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公在中国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演

穿越时空,振聋发聩——伟人的声音(六)

蒋介石在中国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演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九日)

此次大会开幕,一切工作业已过半,连日诸同志开诚讨论各项提案,一种精诚团结之精神,弥漫全会,实为国家前途最可庆幸之事。中正今日更愿借此全国代表聚首一堂之机会,对于年来吾国之对外关系,率直的有所披陈,幸诸同志悉心的加以检讨后,有切实的指示。溯自九一八事变发生以还,继续不断的上海事件、华北事件接踵而来,全国上下均陷于极度烦闷苦痛之中。中正受全党同志付托之重,担任中央常委,实感觉责任最大,苦痛更深之一人,惟吾人经过长期间国难之结果,深信全国已得到一种深切的体认。体认维何?即吾党三民主义之第一义,所谓民族运动,决非单纯的对外运动。盖民族运动应有内外两面,对外运动仅为民族运动中之一部分,决不足以概民族运动之全,换言之,对外应向国际为吾民族求独立平等,对内应向民族为吾国家求自立自强。恭按总理遗教,实早已昭示吾人,总理对外固主张为吾民族求自由平等,旧主张废除一切不平均条约,但同时对内极力主张精神建设物质建设,吾人海读《建国大纲》、《建国方略》等各种遗著,总理向我全民族要求共同奋斗,为国家求自立自强之道,实随处皆是。而《民族主义》第五讲所以昭告吾人者,尤为明显。故吾人今日亟宜切实反省,十数年来,吾全国对一切精神建设、物质建设、所谓自立自强之道,究竟努力至何程度?尤应了解民族运动之两面,必须同时平衡进展,方有成功之望。若仅着力于一面之突出,必遭意外之挫折,此必然之势,今日之所欲披陈者一也。其次,国与国间之关系及个人与个人之关系完全不同,国家与国家间决无百年不解之仇,征诸欧洲各国相互间百年之外交历史,或合或离,即其明证。盖国与国间之关系事态复杂,范围广泛,决不若个人相互问之简单,每有就一事件某一方面观察,似甲乙两国决无可合之理,然更就另一事件另一方面观察,似甲乙两国又决无可离之道。此种情况,各国相互间实例甚多。故国际关系纯系比较的而非绝对的,易词言之,决定国际间离合友敌关系,应以整个的国家盛衰及整个的民族利害为对象,不应以一时的感情局部的利害为对象。其间权衡缓急,比较轻重,以定决策,实为负责之政治家与革命党员应守之规范。吾人每遭横侮之来,惟有反躬自省,尝读《民权主义》第五讲,总理所昭示吾人者,总括其意,以可以灭亡我中国者不止一国其此吾人不能不引为猛自警惕者也。因为此次空前之国难,自有共因果律,决非偶然发生的,孟子所说,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总理亦每引此以告吾人,苟吾人自暴自弃,而不能自强自立,则今日之友邦成为明日之敌:反之,吾人果能自立自强,则今日之敌,未始不可成为明日之友。古人所谓,自助人助,与自求多福者,皆此理也。吾人于此国难之际,惟有努力于自助与自求而已,此今日所欲披陈者二也。 ’尤其是吾党“国民革命”之使命,尚未完全成功,凡一国在革命过程中一切对内对外之设施,多半与旧有之利害关系发生冲突或变化,放阻力之来,诽谤之兴,乃必然之势。吾人处此时会,应须注意者约有二点:其一、应完成“国家中心之基础工作”,为绝对的坚决的共同信条,不应斤斤于一时利害之冲突,孔子所谓小不忍则乱大谋者是也。盖非常时期之外交,决非普通国家所用之经常手续可资应付。其二、国际关系瞬息万变,机微莫澜,每一事变发生,均有当机立断迅赴事机之必要,试观欧洲战后东西诸国在革命过程中,内外两面所发生之困难与阻力,大者与吾国最近十年间之政象相同,然卒因全国上下有坚决的共同信仰,负责当局有立断的应付全能,故均能转危为安,国基大定,此今日所欲披陈者三也。吾民族占全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盛衰兴亡,影响于全世界之和平及全人类之福利者,至深且巨,各友邦之贤明政治家,必能见及于此。而我东邻日本关于东亚之和严与彼此两国之福利,亦必关心更切也。吾人今日孳孳以求者,不过对本国求自存,对国际求共存而已,岂有他哉。诚能对国内为健全坚实之改进,对各友邦为坦白诚挚之周旋,自信必有内外相谅之一日,吾人于此可下一结论如下:基于上述三项意见,苟国际演变不斩绝我国家生存民族复兴之路,吾人应以整个的国家与民族之利害为主要对象。一切枝节问题当为最大之忍耐,复以不侵犯主权为限度,谋各友邦之政治协调;以互惠平等为原则,谋各友邦之经济合作。否则即当听命党国下最后之决心,中正既不敢自外,亦决不甘自逸。质言之,和平未到完全绝望之时,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以个人牺牲事小,国家之牺牲事大;个人之生命有限,民族之生命无穷故也。果能和平有和平之限度,牺牲有牺牲之决心,以抱定最后牺牲之决心,而为和平最大之努力,期达奠定国家复兴民族之目的,深信此必为本党建国唯一之大方针也。

——引自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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