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长路漫漫——明兴衰三百年

长路漫漫

——明兴衰三百年

曾有一款以明朝为背景的网络游戏以“我大明终其一朝276年,不和亲,不赔款,不割地,不纳贡,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这一句话来概括明朝近三百年的历史。的确,明自太祖皇帝朱元璋始,虽有土木堡之变、清兵入关等事,但仍不失为一个较为硬气的王朝。此外,中国传统的封建吏治也在明朝达到了顶峰,所以尽管有万历的三十年不朝,统治机构却依然正常运转,这在权力斗争激烈的明朝实属不易。笔者最近的时间对其历史较为感兴趣,故而就几个感兴趣的地方稍加评论。

言官、吏治与党争

大凡吏治较为完善的朝代都颇多党争,而党争最有效的武器就是言官,这就是上述三者间的大致联系。明朝最激烈的党争是始于其政权王权稳定之后,由夏言严嵩徐阶党争开始,一直到其后苟延残喘的南明,虽然外面先后有鞑靼、瓦剌、女真等少数民族虎视眈眈,但其朝廷仍然秉承着中国大国先内再外的热情。

首先说明,太祖皇帝朱元璋和成祖皇帝朱棣根据自身的经验和教训为后世子孙构建了一个超越任何前朝的、高效的、稳定的吏治体系,这个吏治体系甚至成功到甚至其中的大部分成员消极怠工仍然可以使帝国维持最基本的运行。但是在这个成功的吏治体系之后所埋下的危机也是显著地:为了维持皇权的稳定,就不得不牺牲内阁机构的权力,可是国家需要统治者,对于勤劳的太祖和成祖皇帝这还可以勉强应付,然而稍微懒惰或者愚笨的皇帝却是一个不堪重负的任务,所以他们不得不将一部分权力下放到内阁,于是相权逐渐扩大,在万历年间张居正为相时达到顶峰。鉴于这种情况,皇帝限制相权所采取的最常见、也是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制造党争,为了制造党争就有了言官,尽管有时这言官也反过来叫皇帝陛下颇为头疼。

太祖皇帝最信任的是自己的子孙,于是他将诸子分封守边,大杀功臣,开国元勋宿将名臣除了汤和意外基本被诛杀的一干二净,更是为贪官树立了剥皮实草的好榜样,读书人千百年的以来的做官梦想在朱重八的屠刀下支离破碎,恨不能做一辈子的老百姓。太祖皇帝的努力没有白费,朱氏皇权异常的稳固,然而却为建文帝留下了更大的隐患:“若王叔反,何以致之?”面对强大的藩王,建文帝手下只有几个空有硬骨气的书生,而召之能战之将却寥寥无几,于是有了草包李景隆挂帅出征的大笑话,这是后话。大概是认识到后世子孙没经过创业的磨练,会缺乏危机感的勤劳吧,太祖皇帝为子孙还留下了另一个工具——言官。成祖皇帝朱棣登基之后做成的第一件事反而是建文帝最想完成的——削藩,于是这送却了建文帝江山的削藩终于在藩王出身的朱棣手中完成了。至此,明建立了严格的藩王分封体系,皇帝对其的监视甚至超过对外寇的关注,除了少数几回意外,自此再无藩王威胁皇权的事情出现。随后的仁宗、宣宗萧规曹随,基本延续了成祖皇帝的政策,史称仁宣之治,明王朝的综合实力显著增长。

太祖皇帝曾经立碑记太监不得干政,然而宣宗后有英宗,宠信宦官王振,开明之宦官乱政之先河,先有土木堡之变,结束了开国至此对蒙古骑兵的一贯压制。代宗皇帝在危急中即位,任用于谦,取得北京保卫战胜利,继而英宗回京为太上皇,再有夺门之变。英宗后宪宗即位,有太监汪直;英宗后有孝宗,称中兴;孝宗后有武宗正德皇帝,有太监刘瑾;武宗后有世宗道君嘉靖皇帝,任用严嵩,激烈党争开始。

先说太监乱政,由于其特殊的工作岗位,太监可以有效地影响皇帝的思维,也更容易取得其信任,久处深宫的皇帝往往可以在其身上找到亲近感。很多人认为太监乱政是因为其愚昧无知,其实不然,太监读书反而更加危险,或许根源在于由生理不健全而造成的畸形欲望。太监集团构成文官系统一个最恰当的对手,在这个时候文官们表现的较为团结,然而摧毁了太监集团之后所形成的文官团体便构成了党争的组织基础。嘉靖之后大太监还有万历年间之冯保,天启之魏忠贤,前者与张居正勾结;后者积极收纳文官,自成一阉党,即成党争之官阉勾结,其流毒直至南明小朝廷。

再说嘉靖皇帝,尽管其放任严嵩专权二十余年,却皇权依旧稳固,这不得不归功于言官系统对相权的有效牵制,此外严嵩专权前期的夏言、后期的徐阶都有效的限制了严嵩的权力,这说明始自太祖皇帝构建的吏治系统是极为有效的,皇帝始终将权力紧紧抓在手中,其关键便在于所豢养的两大爪牙:特务和言官两大暴力机关。

明朝的文官监督系统主要有两个部分所构成:其一是由吏部官员为主体构成的官员考核任命部门;其二是有都察院御史和六部给事中为主体的言官系统。两者比较,前者具有实权,但是也更容易为各种政治利益集团所直接左右;后者不具体负责实际的项目,然而却具有几乎无限的检查范围,包括吏部,其日常工作就是收集、检举官员乃至皇帝的不足,更本质的是为种种变动提供弹药——舆论。言官系统的本质是舆论,也就是手中的笔,口中的舌,其文人出身也往往使其认死理,倔强不屈,如果认定一个目标,那么他们会锲而不舍的坚持。于是在明朝历史上多次出现这样的情景:言官上书,帝不从,杖之,次日停棺上书,下狱,再日群臣上书,殿前跪倒一片,帝不悦,数臣厥倒,曰不从不退,帝默然从之。对于言官来说,被皇帝把屁股打烂不是耻辱,是荣耀,皇帝也怕这群不要命的暴徒,所以这就创造了明朝辉煌的言官文化。言官所为者何?逐名尔!舆论监督本质是不错的,然而舆论被用于党争就是灾难了。舆论约束权力是一个很好的想法,但执行起来却绝非易事,它要满足两个条件:首先是舆论的自主权,舆论不等同于媒体,媒体是始终为支持其的利益集团所服务的,有其特定的物质基础,是利益集团的喉舌,保证其舆论的公正性在于尊重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诉求,即建立有效的言论渠道;其次是保证舆论的正确性,即言论的质量,它是建立在人民的文化素质的提高上的,人民总是有能力认识真理的。然而,在封建王朝这两条都是不能达到的:其一,统治集团始终是代表少数人口而占有最多的利益的;其二,封建时代的统治者始终坚持愚民政策。

明朝最为典型的党争是历万历、天启和崇祯三朝的东林、齐、鲁、浙和阉党的前前后后的党争。张居正死后,朝中再无一人强硬如斯,没了他的压制,各种政治势力就就着万历打击张居正的东风纷至沓来,登上舞台。其中东林党的成员多是王阳明的信徒,成形于对严嵩的打击中,经过自夏言、徐阶、高拱、张居正四代首辅的扶持,颇见规模,然而也由于对王阳明学说的理解不同存在着内部斗争。齐鲁浙三党由于三地的科举事业比较发达,是主要由传统科举官员所构成,通过地域门生等关系相互组织的官僚集团,在朝廷官员中占有相当大的成分。阉党主要核心为魏忠贤及其身边的太监集团和投奔而来的文官,需要指出的是,在东林党一家做大的时候,后面两家是近乎结盟的。中国的文人讲究先主义,再实际操作,然而在先主义的过程中往往迷失自己。齐鲁浙三党把持吏部,在皇帝的支持下,曾经利用官员大考的机会几乎将东林党一举赶出朝廷,然而略见成效之后马上内讧,造成东林党卷土重来,将三党一网打尽。随后东林党内部整顿,其简单的道德区分使其格外的排斥太监魏忠贤,于是埋下隐患,被隐忍过后的阉党彻底赶出朝廷,元气大伤,只得到少许空名。幸运的是思宗崇祯皇帝很快即位,在皇帝的支持下消灭阉党,并顺手整治了齐鲁浙三党,然而,由于人才损失太大,东林党已无翻云覆雨的实力了。随后在清兵入关之后建立的南明小朝廷里阉党残余再次与东林党斗得死去活来,殊不知清军已经兵临城下。这几个政党手下都豢养了相当多的言官,相互之间的攻击就是基于言官系统所完成的。

最后说一下崇祯年间的吏治,崇祯皇帝即位,首先除阉党,兴政事,权力完全集中于己手,并且其个人具有堪称不亚于太祖成祖皇帝的勤政,然而却发出“朕非亡国之君,事事皆亡国之象”的悲叹。个人认为,崇祯皇帝尽管勤勉,但是施政缺乏大局观和连续性,纵其一朝二十四年,用吏过猛,往往急功近利,因小事而杀大臣,使得政策朝令夕改,不易见效,终究回天乏术。然而同时,自万历年所积累下来的明王朝的种种弊病也在乱世之秋被放大,压垮了明王朝最后一点希望。

对外敌的防御

明帝国二百七十六年,主要的外患都在北方,对外战争的对手主要有三个:蒙古、日本和后金。

蒙古源自元的残余力量。明初,大将军徐达不战而下北京,元顺帝北遁和林,未几再失和林。太祖皇帝朱元璋立国之后本着痛打落水狗的宗旨,三次派兵北出长城,随着王保保等一代名将的陨落,昔日纵横草原的成吉思汗的子孙却在草原上被追的鸡飞狗跳,明对北元的军事压制在蓝玉征北时达到顶峰,位于辽东的蒙古部落甚至降服于明朝,反过来用于对蒙古残部的进攻,至此,黄金家族对蒙古诸部的威信损失殆尽,宛如匆匆忙忙进入大城市的暴发户,双手空空的回到了老家。

“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朱元璋深得其中滋味,随着胡惟庸、蓝玉等案的发生,朝中宿将为之一空,一时之间名臣悍将皆惶惶不可终日。漠北的威胁解除了,朱元璋的注意力转移到了明王朝内部中,像一个永远也不相信儿孙可以长大的老人一样,他要把未来所有的威胁提前消灭掉,为子孙拔掉最后一根刺。然而,国门不得不守,还好他还有一个又一个好儿子,于是他们被派往边境,成为明王朝的看门者,说实话,他的儿子还是争气的,居然还有几个喜欢上了这样的工作,来发泄他们无穷的精力,包括后来的成祖皇帝朱棣,这哥几个时不时的到草原上逛逛,可真让蒙古叫苦不已。

但是当太祖皇帝去世后,迅速发生的靖难一役却让蒙古获得了难得的喘息之机,对于蒙古来说,最重要的社会资源就是人,有了人就会有一切。所以成祖朱棣还没在江南过几天好日子就不得不再次北上,对付这些不安分的游牧部落。此时,蒙古已经完成了对自身力量的整合:蒙古本部称鞑靼,西蒙古称瓦剌,还有在辽东一部称兀良哈三部,不过这最后一部分是拿明朝军饷的,砍起自己的同胞可是一点都不手软的。此时的明帝国的军事力量实际上已经不比明初了,朱棣五次北征蒙古,没有一次是斩尽杀绝的狠手,不是他不想,而是他确实心有余而力不足,甚至抱病进行最后一次北征,病逝在归途中,纵其一朝所做的不过是平衡蒙古诸部力量,让他们自相残杀而已。由于军事力量的削弱,这种养虎为患的政策不得不继续下去,成为他子孙的基本国策。这三代帝王期间明军事力量的衰弱原因主要是由于明初对功臣宿将的屠戮导致朝中无可用之将,空有虎狼之师,使得朱棣不得不一次又一次的亲自挂帅。

仁宣两朝文治很是不错,但是两代帝王都缺乏压制蒙古的决心,这种忽视终于酿成了失控。明英宗即位,如果瓦剌安分点的话,或许他还是不错的守成之君,然而野狼还是嗜血的,因此,他的悲剧不可避免。经历了脱欢和也先父子两代的努力,瓦剌终于统一了漠北,从此蒙古不再因为自己人而杀得头破血流了,缓过劲来的也先瞄上了明王朝,说实在的,朱元璋和朱棣父子给蒙古留下的记忆还是很深刻的,以至于也先对明最初的进攻还是试探的、小心翼翼的,但是,当他发现他所面对的不再是那个动不动就要让自己搬家的明王朝时,他便露出了自己的爪牙。也先兵分四路进攻,一时间边境告急,还好明家大业大,尽管不太舒服也没到伤筋动骨的程度,明完全可以和也先慢慢玩,但是当权的王振来兴趣了,怂恿明英宗御驾亲征,那时皇帝的存在就是国本,这就像有个小混混与别的帮派叫板,对面的老大就出来单挑了,老大固然不容易输,但是输了就玩不下去了。明动员了二十万人迎击也先,按照朱棣时的经验,这至少自保有余。明倾北京之明军主力迎击,这也吓坏了也先,不过,既然如此就不能抢点东西就走,也先也是要面子的人,不打一场太没面子了,于是历史向着两方都没预料到的方向驶去,也先是幸运的,他赢了,而明军输的憋屈,还没有拉开架势就被击溃了,随驾出征的大臣没几个能逃回北京的,更为重要的是也先还抓了明英宗这条大鱼。北京慌了,国本震动,天子被俘,这是那群大臣想都不敢想的。也先也有些不适应,本来就是出来抢点吃的穿的,没想到一下子把明帝国的皇帝俘虏了,那就去北京逛逛吧。还好这时明冒出了个于谦,这个大胆的于谦居然敢不认那个被俘的皇帝,一场北京保卫战,把也先的头脑打清醒了,明帝国不是他可以征服的,所以,他抢够了便回了老家。土木堡之变没有摧毁明帝国,却把开国以来积累的军事优势丧失的一干二净,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军事力量的强弱不是体现在军队数量上,更关键的是军事传统,一支部队遭遇败仗,只要不是被全歼撤销番号,补充上新兵他就还是头等主力,但是失去了传统,再先进的武器也造就不了精锐之师;军队的战斗力的另一个来源就是战斗经验,是否经历过实战的部队的气质是不同的,一个国家几十年不经过战争,他的军队的战斗力就值得怀疑,现在的美国其军事的最强大之处不在于他有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而是他有世界上最丰富的战争经验,战争是提高军队战斗力最有效的办法。忘战必危,土木堡之变明军损失的是国家的绝对军事主力——三大营,元气大伤,从此再无虎狼之师,明与蒙古的攻防之势易手,明再无战略进攻之力,土木堡之变是明军事力量由盛到衰的转折点。还好老天对明王朝是眷恋的,当也先怀着壮志未酬的心情回到漠北时,未待他重整兵马就发生了内乱,最终将蒙古再一次带回到了混乱的内战中去,直到明亡也没有再出现过哪怕是短暂的统一,与明的关系越来越多的表现为小规模的骚扰和互市,明王朝在对手的内乱中获得了安全。

下面再说日本,其实这个对手实在比不上其他两者,其他两者都是为了明朝的江山来的,这厮不过是打家劫舍而已,充其量是土财主多收了两石粮食想进城看看,但是也算是明的一大边患,一战于东南沿海,称倭寇之乱;一战于朝鲜,称抗日援朝。

由于日本的南北朝内乱,一部分在政治斗争中失意的武士离开日本,来到中国东南沿海碰运气。嘉靖三十三年,这些原本零散的武士初步形成有组织的军事集团,并且随着内乱的加剧人数不断增加,始成倭乱。需要指出的是,倭寇有真倭、假倭之分,前者自不必说,而后者指的则是由于对抗明政府的海禁政策所形成的武装走私集团,从人数上说,后者人数至少占倭寇总数的一半以上,其中的代表人物为汪直和徐海。在倭乱前期起主导作用的是后者,主要目的在于维护自身的商业利益,故而其行动还有所节制,但是当汪直和徐海都被处死之后,就失去了对真倭的限制能力。需要肯定的是,倭寇的战斗素养和战斗意志都很不错,相对于驻守于东南沿海的明正规军来说是具有优势的,东南总督胡宪宗可以通过政治阴谋消灭汪直和徐海,却苦于没有敢战之兵,痛定思痛,胡总督麾下两员大将俞大猷、戚继光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再练新军,于是两支以将领为名的传奇部队诞生了,俞家军擅长海战,戚家军擅长步战,两者之所以战斗力强大,原因不外乎两点:其一是兵员,俞家军以沿海渔民为主,戚家军以义乌矿工为主,士兵都是苦出身,民风彪悍,故而可以吃苦,打仗不惜命;其二是待遇,两支部队不仅不会出现欠饷的情况,打仗杀敌还会有分红,因此作战积极主动,对于戚家军来说优势还有一条,通过训练,士兵们得到良好的组织,可以通过相互之间的配合来一定程度上抵消倭寇强悍的单兵作战能力。有兵有将,再加上一个不错的领导,倭寇在中国东南沿海的好日子也就很快到头了。东南沿海这场战争给明王朝带来的唯一收获就是得到了两支颇具战斗力的精锐部队,随后戚继光被调到北方,他再一次抓起自己善于训练的特产,为明王朝建立起一支可以拱卫边疆的边防部队,这支部队在接下来对倭寇的战争中再一次爆发出了闪亮的光芒。

东南沿海的战斗只是明王朝和日本冲突的序曲,双方真正的决战在朝鲜拉开序幕。经过几十年战乱的日本终于在丰臣秀吉的手下得到了暂时的统一,不知足的丰臣秀吉把他的目光瞄向了大海的另一侧,先取朝鲜,再入中国,他很快定下了猎取下一个目标的计划。这时他所依仗的主要是两点:久经战阵的军队和对明政府腐败的认识。但是,他没有算到的是,即便是已经腐朽的明政府也不是他可以撼动的。

平心而论,在亚洲,或者是东亚这个狭小的区域里只能容许一个处于支配地位的国家,日本如果想要称霸,就不得不挑战中国。同样,为了维持中国在该地区的支配权,就必须压制日本。所以,从国家利益上来说,只要还有一家不放弃对支配权的追求,两者之间的冲突就不可避免,并且格外激烈。中国人口众多,幅员广阔,如同一头大象,行动不便,但是却始终无法将其彻底击倒。而对于日本,对其影响最为深刻的就是其海洋环境,四面环水,海洋即保护了大和民族又将其限制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海洋是日本人的命脉所在,一旦失去海洋的屏护,毫无战略纵深的日本将不堪一击,因而,海洋给了日本强烈的忧患意识和进取心,却使其缺乏长远的战略目光。

言归正传,丰臣秀吉纠集十几万人分兵七路入侵朝鲜,对于久经战乱的日本来说,这几乎是倾巢而出,举国的精华基本上都在这里了。朝鲜军队表现的一如既往的孱弱,尽管水师提督李舜臣试图力挽狂澜,却无法挽救陆军的颓废,朝鲜军队迅速的溃退到了鸭绿江畔,朝鲜国王上书明政府请求内附。面对自唐朝以来中国最忠心的属国的请求,明政府自然不会无动于衷。于是各地的部队迅速向辽东集中,大约集中了四万人左右的时候,明军就在名将李如松的指挥下迅速进入朝鲜。战争之初,日军似乎还没有在对朝军的胜利中清醒过来就在平壤吃了一个大亏,伤亡近万人。随后又在开城,汉城再受打击,一直退到釜山,也就是他们最先登上朝鲜半岛的地方,两军陷入到了最为残酷的相持阶段。打不成那就只有谈判,于是两军约定撤军,朝鲜战事暂时告一段落。面对在朝鲜的挫折,丰臣秀吉并不甘心,几年后,重整兵马的日军再次进入朝鲜半岛,由于过分的轻敌,留守朝鲜的明军受到了很大的损失。为了找回面子,明政府再次组织部队进入朝鲜,由于双方都有了对对手一定的认识,战争变得残酷并且漫长,随着丰臣秀吉的死亡,已经饱受战争折磨的双方再次坐到了谈判桌前,朝鲜半岛依旧被李氏王朝统治者,双方战死的士兵都化作了田野中的尘土。对于明朝来说,这只不过边疆一场不足为奇的叛乱,在对日战争的过程中明政府甚至没有进行大规模的动员,与此同时还在西南地区进行着一场更大的战争。然而对于日本来说,大批民族精华战死,经济生产为之一滞,无数后人不无悲伤的感叹:“战国名将的光辉在朝鲜最后一次绽放。”战争对丰臣秀吉家族的影响更为巨大,两年后丰臣秀吉家族的武装在关原会战中败给德川家康,横行日本一时的家族灰飞烟灭。“上忍”德川家康成功后迅速派遣使者与明王朝修复关系,中日纷争以日方屈服而暂时告一段落。

在对日本人的战争中,明军大量使用火器以及先进的战法,利用领先的科技不断地蹂躏着日本人的神经,通过在朝鲜的战争,老一辈抗日将领所创建的武装渐渐退出前台,而新一代的关宁铁骑走上历史的前台。

在对新兴的女真民族的战争中,除了不断征调到辽东的各地部队以外,一直活跃在战场上的关宁铁骑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关宁铁骑的创建者是李成梁,他纵横关外数十年,靠着麾下这支能征善战的劲旅,打的周边少数民族闻风丧胆。除了武器先进以外,关宁铁骑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成员都是辽东本地人,每个人都被分配了土地,其作战积极性自不待言。对于这种近乎拥兵自重的军阀行为,明政府是默许的,辽东始终是化外之地,只要不惹麻烦就行了,朝廷也不指望在这获得多少的钱粮。李成梁死后不久,其统治中心铁岭为女真占领,关宁铁骑的实际指挥权落入祖大寿之手,由李家武装变为祖家武装,对于李成梁来说关宁铁骑的中层指挥官最好是自己的儿子和家奴,而对于祖大寿来说这最好是自己的弟弟和子侄,于是,一支只认将领而不认朝廷的武装诞生了,以关宁铁骑为核心又形成一个辽东军事集团,随后的历任督抚都不得不小心伺候着这几位爷,生怕他们关键时候不卖你的帐。祖大寿降清之后,他的外甥吴三桂成为关宁铁骑的最后一任领袖,驻守辽东直至明王朝灭亡,而随后的历史也为大家所熟知。在整个历程中关宁铁骑的表现得到了包括对手在内所有人的肯定,这是唯一敢和号称当时最优秀骑兵的八旗军野战的明军部队。然而国家武装的效忠对象由国家变为个人,意味着国家权威的丧失,尤其是国家还不得不依靠其来维护自身的安全,这是一个国家、一个王朝挥之不去的悲哀。

战争是学习战争的最好课堂,随着和女真人的一次次战斗,在关宁铁骑之外也产生了一系列的名将,如袁崇焕、满桂、赵率教等人。与关宁铁骑不同,他们所依赖的主要是不断征调出关的明政府军以及其携带的先进的火器,领先的科技带来的是战斗力实实在在的提升,这些将领坚持以守代战的策略,充分的发挥了先进的武器,具体来说就是大炮的威力,清太祖努尔哈赤即是在宁远城下挫败于大炮、火器,继而含恨而终的。

至此,明与女真政权的军事斗争基本进入到了相持阶段,如果不是关内的农民军彻底的摧毁了明政府的统治基础,女真政权绝对没有入关统一中原的机会,尽管他们可以几次进入河北、山东劫掠,却不足以摧毁明王朝。后金武装的特点在于机动性强,冲击力好,但是部队缺乏系统的战术训练,战争前期所取得成功主要依赖于明政府的轻敌和一批优秀的将领的存在,然而当明政府被迫正式审视对手并且加以研究之后,后金骑兵的优势就不明显了。对于突然兴起的游牧民族,中原政权最为稳健的应对之策就是打消耗战,只要没有了新的利益收获的刺激,游牧民族就会很快丧失其进取心,进而将注意力转移到内部斗争中去,这是由游牧民族落后的政治制度所决定的。另外,游牧民族的兴起强烈依赖于领袖强有力的领导,皇太极即位初年,四大贝勒执政,后金汗位的权威并没有建立起来,但是由于当年随清太祖努尔哈赤东征西讨的功臣宿将们还在,后金政权内部的不和谐因素并没有暴露出来。但是等到皇太极突然去世之后带来的汗位之争却使后金政权趋于分裂,甚至要兵戎相见。然而这时却传来了北京被李自成攻克,崇祯皇帝自缢于景山,吴三桂遣使求清兵入关助剿的消息,这个消息让后金的统治者如同注射了兴奋剂,迅速的放弃了争执,投入到征服中原的伟业当中去。应该说上天对后金是眷顾的,在他们即将走向分裂的关头赐予了一个更大的猎物,使得他们再一次的团结起来。后金委实幸运,除了好运气,还有两代杰出的帝王将相,而对面的崇祯皇帝尽管勤政,却改变不了积重难返的时局。明政府对后金的失败非战之过,而是自己把自己折腾到了最后一口气,真正摧毁明王朝的力量并非来自于关外,而是帝国内部的内乱。

内乱危害之一:破坏生产。明朝末年的民变又称流寇,所谓流寇行径,即是如蝗虫般刮过大地,吃光一切可以吃的东西,破坏一切可以破坏的东西,流寇之乱横行于陕西、湖北、河南以及四川等地,所到之处的经济生产都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而尾随而至的明军所收复的不过是一片焦土,于是在明政府的经济版图上上述地区被逐一的摧毁了。

内乱危害之二:消耗国力。为了消灭流寇,明政府被迫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流寇所到之地生产停滞,巨大的平叛战争需要中央财政甚至是其它地方的支持。面对流寇,由于缺乏一劳永逸的决心,明政府采取了剿抚结合的策略,使得平叛战争成为了帝国一个持续流血的伤口,最终血竭而亡。

内乱危害之三:牵制了对外战争的投入。尽管先后由卢象升和孙传庭组建了天雄军和秦军,虽然多次将叛乱武装逼入绝境,却始终无法将其彻底消灭,随着流寇的不断成长,当地的军队已经无法应对局面,不得不从关外抽调部队助剿,而在该战场上所牵制的军事力量又无法迅速的投入到关外的战争中去。

面对内与外的双重压力,明政府疲于应付,不得不经常性的拆东墙补西墙,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政权陷入到万劫不复的深渊当中。


这篇文章的后半部分是隔了好久才续完,思路不连贯了,最后关于明和后金的对抗以及流寇之乱写的感觉很不好,有点写不下去的感觉,现在把这篇残缺不全的文章先发出来,和大家讨论一下,激发下思路。希望大家都给些帮助。

本文内容为我个人原创作品,申请原创加分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猜你感兴趣

更多 >>

评论

评 论

更多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