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方夜谭般的“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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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天方夜谭般的“刑事” 一 这个故事听起来像是天方夜谭:一个公民在自己家里寻衅滋事。拆迁的队伍来了,他往下面扔石头,据警方说造成一个人的重伤。然后他乘飞机到北京自首,然后又被湖北警方带回,然后又被刑事拘留,罪名便是寻衅滋事。原来,这不是一个故事,而是一件刑事。这真是奇了怪了的事,寻衅滋事的地方应当是公共场合,而这位叫童贻鸿的农民却是在自己的家里。这是一个私人空间,正面临一大群陌生人的强行进入,而且他们带着家伙还要破坏他的房体。他不过往下扔石头,怎么说都是一个自卫行为,具有无可辩驳的正当性。假如有人受伤,

天方夜谭般的“刑事”


一 这个故事听起来像是天方夜谭:一个公民在自己家里寻衅滋事。拆迁的队伍来了,他往下面扔石头,据警方说造成一个人的重伤。然后他乘飞机到北京自首,然后又被湖北警方带回,然后又被刑事拘留,罪名便是寻衅滋事。原来,这不是一个故事,而是一件刑事。这真是奇了怪了的事,寻衅滋事的地方应当是公共场合,而这位叫童贻鸿的农民却是在自己的家里。这是一个私人空间,正面临一大群陌生人的强行进入,而且他们带着家伙还要破坏他的房体。他不过往下扔石头,怎么说都是一个自卫行为,具有无可辩驳的正当性。假如有人受伤,也不应当由童负责;谁指使那些人无辜闯入民宅,谁就应当对此负责。这其实是太浅显的道理,可是警方不懂?以寻衅滋事的罪名抓捕一个捍卫自己家园的农民,也不派腾笑天下?这个罪名显然是个幌子,真正的原因无非是他不配合政府拆迁(问题是他有什么义务要配合政府拆迁)。在双方没有谈拢之前,几十人就到童家强行动手,那是非法。要说寻衅滋事,这才是寻衅滋事。可是,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现在坐在班房里的是房主,他顶戴着的却是对方的罪名。可悲在于,这不是什么天方夜谭,而是我们这片神奇土地上实实在在发生的事。


二 这就是目前中国的“法治”现实:普洱市民因拆迁状告市政府,于是,(一)法院接到诉状上报市政府;(二)副市长批示法院如何办。如果这142户拆迁人是一利益体,主导拆迁的市政府也是一利益体。他们之间的冲突,只有依赖独立于他们的第三方才能解决,这就是法院。法院存在的前提是必须与前二者利益无涉,否则它无以成为公正的第三方。可是,在普洱(又岂止在普洱),市政府和市法院是上下属,就其二者职能而言,则无异于行政和司法是上下属。从普洱的情形看,市政府支配市法院,一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手,手之使指。这就意味着在普洱市民和市政府之间已然缺乏一个本不应缺乏的第三方。市民与政府因拆迁而发生利益冲突时,由于后者握有权力的一切资源(包括司法资源),民众便无法通过法院为自己主持公道。然而,当法律不能执行社会正义时,民间就会用暴力的方式行使自然正义,因为它已经面临绝路。这就告诉我们,一个缺乏第三方的社会是一个危险的社会,府民之间的冲突如果找不到第三方这样一个缓冲对象,势必愈演愈烈,导致社会震荡。


三 新拆迁条例尚未问世,我已经感到了某种不安。该草案取消行政强拆,当然是好事。可是据《法制晚报》,参与该草案制定的一位北大法学教授表示“在强制拆迁问题上,由法院来制约和监督政府,是应有的平衡。”只是我不理解,法院又如何制约和监督呢,如果没有形成一件案件的话。按照该报另位律师的解释“以后政府一律要向法院申请强制拆迁。”看到这里,我不禁大摇其头。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政府是个大政府,法院和政府本来就是隶属关系。普洱市民状告市政府,法院不是向市政府请示如何处理吗;而且一位副市长还要求法院动员告状人撤诉。照这样的关系,大政府把强拆的任务从行政转移到法院不就可以了吗,这也就是从自己的左手到右手。至于“申请”,不过就是个词。问题不但如此,法治社会,政府三权中的立法行政和司法,前两者属于积极权力,司法则是消极权力。如果没有诉讼(民事是由民提起诉讼,刑事是由官提起诉讼),法院不能启动任何司法程序。现在行政向法院申请,可是,(一)如果没有形成一个案件,(二)如果不是该案经过审理而被拆人又拒不接受,法院凭什么可以启动强制执行的程序呢。如此做法,不是要把法院的消极权力变为积极权力吗;但这一变,就根本变动了法院的性质。它所导致的后患是什么,还请立法专家熟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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