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焰少将:中共为什么没有形成侦查党内异己的“克格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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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新华网,作者:徐焰,原题:《中共为什么没有形成侦查党内异己的“克格勃”》


共产党情侦部门建立更早,却因力量弱小一度严重受挫


1924年国民党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实行改组前,可谓是众多派系建立的松散联盟,孙中山只是名义上的领袖,党内连中央委员会之类机构都没有。蒋介石从这一年开办黄埔军校起家,翌年建立了自己的军队。他在北伐和1927年发动“四一二”反共政变时,利用的还是旧政府的侦探警察,以及与他有历史渊源的青红帮。直至1928年,蒋介石才建立自己的情报和特务机构。中统、军统的规模在抗战末期发展到顶峰,在编内勤(即专职特务)达几十万,成为人民痛恨的类似明代“东厂”、“西厂”或德国纳粹盖世太保的恐怖组织。


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成立起,由于在反动军阀镇压下没有合法活动条件,长期在地下状态活动,只是在1924年至1927年间在国民党当局辖区内才有合法地位。1925年8月,主张联共的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被右派刺杀,据受伤被捕的刺客陈顺交待,下一步还要暗杀共产党,由周、陈延年领导的两广区委就此感到有必要建立侦察保卫组织。当时周安排在黄埔军校任职的陈赓等人掌握一些武装保卫力量,并开始在国民党内建立一些内线,就此建立了中共最早的情侦工作,不过组织还不健全。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前,虽然中共中央事先得到内线零星报告,却缺乏其核心层的决策情报,临机又缺乏紧急应变决心,上海、广州等地的党组织都遭到突然袭击,大批干部和群众骨干因未转移而遭捕杀。


1927年5月,从上海脱险的周到达当时的中共中央所在地武汉,吸取前一段的教训,为保卫中央安全建立了“特务股”(后称特科),在各处建立内线,并组织了精干的武装保卫人员和秘密交通网。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共的专职情报机构建立倒要早于国民党。


同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昌召开同共产党分裂的会议,此前中共特科便得知动向,在汉口安排了十几处秘密隐蔽地点。会后国民党派人搜捕时,陈独秀及中共中央所有成员都已不知去向。8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又在汉口秘密召开著名的“八七会议”,国民党的警探也一无所知,随后特科又秘密租船将中央机关由武汉迁回上海,途中也未出意外。


1927年11月,周从广东回沪后重组了中央特科。此时特科成员中有一些带有江湖流氓习气的人如顾顺章等,热衷于打打杀杀。周针对这些不良倾向亲自为特科规定了“三大任务一不许”──“三大任务”是搞情报、惩处叛徒和执行各种特殊任务,“一不许”是不许在党内相互侦察。


周提出的“一不许”原则,对保障中共后来正常的党内生活极为重要。苏联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原为“契卡”,后简称“格别乌”,上世纪50年代改称“克格勃”)在列宁去世后便开始涉入联共(布)内部斗争,后来甚至发展成为领袖个人的监视工具,成为恐怖“清洗”的重要帮凶。后来毛又一再强调党内不许搞侦察,这对防止重蹈苏共悲剧起到了重要作用。


蒋介石从建立特务机构起,就用于侦察党内异己,如李宗仁在回忆录中便说自己任副总统时的身边卫士都是蒋的侦探。只对蒋介石个人负责的军统中统捕人、杀人,又越过警察、法庭种种司法机构,连各级军政官员都不能过问,甚至这种官员本身还要受其监视。这种特务政治的泛滥,也是造成国民党政权四分五裂并丧失人心的重要原因。收买、色诱、暗杀等行为,都违反地下工作原则


近些年一些影视剧的编导凭想象编造情节,经常出现中共地下党组织暗杀敌方要人,以及用恋爱等手段发展关系等场景。记得上世纪80年代初国内播出一部表现在敌营中潜伏的电视剧《敌营十八年》时,曾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的文艺界前辈夏洐看过后便撰文叹息说,这些年轻编导不了解当年党的隐蔽斗争原则,利用女色、金钱收买和手枪暗杀等方式恰恰是中共地下工作所不允许的。


中共从事隐蔽战线斗争时,从来不许搞暗杀一类恐怖袭击。因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革命斗争的目标是推翻整个反动统治而不是消灭个人,暗杀敌方头目不仅不能达到斗争目标,反而会引起社会反感并影响斗争方向。中共中央特科虽消灭过少量叛徒,却只限于向敌出卖机密并马上会招致组织破坏的特例。相比之下,国民党从其前身同盟会开始就崇尚侠士刺客思想,并将暗杀作为重要手段之一。蒋介石在大陆便经常使用特务对公开的反对者搞暗杀,这种以国家政权采取的恐怖主义,也是遭到举国痛骂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共中央特科最早开展的除奸工作,主要是1928年4月政治局常任委、组织局主任罗亦农在上海因叛徒出卖被捕遇害案。特科的内线关系很快查明,这是因担任中央秘书和接待的何家兴、贺芝华夫妇告了密。他们从德国、苏联学习回来后经常出入灯红酒绿场合,组织发给他们的每月几十元生活费无法满足其奢华需求,他们便利用接待之机偷记下上百名领导人住址,随后到租界巡捕房表示愿以5万美元和出国护照出售此名单,并先说出罗亦农的地址,待捕捉验证确实后再做下一步交易。中共中央负责人闻知此讯后紧急搬家,红队又以放鞭炮作掩护冲进这对叛徒住所,搜出名单后开枪将何家兴击毙,贺芝华头上也中枪负重伤,从而斩断了继续叛变的线索。


1929年8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湃、军委负责人杨殷等五人在上海沪西区开会时被逮捕,周因临时有事未到幸免。仅过了六天,彭湃等四人便在位于龙华的淞沪警备司令部内被杀害。中央特科通过内线查明,告密者是军委秘书白鑫。此人在海陆丰红军中当团长时便怕死弃职跑到上海,为追求荣华富贵而秘密自首充当了内奸。根据周恩来指示,同年11月11日夜,特科在法租界霞飞路(今淮海路)设伏,连开90余枪,击毙白鑫及特务保镖共五人,红队无一伤亡。“霞飞路上的枪声”轰动上海,使叛徒特务一时丧胆而不敢随便活动,中央在沪安全也得到一定的保障。


红队在上海滩有了威名后,周又专门强调:只能消灭危害党的叛徒和暗藏的特务内奸,对反动统治阶级头面人物包括公开的特务头子都不要打,否则会偏差政治斗争的正确方向并脱离群众。有一次“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得知有二三十个警探和“包打听”要在一品香饭店聚会,打算运去几皮箱炸药引爆。周得知后马上制止,认为这会把饭店炸成废墟并伤及无辜,将在社会上造成极坏影响。在此后的革命斗争中,共产党人除了打击敌军事目标,也从不对反动营垒头面人物采取暗杀,从而防止了恐怖主义倾向,并且与国民党特务那种“下三滥”手段划清了界限,这也是争取人心成功的原因之一。




周提出的“一不许”原则,对保障中共后来正常的党内生活极为重要。苏联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原为“契卡”,后简称“格别乌”,上世纪50年代改称“克格勃”)在列宁去世后便开始涉入联共(布)内部斗争,后来甚至发展成为领袖个人的监视工具,成为恐怖“清洗”的重要帮凶。后来毛又一再强调党内不许搞侦察,这对防止重蹈苏共悲剧起到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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