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通货膨胀更是一种“制度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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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美元的通货膨胀在国际间不可能是“中性”的,因为货币贬值的水平会超过美国国债利息的水平,加上中国汇率的上升,美元换回的人民币越来越少,中国人辛辛苦苦创下来的外汇储备就将“双重缩水”。在美国国内,贷款机会相对均等,所以通货膨胀的“非中性掠夺效应”还不太明显。可在中国国内,门道可就完全不同了。 说中国的通货膨胀更是一种“制度现象”,首先是因为中国在制度上的“金融垄断”,以及由此造成的“资本稀缺”。简直不可思议,近3万亿美元的国际储备,加上大量的外资流入,中国居然还会“资本稀缺”?事实的确如此,企

美元的通货膨胀在国际间不可能是“中性”的,因为货币贬值的水平会超过美国国债利息的水平,加上中国汇率的上升,美元换回的人民币越来越少,中国人辛辛苦苦创下来的外汇储备就将“双重缩水”。在美国国内,贷款机会相对均等,所以通货膨胀的“非中性掠夺效应”还不太明显。可在中国国内,门道可就完全不同了。


说中国的通货膨胀更是一种“制度现象”,首先是因为中国在制度上的“金融垄断”,以及由此造成的“资本稀缺”。简直不可思议,近3万亿美元的国际储备,加上大量的外资流入,中国居然还会“资本稀缺”?事实的确如此,企业家们都知道什么叫贷款难,什么又叫融资难。


在中国,贷款能力不看贷款信用,看“贷款门路”。都说“无奸不商”,生意人不讲信用,因为中国经济本来就不是“信用经济”,中国经济是“门路经济”,“门路经济”讲什么信用?正是这个“门路经济”使中国的通货膨胀具有巨大的“非中性掠夺效应”。


也就是说,物价上涨只是通货膨胀的正面结果,背面的结果是财富转移和财富掠夺。为什么?因为通货膨胀首先是通过“贷款门路”膨胀出来的,除了新就业者得到好处外,“贷款门路”的不平等导致了“收入水平”的不平等,这就是俗话说的:“人脉就是钱脉”。“收入水平”的不平等则导致了通货膨胀的“非中性掠夺效应”,特别是对“离退人员”和“低贫群体”而言,这就是俗话说的:“富的越富,穷的越穷”。


马克思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中强调“生产力水平”,吴思在“潜规则”和“血酬定律”中强调“破坏力水平”,我则在“贷款门路”和“制度经济”中强调“分配力水平”。中国人搞马克思主义从来都是稀里糊涂,从来都搞不清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哪个大。为什么?因为在中国,理论上说“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可在现实中,生产关系就是生产力!谁有“关系”,谁的“分配力”大,谁的“分配力水平”高,谁就能在通货膨胀中不怕“非中性掠夺效应”。


“金融垄断”的制度安排和“贷款门路”的制度文化使通货膨胀成为一种“政治掠夺现象”,在中国,通货膨胀的货币决策就决不可能是什么“中性决策”。我们中国人在区别“愿望”和“现实”上似乎存在一种本能的困难,除了通货膨胀的“中性愿望”和“非中性现实”之外,其他的例子还包括:认为中国30多年来的经济发展要归因于中国政府是一个“中性政府”,认为“****”是“代表着”而不是“要代表”。最极端的“本能困难”其实是在分清“愿望”和“本质规律”的区别上,例如,以前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还有什么“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和实现共同富裕”等等。


实际上,规律和本质说的应该是,只要你从富士康的10层楼上往下跳,你肯定只能跳到地上,所以牛顿的万有引力是“本质规律”。如果你能硬从10楼跳到了18楼,那万有引力就不是“本质规律”,你就可以说牛顿是疯子。也就是说,如果“中性决策”、“中性政府”、“****”、“基本经济规律”、“社会主义本质”等等都象所说的那样是“现实本质规律”,那么,“非中性掠夺效应”、“非中性政府”、“有时没有代表”、“有时没满足需要”、“有时生产力没解放”等等就不会出现。可实际上这些事情都出现了,真的是“从10楼跳到了18楼”,所以这些所谓的“现实本质规律”都是骗人的鬼话。


通货膨胀的“非中性掠夺效应”是由中国的经济制度所决定的,由于“要素市场”中的资本还存在“金融垄断”,土地还存在“产权障碍”,人力还存在“户口问题”,中国的市场经济就仍然是扭曲的市场经济。



通货膨胀与中国的经济未来



中国的通货膨胀,本来就由于政府的“金融垄断”和官员的“政绩冲动”形成的“投资饥渴”而难以抑制,所以利率从来都不象“贷款额度”那样能有效地控制贷款规模。这次由于美国金融危机而加大货币投放,表面上是一种决策失误,实际上却是一种释放“制度性货币冲动”的机会,并反映了中国的中央银行根本不可能有制度性独立的现实。从1978年到2009年,GDP只是原来的92倍,而货币规模却是原来的705倍,超发货币一直是中国经济的常规。


2010年9月末,中国的广义货币(广义货币M2=流通中现金+银行活定期存款+储蓄存款+证券公司客户保证金)达到近70万亿元,2010年前三季度GDP达27万亿元,按照“1元增长值对应1元货币新供给”的货币学基本原理,中国超发货币近43万亿元。2010年央行制定的M2增速为17%,但截至9月末M2增速达到了19%,GDP同比增长是10.6%。结果当然是到了2010年第三季度就完成了全年的就业目标,新增就业超过900万人,全年有可能达到1100万人。与此同时,物价也就上去了。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中国的通货膨胀存在一个“贸易和资本双顺差”的重大因素。由于人民币是非自由兑换货币,顺差需兑换成人民币才能进入流通使用,政府为了外币换汇要投人大量人民币,形成了所谓的“外汇占款”。银行购买外汇形成人民币投放,所购买的外汇资产则构成银行的“外汇储备”(近3万亿美元)。从2002年末到2010年9月末,“外汇占款”由2.2万亿元增加到近20万亿元,增长了7.8倍;“外汇占款”占“基础货币”(即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和公众持有的通货)的比例也由49%增长到121%,基础货币也因此扩大了2.6倍。“外汇占款”对通货膨胀的压力,自然也是非自由兑换的“金融垄断”和“强制兑换”带来的问题。


过去两年的货币投放有金融危机的特殊因素,但若未来两年的货币增长回归到17%的设定增长目标,到2012年,中国的货币存量将突破100万亿元人民币,使M2/GDP的比例达到2.5,将远远超过日本的1和美国的0.7。所以,通货膨胀的压力仍将普遍存在于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之中。但更加可怕的是,这种压力已经在中国变成了一种稳定的预期,并反过来强化了“贷款冲动”,因为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借钱的永远比储蓄的有利。


随着国际经济环境的恶化,地缘政治环境也将随之恶化,中国30年来较顺利发展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可复返,考验中国政府处理“内外交困”能力的时刻已经到来。


问题在于,现在几乎所有的经济政策选择都是“两难抉择”。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是“两难抉择”,物价上涨与增加就业是“两难抉择”,加息升值与热钱流入也是“两难抉择”,自由兑汇与金融风险又是“两难抉择”,提高汇率与出口创汇又是“两难抉择”,控制物价与市场调节还是“两难抉择”。当然,最大的“两难抉择”还得算腐败与问责的“两难抉择”。


总之,通货膨胀不是一种“货币现象”,对普通老百姓来说,通货膨胀是一种“抢钱现象”;对制度经济学家来说,通货膨胀是一种“制度现象”,是地地道道的“政治掠夺现象”;控制物价上涨的唯一有效办法不是控制货币供应,而是改变控制货币供应的制度。中国需要的不是“货币主义”而是“货币的制度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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