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老日军口述:中国打手比日本兵还残忍<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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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老头子一听笑了。他说:“我在中国抚顺看过中国报纸,知道中国军队中有个铁道兵兵种。它建于1947年,司令叫吕正操。1937年,卢沟桥事件时,他是政府军53军691团团长,是坚决抗日的军官。1950年在中国援助朝鲜的战争中,这个兵种也去了。好像是1984年,这个兵种在中国军队建制中取消了。” 我心里想:“这老头儿是干什么的,怎么什么都知道呢?”见他不说话,我又东拉西扯。 我说您买的梨可真好吃,1972年我的部队在陕西省镇巴县时,山上也有梨。不过那梨树作为植物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人给它们修过一次枝。

老头子一听笑了。他说:“我在中国抚顺看过中国报纸,知道中国军队中有个铁道兵兵种。它建于1947年,司令叫吕正操。1937年,卢沟桥事件时,他是政府军53军691团团长,是坚决抗日的军官。1950年在中国援助朝鲜的战争中,这个兵种也去了。好像是1984年,这个兵种在中国军队建制中取消了。”


我心里想:“这老头儿是干什么的,怎么什么都知道呢?”见他不说话,我又东拉西扯。


我说您买的梨可真好吃,1972年我的部队在陕西省镇巴县时,山上也有梨。不过那梨树作为植物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人给它们修过一次枝。那梨扔出去,能把一块石头打成两半。狗见了梨也扭头就跑,这个原因可能是狗没出过国,它们要是看了日本梨当然就不跑了。听说外地的狗去了一趟天津,从此就没怕过包子。


老头儿听了哈哈大笑起来,他夹杂着中文说我吃过天津的狗不理包子,你讲的故事完全是“扶说八道”。他把“胡”念“扶”,我也乐了。


老头儿说:“我半个世纪前在北京,就住在北海边上有个叫‘东厂’的胡同。离东厂胡同不远是北海、什刹海、后海。我印象中半个世纪前的北海美极了,晚霞中,那清澈见底、鱼儿游动的水里荷花成片,除去碧绿就是粉红……”


我说我怎么不知道东厂是什么地方,没听说过。


老头儿又乐了,我看见他整整齐齐的两排假牙。“你是北京人吗?怎么连东厂胡同都不知道。明朝时东厂胡同,是你们中国的特务机关。当时的东厂和锦衣卫掌管诏狱,最为残酷,可以胡作非为,不受任何法律限制。我们日本军进驻是1937年秋天。”


我听了他的话,眼眶睁大得可以放进一辆自行车了。我问他:“那你曾是日本兵了?”


他说是,军衔是中尉,是监狱长一类的小官。“1945年4月我被一名游击队员用手枪顶住腰眼,当时我正在一家小饭馆里吃一种叫肚丝的菜,没办法跟他进了胡同。1949年,我被转到抚顺监狱,1954年得到中国政府的宽大,回国至今……我在中国整整住了17年哪!我十分感谢中国,我们迫害过中国人,中国人却宽大了我们,让人难以相信。和我们一起被捕的中国人,你们叫汉奸,却几乎都枪毙了。我的观点曾在日本《每日新闻》上的‘大家说话广场’上发表过,我赞成日中之间应该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今天,我见到你这个中国留学生感到很高兴。”


那团面在我手里揉来揉去,正像我那颗复杂的心。“我面前这个人是个侵华日军,他曾是战犯,是监狱长。那么东厂胡同在哪儿呢?”我在脑海里思索着。


山下说:“你们北京的小吃在北海、什刹海一带最多,在那些小胡同里商人小店排列有序,鳞次栉比。还有很多人挑着担子沿街叫卖。那个担子很特别,前面有火炉,后面有锅、碗和各种调料。”


他担心我不懂,给我画出这种“厨房搬家”式的“挑子”。看着他的画儿,我感到这老头子倒有点像个孩子。


“在中国几年,我感到中国料理是一门学问,是一种文化,是一种艺术。我印象最深刻的不是宫廷食品,倒是民间食品。北方饺子、豆腐脑、萨其马、驴打滚,早晨的炸糕也是一绝,还有麻球,这些东西日本都没有了。


“在日本的中国料理店很多都是广东风味。很多日本人以为广东风味就是中国风味呢,这和香港人、台湾人能随便去外国有关。北京人还没那么自由的原因是北京人不敢想、不敢干,所以占领日本市场的只能是广东风味。其实北京风味才能给日本人以新鲜感呢。中国政府应该让自己的公民去占领日本市场,北京人应该随便来东京观光、投资、办厂,这样才能给中国挣回更多的外汇收益。同时,给更多的人带来工作的机会。日本没有一条法律说台湾人、香港人可以在东京办厂、开店赚日本人钱,而北京人不成。”这么突然见到一个鬼子,我这个干过记者的人立刻想到,我应该了解些什么。那么,我想知道些什么呢?


我按中国的习惯,先做出几个饺子煮熟让他尝尝。山下一吃,说:绝了,是北京的味道!


他说:“我永远忘不了一个人,他是政府军冀察第29军步兵4师的机枪营长,少校军衔。一次在和我们日本军战斗中他腿部中弹而被俘。带到我们监狱是1943年春天。我们的任务是要知道捷克轻机枪和马克沁重机枪的进口渠道、进口数量,还有弹药、维修技术,以及政府军的装备情况。



80多岁的老头子吃得高兴,就又扯起了北京胡同里挑担叫卖人的吆喝声。


“在什刹海附近那些胡同里,挑担叫卖者的吆喝真绝了,像背唐诗似的,不听几年听不懂。买的人也一套一套的。比方买的人这么吆喝:‘一大枚的香油、酱油、醋,两大枚的羊肉我要肥瘦儿’。”


80多岁的日本老人连说带写,哼哼唧唧,要让我听懂。我感到有意思,我在日本听过一个美国人说中国相声,维妙维肖;今天又听老日本鬼子讲吆喝。我从不知买的人也要吆喝,只听过侯宝林先生说的相声中的卖方吆喝:


“你瞧我这块布,禁拉又禁拽,经蹬又经踹。”


而且老鬼子口中半个世纪前北京城里的“一大枚”是什么东西?是大洋?是铜钱?一个劳动者干一天活能挣几大枚?能否养家糊口?这些我都不清楚,也无心问他。我关心的是老鬼子在北京的所作所为。


“你为什么能背下北京人的吆喝呢?”我感到奇怪,于是向老头子提出疑问。老头子说他的上司叫土肥原贤二。土肥原能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并且还会讲几种方言。1928年他当了张作霖的顾问,张作霖被日军炸死后,土肥原先后担任天津、沈阳和北平的特务机关长。他在给北平的日本特色机关训话时说:“要善于交际、广泛结交中国的军政要人,就先要从中国的吆喝学起。”


“那么你所在的监狱关的都是中国人了?”对我所要知道的东西,必须单刀直入。


“那是很遥远的事儿了,我都80多岁了,我记不清了。”他的回答无疑是我的失败。


“那么,你能和我说说关于日本战犯的事儿吗?”


“你想知道哪方面的战犯信息呢?是日本国内的,还是发生在中国大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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