。


实施结果,在长江以南第三、六、七、九各战区及二、三、四各方面军范围内,共有伪军约二十万人。因秩序大体底定,均依照原则一律编遣。在长江以北第二、五、十一、十二等战区,约有伪军四十二万三千余人,除已编遣二十万人外,其余均未及编遣,而共党势大(替换)。又东北方面亦保留有一万五千余人未编遣。至对于伪军军官,则分“甘心附共”、“投机两可”、“被迫胁从”、“奉派策反”四种,予以应得之奖惩。


戡乱失败,有人谓编遣伪军也是一个原因,因而归罪于我,其实此事之处理经过,有如上述,我个人对此问题,不愿多所申辩。


以下再谈接收。


在国境之内,对侵略敌人抗战历时八年之久,在中国历史上是很少见的。经过长期抗战,终于获得最后胜利,则更是史无前例之事。


胜利之突然降临,我们应如何接收这胜利的果实?成为当时最大的一个难题。


大体说起来,接收是分党、政、军三个方面进行的,因为事先一无准备,临时又调度失宜,再加上用人的失当,所以接收接得一塌糊涂。其甚焉者,接收变成了“劫搜”,只弄得天怒人怨,为中外所不齿。


办理接收人员事权之混杂,职责之不分明,是我们办事颟顸最大的明证。我记得为了保护泰国的华侨,就有军委会、军统局、海外部、三青团、第四战区、广东省政府六个单位,均曾派人前往。大家言行互异,步调各殊,简直不像是一个政府派去的人员。至于物资接收过来,不知利用,却无形加以冻结;工厂接收过来,不能开工,却造成严重失业现象,加以通货泛滥,金融紊乱,以上海一隅而论,接收不及三月,而物价波动之剧烈,有过于重庆之八年。全国骚动情形,可想而知。


因为接收接得太不像话,以致当时街头巷尾流传有“人心思汉”(汉谓汉奸)、“收复失地,丧尽人心”等语。可怜八年浴血抗战的结果,最后却带来了一场“胜利灾难”。


这些话听来当然使人扫兴,然而却不能不承认这是眼睁睁的事实。反共复国的战争最后胜利还是属于我们的,我们要能鉴于“前车之覆”,然后才有希望免于覆辙重蹈,这是我说这些不入耳之言的用意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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