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露共产共妻"谣言变形记:武汉裸女游行风波


剧烈的社会变革,使得基于不同立场的民众,对“革命”产生着各种误传和曲解,由此而生的谣言,却往往成为一种“政治”武器。

1927年4月的一天,汉口三分区的十字街头,一位年轻的女子对着聚集的人群和过往路人,高声演讲:“要坚决放脚!要坚决剪发!还要坚决反对束胸!束胸是不人道主义的!妇女同胞们,你们解了束胸没有?解了吧,男人没有束胸,我们为什么要束胸?”

讲到激动处,这名女子突然解开纽扣,脱掉上衣,托着自己的乳房,说:“你们看,这就是真正的解放。打倒封建主义!铲除封建思想!”顿时,呐喊、笑声、口哨声四起,人群中一片骚动。女子热泪盈眶,振臂高呼:“全中国妇女解放万岁!国民革命胜利万岁!”(安广禄《北伐时期武汉裸女游行风波》)

发生在远东传统社会里的疯狂行为,甚至引起美国媒体的关注,“在民族主义首都武汉,发生了一起由八名庄重的、充满爱国热情的女大学生举行的沿江裸体游行”。4月25日,《时代》如是报道。这则报道如今看来都触目惊心:走在前排的,手举竹竿撑起的标语牌,除了架在鼻子上的大眼镜外,浑身上下一丝不挂,其余七个也都赤身裸体。标语牌上写着:“自己解放自己!我们丢掉的是***的耻辱,而赢得了自由。把中国从***列强手中解放出来!”(李炎胜《1927年“武汉裸女游行”真相》)

事实上,这是武汉妇女协会宣传妇女解放运动的活动之一。而在1927年的部分武汉女性的认知里,裸体、解放自己的身体,就是革命的行为。就在3月8日那天,武汉国民政府党政要员、女界领袖和20万军民在汉口举行国际妇女节大会,会后举行游行活动的时候,突然有些赤身裸体、手举彩旗的女人们冲进游行队伍。游行的人惊呆了,队伍有些混乱,但这些裸体的妇女却顾不得街上众目睽睽,依然随着队伍前进,边振臂高呼:“打倒军阀!”“中国妇女解放万岁!”

这些裸体的女子是一些想参加到“革命”中来的妓女,结果报考武汉中央军校女生队,未被录取;想参加妇女干部培训班,也被拒之门外。彷徨失望之际,一位常光顾青楼的黄公子唆使她们说,学习有什么用,裸体游行才是“最革命”的。(安广禄《北伐时期武汉裸女游行风波》)

在1920年代, 妇女解放运动伴随着革命风起云涌。长久以来,中国妇女被压抑的人性,被禁锢的生命突然有了冲破禁闭的可能,那些猛然爆发出的激情,身体本能的狂热往往无所顾忌到令人惊讶的程度。

这股潮流与剧烈的社会革命相结合,性与政治交织,在整整三十年里上演了一出版本不同、内核皆为谣言的戏剧,其最耸人听闻的内容就是:“共产共妻”。

■ 离经叛道的年轻人

此时,国人对于“共产共妻”这个舶来名词已经早有耳闻。

这个名词来自关于从社会主义苏联的传闻。十月革命在俄国取得胜利后,人类历史上一种新制度开始实行,大部分人对此感到新奇陌生,也自然地设想起共产主义的美好生活,一些荒唐的愿望也由此而生。甚至有材料显示,在俄国,私底下存在过“公有化”资产阶级妇女的行为。

尽管在苏联的正式文件中,始终找不到关于女人“公有化”的任何文字。但是,有关共产主义政权“共产共妻”的说法,却不胫而走。一系列耸人听闻的标题出现在西方各大报纸上,“苏维埃的一夫多妻制”、“社会主义将卖淫合理化”、“布尔什维克将俄罗斯丢在了人类文明的角落里”等等。

很快,这则在俄国起源的谣言,就转道进入中国。

事实上,苏联确实曾经努力要把妇女从家庭束缚中解放出来,从丈夫控制的经济权力中解放出来。在1917年和1918年,列宁颁布了两条法令,废除男性对他们的家属拥有的特权,确定了妇女拥有完全的经济、社会和性自主权力。但显然,这些做法在数千公里之外被误传和曲解了。

当中国的革命者把目光投向苏联的时候,改变有史以来的婚姻制度和家庭制度,便成为最有表现力的革命行为。激进的青年人掀起了一股毁家、废婚运动的高潮。诸如“工读互助团”、“男女生活互助社”、“利群书社”等团体也在古老的中国社会里如雨后春笋般生长出来。团员们纷纷脱离与家庭的经济联系,离婚的离婚、解约的解约,然后过起了群居的“公社”生活。

于是,当“安那其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的乌托邦幻想依然让人着迷不已的时候,“共产共妻”的谣言,也与这群看上去离经叛道的年轻人如影相随了。

广东海丰县教育局长彭湃,出身豪富,留学日本时,深受俄国革命影响。归国后,在家乡建立起“社会主义研究社”、“劳动者同情会”,试图以社会主义教育工农大众,革新社会。

在20年代初期,彭湃给这个偏远的小城带来了闻所未闻的“社会主义”、“自由恋爱”等新名词,这引起当地豪绅的不满。很快,就有人向主政广东的陈炯明告发彭湃在海丰大肆宣扬“共产”、“共妻”,彭湃不得不到广州待了两个月,“整日里只向人解说社会主义是主张共产不是主张均产,是主张自由恋爱不是主张共妻”。

但显然,他的这份解释毫无用处。1922年5月4日,彭湃组织了海丰有史以来第一次“五一”游行。游行当天,彭挑选了个子最高大的一位学生,擎着大旗走在队伍的最前边,旗子上醒目地写着两个大字:“赤化”。在彭湃等人的带领下,各校的师生敲铜鼓吹喇叭,齐唱着彭湃自己写的《劳动节歌》:“劳动最神圣,社会革命时机熟……”高呼着“劳工神圣”的口号,浩浩荡荡、穿街而过。

这种狂热的宣传赤化的行为,让海丰的豪绅惊骇不已,他们深信,这个年轻人是铁了心要搞“共产共妻”的了,他们在报上连续发表《借教育宣传主义之谬妄》、《铜鼓喇叭可以休矣》等文,攻击彭湃。但他们知道,对于普通公众来说,劳工神圣本是很具有诱惑力的宣传,而只有将惊世骇俗的“共妻”传说鼓吹起来,才能让人们在“共产主义”的面前望而退却。

■ 谣言与敌人

自共产主义传入中国的那一天开始,“共产共妻”就成了反对者攻击这种制度的有力武器。受到污蔑的不仅仅最初的左倾知识分子们,而且在孙中山确定联俄联共的政策后,这个“赤色”的国民党政权也难逃“被谣言”的命运。

军阀们说,“孙中山讲讲三民主义还罢了,他不该又与赤党合作,唱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高调,这就非同小可了。”“赤党主张‘共产共妻’,不讲人伦,不分穷富,谁能受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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