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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风,悠悠掠过王体瑞坚硬的脸庞,他没有理会这小小的惬意,更不会着迷东京的秋色。路已到了尽头。

呈现于眼底的是一座颇为壮观的日式屋宇,大门前的广场足以容下上千人集合。他估计这应该就是今天要来的地方。

王体瑞放慢脚步,走近了大门口。忽然看见两个有点熟悉印象的人,他们似乎正在热烈的交谈某些话题。

孙月仙?汪精卫?他们来这里干什么?

王体瑞不想过去和他们打招呼,但是汪精卫眼尖,在他经过两个人身边的时候认出了王体瑞。

这谁呀!还穿的有模有样的啊!额,西服,不错,很有品位。汪精卫几乎是嚷着道,他和王体瑞是有过节的,在陆士学校的时候两个人差点就干了起来,幸好有蔡锷,许崇智把王体瑞拉住,汪精卫才避免了被我们的陆士猛男爆打的命运。

王体瑞脸上不带任何表情的说道:“哦,兆铭兄哪,你不是为革命事业整日的鞠躬尽瘁吗?怎么有空到黑龙会喝茶?

你说的什么话?难道革命就不许请客吃饭吗?我倒想问问你来这里究竟想干什么。汪精卫装着很气愤的样子阴测测的道。

兆铭兄,我不是那个意思。哦,对了在你身边的这位到底是哪路神仙呀?王体瑞明知故问。

什么,你竟然连孙先生都没见过?看来你真是一个无可救药的“反动派”。

孙大炮吗,见是见过,不过是在历史课本上看见的。他被称为“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国父”。

孙月仙同志是典型的海归派,早期在大马的富豪的哥哥资助下去过美国游学,自小就自命为‘洪秀全第二’的孙月仙被美国的强大所深深震撼,简单的了解了一下美国的政治经济制度的皮毛,就以为自己获得了拯救神州的屠龙刀。


他当时在政治方面学到的就是美国的民主宪政,再简单点,就必须建立一个没有皇帝的中国,因为美国没有皇帝,所以他很幼稚的以为皇帝就是中国的万恶之源,这从他组建同盟会后就坚决的从事推翻清皇的行为中就可以证实。在政体上他坚持的是美国的联邦制,当时叫做‘联省自制’。至于当时在列强环伺的中国,这样的体制是否会导致国家的分裂,他估计是一点概念都没有的,反正美国是这样搞的,中国就一定行的通。


在经济方面,他念念不忘的就是美国的铁路发达,他当初把总统位置让给袁世凯后,第一件想干的就是铁路顾问,他当时坚信,只要在中国修上美国一样的铁路,中国的经济就会腾飞,所以当初孙袁会,他就提出‘十年内,大总统练新军一百万,我则修铁路二十万公里,则中华必可扬眉吐气于世界’,袁世凯当了那么多年的北洋大臣,当然深知治国的艰难,对此也就一笑置之。


1879年,13岁的孙月仙离开家乡到檀香山投靠长兄,由此进入当地的教会学校,读英文,从西学,接受的是西方的教育。


1883年的时候,受到教会的影响,孙月仙想受洗入教,当比他早来异邦多年的长兄却对此大加反对,于是孙月仙一怒之下便回到了翠亨老家。回家之后,已经是新派青年的他觉得村中死气沉沉,保守依旧,迷信依然。于是,他便和好友陆皓东干了件坏事,把村中北帝庙的神像给砸了¬(这事洪秀全当年也干过)。这事捅下了马蜂窝,村中长辈野老要找他们的麻烦,结果孙月仙和陆皓东就都跑到香港去了。


去香港后,孙月仙和陆皓东都受洗礼加入了***。后进入拔萃书院和中央书院读书,继续接受西式的中学教育。1886年,他从中央书院毕业后,随之进入博济医院和香港西医书院学医。在此期间,孙yue结识了陈少白等人,这几个同龄人经常在一起谈论革命,算是伟大革命的启蒙时期。


1892年,孙yuex从香港西医书院毕业,开始了悬壶济世的生活。但是,在澳门、广州等地讨生活并不顺利,后来他也就逐渐对“济世医人”的现代郎中这份职业失去了兴趣,而开始热心于“医国济世”的大事业。这时,正好康有为在广州万木草堂举办维新变法培训班,孙yuex本想去和康有为结交,但因康有为要“具门生贴拜师”而作罢---要是孙先生真拜在康夫子的门下,历史岂不是要重写?


1894年,在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孙yuex抛开广州的业务,回到翠亨村去做一件大事,那就是要写一封上书给朝中的中堂大人李鸿章。在这篇上书中,孙yuex提出了四点救国之策,即“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孙yuex在家关门写了一个多月,写好后经好友陈少白稍加润色,孙yuex便兴致勃勃的偕同陆皓东经上海北上投书。当年6月中旬,孙yuex通过李鸿章的幕僚罗丰禄等人将上书投递上去,但令人极为失望的是,投书的结果竟然毫无下文。


话说回来,李鸿章当时是个大忙人,手下的幕僚名士满天下,哪有时间来接见这两个默默无名的南方青年。即使李鸿章看了孙yuex的上书,估计也会因为其泛泛而谈、毫无具体所指而不会留下什么深刻印象。但是,对孙yuex来说就不一样了,这太伤人的自尊了---好歹你给报销点路费啊。


李鸿章的一个不经意,活生生把这个热血青年逼上了清廷的对立面,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要是李鸿章九泉下有知,想必会后悔不迭呢。(如果李鸿章接受孙yuex的上书会怎么样呢,留下他作幕僚?这也许是孙中山当时的想法,他当时可有点投靠的机会主义倾向)


1894年秋,孙yuex重新回到檀香山并在此开展革命宣传活动。当年11月,孙yuex成立了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兴中会成立后,会员一度达到一百三十多人,甚至连孙yuex的长兄孙m也加入了。不过,兴中会并不是清末历史上的第一个革命团体,因为在他们之前(一说1890年,一说1892年),杨衢云便和他的一帮同志们搞了一个辅仁学社的组织,其宗旨比如“推翻清廷,建立合众国”等,和孙yuex的兴中会几乎一模一样。


1895年1月,孙yuex回到香港后,经过共同的友人尤列引见,兴中会和辅仁学社一拍即合,并决定将两个团体合并,组建联合组织,名字还是叫兴中会(兴中会的名字气派点,不像辅仁学社那样过于文绉绉的)。。


合并后的兴中会搞的第一件大事,便是计划在广州搞起义。1895年10月26日,在杨衢云、孙yuex等人的组织下,各路起义队伍(主要是会党分子)约定以红带缠臂作为标记,随后相继潜入广州。当时起义的军旗都准备好了,那就是陆皓东制作的青天白日旗。不料,此时作为主力的杨衢云一路人马和汕头的一队未能按照计划及时赶到广州,而起事的消息泄露,结果孙yuex只好及时的解散队伍,计划中的广州起义未经发动便告流产。起义流产后,清兵四出搜查,捣毁了兴中会在广州的分支机构,陆皓东不幸被捕杀害,成为近代历史上为革命献身的第一人。


孙月仙在1895年广州第一次起义的尝试失败后,已经逃到了日本。他在横滨剪掉了辫子,留了小胡子,并且穿了日本人裁制的西服。他后来回忆说:“中日战争后,日本人开始更受人尊重,因此当我留了发须后,就可以毫不费事地冒充日本人。”

随后便前往檀香山,他的母亲、妻子和儿子(5岁)在长兄的资助下,当时都在那里避难。


在美国呆了几个月后,孙月仙前往英国,打算绕道远东回香港去,不过,这时又发生了一个大事件,这便是孙yuex的“伦敦被难”。这个事情说来也是蹊跷,孙yuex在伦敦街上好好的走着,突然被大清驻英使馆人员诱捕绑架,估计当时清使馆人员是打算把这个通缉犯送回国内献功的(也有人说是孙yuex自己走进驻英使馆的)。


危机时刻,孙月仙通过英籍女管家赫苇太太(Mrs Howe)和雇工科尔(Cole)的帮助,向自己在香港西医书院读书时的老师康特利(James Cantlie)和孟森(P.Manson)紧急求救,结果这两位先生立刻行动起来,他们一面向警局报案,一面通过报纸把这事给大肆张扬出去,结果导致英国舆论一片哗然,英国外交部也向清使馆提出抗议,要求他们立刻将孙中山释放。在英国外交部的强硬压力下,清使馆只得将孙中山无条件释放。


清使馆没想到的是,他们这种不合外交惯例的愚蠢行为反帮了孙月仙的大忙。孙yuex被放出来后,立刻向各大英文报纸遍发感谢信,感谢报界和英国大使馆的仗义相救,后来又用英文写了一本《伦敦被难记》的小册子,使得这个事件越炒越热,当时世界上很多知名的媒体都对这个绑架事件进行深入报道并加以评论,由此中国革命党人开始为世界舆论所关注,孙月仙也由此成为一颗冉冉上升的国际政治明星,以至于国内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无人可以取代其地位。


1897年8月,他从英国出发,经由加拿大等地停留后,抵达日本横滨。

到日本后,孙yuex马上与同为“革命四大寇”的陈少白会面,住在了他家里。

转天,孙yuex就去横滨加贺町警署拜会警长,表示自己被清政府跟踪,希望得到日本的保护。

经过一定的程序,日本政府方面答应了孙yuex的请求。

本来,孙yuex在日本仅是过境而已,他下一个目的地是越南,准备在那里筹钱发动下一次起义。

但是,一个日本人的来访,改变了他日后的行程。

这个日本人,就是大名鼎鼎的日本浪人宫崎寅藏。

宫崎寅藏,又名宫崎滔天(1870-1922),别号白浪庵滔天。他比孙 小三岁。

宫崎寅藏早就看过孙y的《伦敦被难记》,心中十分崇拜这位中国人。拜访之下,相见倾心,畅谈许久,惺惺相惜。

特别听孙月仙大讲在中国革命的目的后,宫崎深加激赏——目的是要洗雪东亚黄种人的耻辱。

二人越谈越入巷。于是,宫崎苦劝孙 在日本多待些日子。

孙月仙应允。

通过宫崎,孙月仙结识了另外一位日本人平山周。


在宫崎寅藏、平山周的引见下,孙月仙与时为日本众议院议员的犬养毅打上交道。犬养毅把孙中山介绍给当时的日本外相、进步党首领大隈重信。更进一步,孙月仙还拜会了日本军国主义理论家福泽谕吉(1835-1901)。日本万元大钞上的头像就是这个人,他倡导西化,亲自参与日本对朝鲜的侵略,是推动日本成为“禽兽国家”的关键人物。

与这些政界大佬搭上线后,孙月仙在日本衣食无忧,并获准在东京居住(当时他是清廷通辑犯)。

孙月仙本人,从感情上特别亲日,总想以自己的“大亚洲主义”感动倭人。

但是,日本人表面上对他的“好”,完全是出于功利性质——甲午战争后,日本和中国清廷恢复正常邦交,获取了空前的利益。但日本人清楚意识到,清朝肯定要灭亡,所以他们要打提前量,与日后可能取代清廷的革命党人事先搞好关系,以求日后能获取更大的好处。

这一点,从犬养毅对平冈浩太郎(日本大商人,“玄阳社”头子,长期在中国活动,为日本搜集情报)的告诫中,即可发现端倪:

“愿吾兄将彼等握住,以备他日之用,但目下不一定即时可用。彼等虽是一批无价值之物,但现在愿以重金购置之。”

可见,孙月仙心目中热情好客的日本政要,不过拿他当作以后可能卖得出大价钱的“废物”而已。



1900年,正值义和团运动爆发、八国联军侵华时期,当时北方局势一片混乱,慈禧太后挟光绪皇帝逃往西安,孙月仙认为时机成熟,开始他企图联络李鸿章策划广东独立,未果,随后又在当年10月派郑士良率会党600 人发动了惠州起义,开始的时候起义军一度击败清军,并很快占领了清安、大鹏至惠州、平海一带沿海地区,向福建厦门方向挺进。但后来由于日本奸商所卖的武器多为废品,而后继的军火又接济不上,起义军在弹尽援绝的情况下,不得不就地自行解散。


惠州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其所造成的影响与1895年的那次广州起义完全两样。正如孙月仙所言,广州起义失败时,“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诅漫骂之声,不绝于耳;吾人足迹所到,凡认识者,几视为毒蛇猛兽,而莫敢与吾人交游也”;但惠州起义失败后,“则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惜,恨其事之不成矣。前后相较差若天渊”。据此,孙月仙“心中快慰,不可言状,知国人迷梦已有渐醒之兆”。


不过,高兴归高兴,后来清廷开始实行新政,国际上的压力减轻,而孙月仙这两年虽然在日本做了些事,但也收效不大。



广州起义正当中国经历着中日战争史上的第一次惨败,国家面临被瓜分的危机。孙月仙此时起义,是典型的里应外合式的趁火打劫。更要命的是,孙月仙在起义中,居然还想利用敌国日本的帮助,来实现推翻满清政府的设想。结果,这边日本正在北方进攻中国的海军和海防,邓世昌等爱国将领壮烈牺牲,那边孙月仙却在广州几度秘密求见日本领事,要求日本给中国革命者提供武器帮助(信力健)。很难想象,广州起义会没有日本特务组织的介入!种种迹象表明,日本浪人是广州起义的幕后黑手,其目的是对孙月仙兴中会对日本忠心程度的一次关键性的考验。他过关了!





1900年夏末,孙月仙策动的这一次革命,发动时寄最大希望于日本的介入。起义的基地是当时已被日本人占领的台湾岛。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一种期望,即日本将利用华北义和团之乱而进入华南。厦门事实上一度被日军所占领,这是为了对付一场策划好的反日“挑衅”。孙月仙计划成立一个有几名日本人担任要职的临时政府。他的一个伙伴搜罗了广东省的秘密会社成员,开始领他们前往厦门,以迎接预期来自日本的人员和武器供应。在开始的几次战斗中,造反者所向无敌。但到起义开始两个星期后,当孙他了解到日本的援助根本不会来到时,就传话放弃这一尝试。带着最后命令的日本人山田良政落到了清军手中并且被杀害。孙月仙在为山田良政建碑的纪念词中写道:“君不以政府忻厌为意,衔命冒险,虽死不辱,以殉其主义,斯其难能可贵者。”


1900年的起义失败后,孙月仙试图以来自印度支那和美国的支持来进行革命,但都没有成功(法国总督曾经邀请他在1903年前去访问印度支那;在美国,他曾试图支配三合会的领袖)。这些失败,再加上更早以前他因过去为他提供大部分追随者的华南秘密会社的成员无纪律和不可靠而产生的失望,使他相信他应从中国的留日学生(特别是从军事学校的留学生)中吸收人员。当孙月仙在印度支那和美国逗留期间,学生运动明显地发展了。日本反俄情绪的高涨也很重要。黑龙会会员们看到他们的民族主义顺应着亚洲出现的机会,并且认为随着清朝的垮台,中国人对满洲的统治就将失去理论根据。因此,在黑龙会的内田良平道:“日本人在援助华南革命的行动中,同时发扬了爱国心和侠义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