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记者:中国体育应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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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亚运会期间,杨明发表《一骑绝尘引发的思考》,指出中国竞技体育一家独大并非好事,会带来不少隐忧;中国人的体质正在明显滑坡,但金牌总数是世界第一,亚洲绝对第一,这难道不是讽刺吗?此言一出,迅速引发公众热议。中国亚运代表团副团长殷宝林不仅给出了观点鲜明的回应——竞技体育就是要争金牌,而且直斥“某些记者为出名,总是炮制一些所谓‘高论’来颠倒是非”。随后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不少媒体及知名人士参与这场论战。拥护者、反对者各执一词。论战正酣之际,始作俑者杨明却保持沉默。昨天,广州亚运会闭幕,中国代表团的金牌数和奖牌总数果然是一家独大。杨明也打破沉默,与本报记者进行了对话。


“我为何突然选择沉默”


记者:亚运会期间,你挑起了这场反对惟金牌论的论战,却为何没有再参与讨论?


杨明:首先我声明一点,我不反对运动员全力去争取金牌,我只是反对惟金牌论。因而在亚运会期间,我保持沉默,避免让参赛的运动员受到影响。其次,我的这个观点并不新鲜,早就存在这样的声音,今天不说出来,迟早也要说出来。但我发表文章的目的是希望引起讨论,我不能说我的观点都是对的,只是抛砖引玉,希望大家都重视这个问题。一方面我们是竞技体育的金牌大国,一方面我们的国民体质却逐年下降。我们搞体育到底是为了什么,这难道不值得我们反思吗!从现在看,大家无论是支持我,还是反对我,都很关注这个话题,各方人士都在积极讨论。我在微博上也不断推荐各种文章,既有与我观点相近的,也有反对我的。既然引起讨论的初衷实现了,我也暂时沉默,我也需要继续思考。


“一段时期,我脑子很乱”


记者:支持你的和反对你的,分为鲜明的两派,不乏重量级人物加盟,支持你的就不用说了,说说反对你的吧,有中国体育的泰斗级人物魏纪中,有中国亚运代表团副团长殷宝林,还有亚奥理事会总干事也表示中国一家独大不是问题,甚至《人民日报》上也有人撰文与你辩论。我不知道最近半个月来你有没有承受压力,或者说,你还坚持你的观点吗?


杨明:实话实说,我有时候真不知道自己对还是不对,也不知道该怎么表达了,有一段时期,我脑子很乱。看到中国男篮夺冠,我真为他们高兴,我比谁都渴望他们能拿到亚运会金牌。看到国旗升起,我也一样激动。但冷静下来一想,我认为我的观点还是对的。我仍然坚持我的观点。亚运会期间,我也不断搜集一些数据,我在微博上也希望大家帮助我搜集数据,亚运会结束后,我将发表一篇文章,到时候,我不想多争辩,我将用数据说话。


“竞技金牌促进全民健身,我反对”


记者:在反对你的观点中有一个共识,就是竞技体育的金牌能够促进全民健身的发展,并用乒球和羽球为例。殷宝林副团长也说过类似的话。我日前采访了一些专家,他们认为竞技体育和大众体育完全是两个范畴,即使有促进也是很有限的。


杨明:所谓竞技体育成绩上去了,将促进大众体育的开展,我反对,这个观点是缺乏依据的。他们拿乒乓球和羽毛球为例,我可以给出相反的例子,上世纪80年代实现五连冠的女排,上世纪90年代高居世界亚军的女足,2002年男足进军世界杯决赛圈,实现了出线足球的目的。我要问,这些项目的竞技成绩也曾经辉煌过,现在的状况又怎样!你看看现在还有几个女孩子打排球,踢足球,男足的注册球员又有多少。


“竞技体育与全民健身的区分是我们独创,国外没有”


记者:您列举的反例恰好是三大球。这一点我也思考过,我认为恰恰是我们强调竞技层面的金牌战略,损害了三大球的开展,尤其是基础。我在想,如果我是地方体育局局长,我会发现,如果培养出体操世界冠军,跳水世界冠军或者游泳世界冠军,这个选手有可能在奥运会上一个人拿到三四枚甚至更多的金牌,比如李宁和菲尔普斯这样的选手。与培养几个天才比较起来,三大球就难多了,投入大、周期长、见效慢,风险高。因而,自从1988年奥运会后确定奥运争光计划后,各个地方体育部门都把重心投入到短平快的奥运项目上,三大球就是这样被荒废的。


杨明:即使我们发挥举国制优势只抓三大球,不惜血本加大投入,甚至可以不择手段去进行潜规则,然后我们三大球都拿了世界冠军。这又有什么用呢!这是我一直思考的问题,体育的内涵是什么,竞赛的本质又是什么。比赛的英语是game,但这个单词的本来含义就是游戏,不是你死我活的war(战争)。但在我们这里却被分裂了。国外体育从来都没有竞技体育和全民健身这样的分类,这是我们的独创。正是这样的划分,让我们背离了体育的本质,让我们的体育职能部门变得极端功利性,他们很明确,搞体育的政绩就是拿金牌。


“竞技体育和全民健身上的投入各是多少,很多单位不愿提供数据”


记者:正是我们这样人为划分,让殷宝林有了反驳你的依据,就是竞技体育和全民健身并不矛盾,但全民健身不仅是体育部门的事,还有教育等全社会的参与。你瞧,人家理直气壮呀!于是我也跳出体育圈外,咨询了一些从事社会学研究的学者,他们认为,当一个国家的一年的人均收入超过1000美金时,就有了旅游和健身的消费需求,也就是全民健身。我们国家已经达到了这个阶段,这个时候,国家的体育政策应该向大众体育倾斜而不是竞技体育。坦率地说,与竞技体育的投入比起来,我们在全民健身上投入还远远不够。杨明:不瞒你说,我也在寻找我国在竞技体育上的投入和全民健身上的投入之比,但很遗憾,我找了一圈子,没有多少部门能给我提供准确的数据,到目前只有一家地方体育局给我提供了一些数据。正如你所说的,人均年收入达到1000美金,大众体育需求意识增强,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大众的体育情结已经变了。金牌意识和健身意识同样重要。中国体育或许正处在这样的过渡期。这是否意味着体育总局职能也要发生转变,既然他们也承认说全民健身不是体育部门一家的事,那好,比方说,我们把体育总局划归教育部,问题是体育总局愿意吗,过渡期间,机制如何理顺,又需要多长时间。


“我没想过出名,但我坚持我的观点”


记者:最后一个问题,殷宝林说你想出名,你的同事徐济成替你辩解了,说你已经很有名气了。你自己怎么看待?


杨明:我写那篇文章真不是为了出名。不是我名气很大,不需要撰文赚取眼球了,而是希望把我想说的话表达出来。说实话,这么多年,我们媒体不也是盯着金牌,盯着明星吗,我们这些记者何曾关注过老百姓的健康。如果中国体育的重心真的从金牌至上向全民健身转变,我们这些体育记者不也要重新定位和适应吗,难道我意识不到其中的风险吗!但我还是坚持我的观点,面对大部分中国人亚健康,面对国民体质20多年来日益下滑,作为竞技金牌大国,中国体育应该反思,我们最终的目标究竟是金牌强国还是体育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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