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漱石:乱了山东解放战争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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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黎玉,山西省崞县陈赵野庄(现原平县大牛店乡东野庄)人,1936年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重建了中共山东省委。此后,黎玉先后任中共山东分局委员、副书记、代理书记、中共华东局副书记,山东省战时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山东省政府主席,山东纵队政委、山东军区政委、山东野战军政委、华东军区副政委等党政军要职。对于中国革命事业,黎玉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 [B]无意中得罪饶漱石[/B]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中央做出了新四军北移山东的战略决策,并在1945年12月将山东

黎玉,山西省崞县陈赵野庄(现原平县大牛店乡东野庄)人,1936年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重建了中共山东省委。此后,黎玉先后任中共山东分局委员、副书记、代理书记、中共华东局副书记,山东省战时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山东省政府主席,山东纵队政委、山东军区政委、山东野战军政委、华东军区副政委等党政军要职。对于中国革命事业,黎玉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





无意中得罪饶漱石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中央做出了新四军北移山东的战略决策,并在1945年12月将山东分局改组为中共中央华东局,由饶漱石任书记,黎玉任副书记。饶漱石到山东不久,即在1946年1月去北平参加军调部工作,后又赴东北,直到1947年1月才返回山东。



饶漱石心胸狭窄,缺乏起码的政治胸怀。由于山东的党政军干部大多是山东的本土干部,与饶漱石没有关系,所以,他为了达到在山东称王称霸的目的,一到山东,就决定给山东干部来个下马威。他说:“我一进山东,就觉得山东党气味不对,像进了茅房一样臭气冲天。”对几个刚从延安回到山东工作的干部,他声色俱厉地说:“以后我们一起共事,我介绍一下我的脾气,和我在一起工作,开始你可以欺负我,但是到以后我准治得你怕我!对不听话的就要像训蒙古马一样,用套子套住。”黎玉就因两件小事,无意中得罪了饶漱石,种下了日后被批判的种子。



一件事发生在1945年12月。由于李先念、王震的部队在豫鄂地区受到国民党军队的包围,供应困难,急需用款,周恩来电令山东立即筹款送到南京。饶漱石接到电令后,将黎玉和张云逸(时任新四军副军长)叫到他的屋里,讲了这件事,在说研究研究之后,就提个马灯在地图上找李先念部队的位置,但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黎玉当时兼任山东分局财委会书记,筹款和安排到南京送款的事需要他去落实。因时间紧急,看饶漱石找了半天也没找到,黎玉就说:“具体地方叫参谋找吧,是不是先把筹款的事定下来?”没想到,饶漱石竟认为黎玉是在嘲笑他,当时就狠狠地瞪了黎玉一眼。



另一件事也发生在1945年底。在华中军区和山东军区合并办公时,因华中军区和山东军区的机要规则不统一,华中军区机要科长肖光向黎玉反映了一些机要管理工作中的困难。听了之后,黎玉向饶漱石建议,制定一个统一的机要规则。饶漱石表示同意。于是,黎玉就拟定了一个规则,其中有一条是要求看了电报后应按照机要工作的规定处理,不要放在口袋里。饶漱石看了后,没有提出不同意见。没想到,饶漱石竟有看了电报后,顺手放在口袋里的习惯。所以,饶漱石认为“不要放在自己的口袋里”这条规定,是黎玉专门针对他写的,是故意给他难堪。



对此,饶漱石耿耿于怀,但他还没来得及整治黎玉,就被中央调离山东。两年之后,在华东局负责人小组会上,饶漱石旧事重提,并以此作为黎玉“拒绝华东局正确领导”的证据。



蒙受不白之冤


在饶漱石离开山东期间,作为中共中央华东局主管土改工作的副书记和山东省政府主席,黎玉按照《五四指示》的精神,主持制定了《中共华东中央局关于彻底实现土地改革的指示》(简称“九一指示”)和《山东省政府实行土地改革的布告》、《山东省土地改革暂行条例》,领导了山东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并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但黎玉领导的山东土改运动却成了饶漱石批判他的突破口。



1947年1月,饶漱石回到山东,开始主持华东局工作。为了达到在山东称王称霸的目的,饶漱石和康生勾结在一起,将矛头指向了以黎玉为代表的山东地方干部。



1946年底,根据解放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毛泽东产生了将《五四指示》中“区别对待”的政策,改变为“平分土地”的想法。当时在延安的康生,获悉了毛泽东的这个想法,为了批判黎玉及山东地方干部,饶漱石和康生决定将黎玉主持制定的《九一指示》作为突破口。



饶漱石一到山东,就说《九一指示》是错的,说山东党是“富农党”,山东土改搞的是“富农路线”。黎玉不同意饶漱石的看法,当面质问饶漱石,说:“过去白区工作中,王明就是以‘富农路线’整人;苏区土改中反对毛泽东同志正确路线的人,也是以反‘富农路线’为口号的。你们说山东搞得是‘富农路线’,那么,你说的这个‘富农路线’究竟是什么?”虽然饶漱石支支吾吾了半天,也没有说出什么来。但在饶漱石的主持下,华东局还是在2月21日发出了《关于目前贯彻土地改革、土地复查并突击春耕的指示》(亦称《二二一指示》)。《二二一指示》正式把山东土改中存在的某些缺点夸大为“富农路线”倾向,并要求纠正。接着,在五、六、七三个月,华东局又连续发出了一系列反对“富农路线”的指示。在7月7日华东局发出《关于山东土改复查新指示》(亦称《七七指示》)后,山东土改的“左”倾错误发展到高峰。《七七指示》全盘否定了根据《五四指示》精神制定的《九一指示》,认为《九一指示》“采取了与中央完全相反的方针路线来作为土改的指导原则”,存在着3点原则上的错误:方针上的非阶级路线,执行方法上的非群众路线,领导上的自满自足放松土改,造成山东土改在新区大部流于形式,不能形成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七七指示》还宣布停止执行山东省政府的土地法令,重新作了13条规定。



随后,饶漱石又提出一系列极“左”的东西:一是“实行土地平分”。这是饶漱石诬蔑山东土改是“富农路线”的根据。实际上,中央在1947年10月10日颁布的《土地法大纲》中才正式提出了“平分土地”的要求。但饶漱石、康生以他们事先获悉的毛泽东“平分土地”的想法为根据,批判按《五四指示》执行的山东土改是“富农路线”;二是“豪绅恶霸、反动地主本人不分地”,实际上这是重复过去苏区地主不分田的错误政策;三是提出“城市工商业属于豪绅恶霸反动分子及为群众所痛恨者亦可清算还债”,为破坏工商业打开了大门;四是提出“按百分之九十的群众意见办事”,“一切权力归农会”,“由贫雇农当家作主”,“群众愿怎么办就怎么办”,党组织要“向群众交权”等等,结果严重消弱了党的领导,使许多过激的行动难以得到及时、有效的控制和纠正;五是取消了区别对待,不仅对封建地主不分青红皂白,一律扫地出门,不给出路,即使对在抗日战争时期与我们合作过并作出了许多贡献的民主人士也不例外,结果使山东各地普遍出现了乱打、乱杀、乱抓、乱斗等现象,把许多本来可以团结的人推向了反面,给山东的土地改革和自卫战争增加了很多困难。



在山东土改问题上打开突破口后,饶漱石将矛头指向了黎玉。6月下旬,中共中央华东局在饶漱石的主持下,在诸城县寿塔寺召开扩大会议,开始对黎玉以在土改中推行“富农路线”的罪名进行错误的批判。在会后发出的《七七指示》中,饶漱石说:“黎玉同志犯了富农路线的错误。”富农路线的表现:“就是地主多留地、留好地、富农自耕地未动,干部与军工烈属普遍多分土地,多得果实。” 实际上,《九一指示》是完全按照中央《五四指示》的精神制定的。如《五四指示》第三条规定:“一般不变动富农的土地,应着重减租而保全其自耕部分”。《九一指示》对富农的规定是:“用仲裁办法清算其封建剥削部分,而保全其自耕部分。” 《五四指示》第四条规定:“对于抗日军人及抗日干部家属之属于豪绅地主成分者,对于在抗日期间无论在解放区和国民党区与我们合作而不反共的开明士绅及其他人等,在运动中应谨慎处理。一般的应采用调解仲裁方式……给他们多留一些土地,及替他们保留面子。”《九一指示》规定:“抗日军人抗日干部家属之属于豪绅地主者,可比中农多留一倍的土地。开明地主与抗属同。” 《五四指示》第五条规定:“对中小地主的生活应予相当照顾,……应多采取调解仲裁方式解决他们与农民的纠纷。”《九一指示》规定:“中小地主可留比中农多半倍之土地”;“对中小地主则多采取反省调解仲裁方法。”从这些比较中可以看出,黎玉主持制定的《九一指示》与中央的《五四指示》是完全一致的,是对《五四指示》原则的具体化,是贯彻《五四指示》的产物。



所以说,黎玉在山东进行的土地改革绝不能被说成是“富农路线”,如果说《九一指示》是“富农路线”,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在说《五四指示》也是“富农路线”。后来,薄一波等人指出:“山东土改没有富农路线问题”,“反黎玉同志的富农路线是错误的”。



寿塔寺扩大会议后,华东局在饶漱石的主持下,又连续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对黎玉进行批判。饶漱石又先后给黎玉扣上了“地方主义”、“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富农路线”和“右倾机会主义”等帽子,全盘否定山东工作的巨大成绩,否定黎玉等对山东党、山东省政权建设、军队建设的重要贡献。



1947年11月至12月,华东局在诸城召开大鲁南(鲁南、鲁中、滨海3个区)土地会议。会上,饶漱石说,“黎玉把徂徕山起义作为山东建军节”,我看到有“我为山东建军纪念节题的字,吃了一惊,……其实这就是山头主义。”实际上,徂徕山起义是由山东省委和黎玉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起义,为了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山东省委和黎玉只是对徂徕山起义搞过纪念活动,这是完全正常的,但从来没有把徂徕山起义作为建军节。会议期间,华东局对于黎玉的错误问题向中央写了报告,黎玉也向中央写了反省报告。随后,中央工委为此向中央写了报告,中央作了批示。



1948年2月20日,在胶东灵滩河会议上,饶漱石作了《关于山东黎玉、胶东林浩的报告》。在报告中,饶漱石说黎玉“排斥华中干部”,在对华中的支援上“讨价还价”、“不顾大局”,搞“地方主义”。饶漱石还公开讲“山东后勤发装备,对山东发的好,对华中发的坏”。“山东不给新四军吃细粮”。实际上,新四军一到山东,黎玉就对谭震林表示,山东将全力支援新四军的兵员给养。



黎玉不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从1945年10月下旬开始,依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新四军大部陆续进入山东。由于新四军的干部、战士多为南方人,进入山东后,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生活不习惯。为此,黎玉要求有关区党委,要像欢送子弟兵出征那样欢迎新四军,要从生活上照顾好新四军。考虑到新四军南方人多,吃不惯玉米面(当时,山东根据地的主食是玉米面,只有很少的白面和小米,没有大米)。黎玉就动员大家只吃粗粮(玉米面),省下细粮(小米、白面)给新四军。遵照黎玉的指示,鲁南、鲁中、滨海等地,对新四军入鲁后的生活需要,准备的十分周到。当然,在当时严酷的战争环境下,部队机动多变,一时供应不上粮食的情况也是有的,但这绝不是“山东不给新四军吃细粮”。后来,来自华中的粟裕回忆说:新四军“所到之处,人民群众宁肯自己吃糠、吃地瓜叶,甚至吃树叶、野菜充饥,也要把小麦、玉米、小米、高梁做的煎饼送给部队;宿营时,有的群众把结婚的新房也腾出来给部队住;妇救会、识字班的妇女前去问寒问暖,抢着缝洗衣服、鞋袜;许多老大娘把自己赖以换取油盐的鸡蛋拿出来,甚至杀掉正在下蛋的老母鸡,送给部队的伤病员。”在为新四军准备好粮食、物品等生活必需品的同时,黎玉还要求北海银行将新四军所用的华中票,按一定比值,兑换成北海币。新四军一入鲁,就可以方便地在山东解放区购买所需物品。至于新四军的兵员补充,则全部来自山东;说发装备有好坏,更是无中生有。“排斥华中干部”,对华中干部“长期不安排工作”也是不存在的。



1946年9月17日,中央给山东分局电报指示:“由华中抽数百干部到山东工作。”黎玉积极执行了中央的指示。华中干部到山东后,在二十多天的时间里,黎玉就将他们作了适当的安排。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对个别干部安排不当的情况也是有的,但这不能归罪于黎玉的个人因素。



在批判黎玉时,饶漱石还说黎玉“宣传个人”,说黎玉“散布个人高出于党的宣传和影响”。实际上,在抗战胜利后不久,有一位年轻干部在布置会场时,自作主张贴了一条宣扬黎玉的标语,由于发现的早,没等到开会就撕掉了。黎玉根本不知道这件事。但饶漱石听说后,就大做文章,在和山东各大军区负责人谈话时,说:“人家到处挂黎主席像哩,喊黎主席万岁哩。”“省府有黎玉派哩。”黎玉听说后,十分气愤,当场问饶漱石:“什么地方、什么时间有此事,我们一起去看看。”虽然饶漱石说不出什么来,但仍然将此作为黎玉的一条罪状,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饶漱石在批判黎玉的同时,大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干部政策,打击山东地方干部。饶漱石一到山东,就说:“我一进山东,就觉得山东党气味不对,像进了茅房一样臭气冲天。”一句话,就将为山东革命作出重要贡献的干部给否定了。为了打击山东干部,饶漱石提出要“搬石头”。饶漱石不听话的干部称为拦路的石头,“搬石头”,就是将不听话的干部撤掉。先后被饶漱石当作“石头”搬掉的主要有,胶东区党委书记兼胶东军区暨第九纵队政委林浩、渤海区党委书记兼渤海军区政委暨第十纵队政委景晓村、渤海区党委副书记王卓如、渤海行署主任李人风、渤海区公安局长李震、鲁中区党委副书记霍士廉、鲁中区行署主任马馥塘等高级干部。各分区、县、乡的干部,也被大批撤职、降职、调离。饶漱石甚至在一些地区大搞“倒竖宝塔”运动,即把党的领导干部放在基层,而把贫雇农或基层工作人员一下子提到领导岗位上来,致使党的干部队伍发生混乱。



1947年底,为了纠正各地在土改过程中出现的“左”的错误,中共中央在十二月会议后,连续下发了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纠正土地改革宣传中的“左”倾错误》、《关于工商业政策》和《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等文件;下发了周恩来起草的《关于在老区、半老区进行土地改革工作与整党工作的指示》;下发了任弼时关于《土地政策中的几个问题》的讲话,并重新颁发了1933年党中央关于土地政策问题的两个文件。但是,饶漱石认为山东土改的问题是执行了“富农路线”的结果,是右倾。因此,他们仍然强调反“富农路线”,继续“搬石头”,以致山东各分区党委书记、行署主任一级的干部大部分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撤职、降职、调离或处分;分区以下的干部被撤换的更多。



直到1948年7月,在中央三令五申下,山东土改中的“左”倾错误才得到了遏制。但饶漱石不但不做检讨,反而变本加厉的继续压制、迫害那些被他们整错了的干部。1948年12月,华东局召开扩大会议,形成了《关于克服党内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加强纪律性的决议》。这个决议是由康生起草,经饶漱石反复修改而成的。《决议》对黎玉作了错误的处理,认为黎玉犯了“地方主义”、“山头主义”、“富农路线”、“宣传个人”等错误。《决议》指出:“黎玉同志错误主要的表现是:(一)违反中央决定,拒绝正确领导,以代表山东自居,将自己所领导的地区视为一个独立国的地方主义。(二)非阶级的建党路线及在组织上领导关系上干部政策上的宗派主义山头主义。(三)自满自足,自以为是,个人领导,独断专行,重视个人,散布个人高出于党的宣传和影响,表现出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状态。黎玉同志这种错误的本质乃是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反党的本质。”《决议》还说,黎玉“曾经犯过严重的原则性的近似铁托的错误”,“犯过‘富农路线’等错误”。



面对饶漱石的无端指责,林浩等许多被“搬了石头”的山东地方干部要求黎玉坚决顶住,甚至要求黎玉到中央把官司打清楚,而不要和稀泥。但黎玉只是在华东局负责人的小组会议上进行过申辩,在公开场合,反而违心地作了检查,默默地接受了不公正的批判。




黎玉为什么会这样呢,他后来回忆说:首先,是战争大局的要求。当时,正值粉碎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关系到全国战局胜败的关键时刻,必须全力以赴共同对敌,不允许我们内部有任何摩擦产生;第二,我当时担任华东局副书记、山东省主席、新四军副政委,山东野战军政委(以后是华东军区副政委)并兼管财政、粮秣、支前等多项工作,我只能从一切服从战争,服从领导班子的稳定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第三,我长期在山东工作,山东的同志对我更为熟悉和信任,我的言行会直接影响下级的情绪;第四,饶漱石对我的批判并非是同志式的、善意的,他们根本不讲道理。我也曾几次试图在华东局小组会上通过说明、解释、交流思想来达到互相了解、团结共事的目的。但是都被拒绝了。在那种特定环境下,如果我公开和他们斗争,势必会引起从上至下的内部斗争,甚至导致山东和华中两个地区间干部的对立。毫无疑问,这将会对战争极为不利,必定会带来更加严重的损失,后果不堪设想。古人有“相忍为国”的道理,我为了避免内部分裂,确保战争的胜利,也只有牺牲个人以维护党的最大利益。



就这样,在“一切为了胜利”的大局下,黎玉以蒙受不白之冤为代价,以牺牲自己和一大批老部下的政治生命为代价,保证了党的团结和革命事业的发展。



大鲁南会议后,黎玉除分管的支援前线工作外,其他的事情都被迫停止了。但在“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的大局下,黎玉积极工作,没有怨言,尽一切所能组织山东民众支援前线,表现了一个老党员、老干部的坚强党性。历史证明了黎玉为山东解放战争所作出的巨大贡献。据《山东党史资料》1985年第2期《山东人民支援解放战争的调查报告》一文的记载,解放战争期间,山东解放区共发动4次参军运动,参军人数达58.9万多人;从济南战役战役开始到宁、沪、杭战役结束,山东解放区共出动民工173万多人,牲口5万多头,大车2.5万多辆,小车41万多辆,挑子14万多副,共运送粮食8亿多斤,被服36万多件,其他物资5300多万斤。



在支前民工中,涌现除许多动人的事迹,出现了许多模范担架队和运输连。为表彰他们的事迹,政府和部队不但授予他们锦旗、奖章,而且授予他们“陈毅担架队”和“黎玉运输连”的光荣称号。另据部分史料记载,从1947年1月至1948年8月,在全省进行的10个较大的战役中,山东人民供应部队(含随军民工)粮食达4亿多斤。其中济南战役,供应粮食1亿6千多万斤;淮海战役供应粮食2亿3千多万斤;渡江战役供应粮食1亿斤。另外,还有数量相当大的柴草、副食、被服和其他器材等等。民兵在配合主力部队作战方面,也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后来,对于饶漱石和新四军中的个别人对黎玉和山东地方党的指责,陈毅曾经说过:“我进棺材之前,忘不了山东父老。有人说山东党不行,我不以为然。淮海战役是打出来的,也是山东父老用车推出来的,用担子挑出来的。没有山东党,老百姓这个觉悟是天生的吗。”


三 沉冤得雪



建国后,黎玉始终背负着这一沉重的历史包袱。直到1986年3月,在逝世前不久,黎玉才收到了中共中央为其在1948年所受错误批判进行平反的通知。



1984年,黎玉和林浩就1948年12月华东局扩大会议《关于克服党内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加强纪律性的决议》中,有关他们的错误问题,向中央提出申诉,要求中共中央查清问题,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中共中央非常重视,立即指示山东省委,让山东省委进行调查。中共山东省委接到中央的指示和中央转来的黎玉、林浩的申诉后,又责成省纪委、省委组织部组成专门的复议小组,进行调查复议,并提出了调查复议的原则和要求。中共山东省委指示,复议这一案件应本着实事求是,宜粗不宜细的原则,抓住大是大非问题,调查清楚,提出复议意见,作出组织结论。中共山东省委要求重点调查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山东土改运动中的“富农路线”问题;二是“地方主义”、“宗派主义”和“山头主义”问题;三是“宣传个人”问题。



根据中共山东省委的指示和要求,1985年7月,省纪委和省委组织部抽调人员组成复议小组,着手进行调查复议。复议小组先后在中央组织部、总政治部,中央、军委和省档案馆查到有关档案67件;又在北京、上海、南京、杭州等地向薄一波、谷牧、魏文伯、陈士榘等27位老同志作了调查,取得证明材料19件。复议小组很快查明了事实真像,认为华东局对黎玉、林浩等同志的批判和决议中的结论是错误的,应予纠正。1985年11月17日,中共山东省纪委向中共山东省委提交《关于黎玉、林浩同志申诉问题的调查报告》。1985年12月12日,中共山东省委根据省纪委的调查报告向中共中央提出《关于黎玉、林浩同志申诉问题的复议报告》。在《复议报告》中,中共山东省委认为,饶漱石利用华东局扩大会议,对黎玉、林浩等人的批判和决议中的结论是错误的,应予纠正。中共山东省委建议中共中央撤消1948年12月24日华东局扩大会议《关于克服党内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加强纪律性的决议》中对黎玉、林浩等同志所作的结论,从政治上恢复名誉;对因黎玉、林浩同志这一问题株连受批判及作过错误结论的同志,都应予以纠正;对批判黎玉、林浩形成的有关档案材料,都应按照中央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1986年3月13日,中共中央批复山东省委,同意山东省委关于对华东局1948年对黎玉所作错误结论进行平反的报告,撤消华东局扩大会议《关于克服党内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加强纪律性的决议》中对黎玉、林浩所作的错误结论部分,为黎玉恢复政治名誉。黎玉所受的冤屈终于得到了公正的评判。在有生之年,黎玉再次感受到党的温暖。在得知中央的平反通知时,病重中的黎玉感谢党终于了此一案。



1986年5月30日凌晨,黎玉在北京逝世。黎玉逝世后,新华社发了《黎玉同志生平》一文,高度评价了黎玉的一生。文章在介绍了黎玉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所作的贡献后说:“黎玉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忠于党和人民的事业,坚持党性,坚持原则,是非分明,刚直不阿;他工作严肃认真,精明干练,吃苦耐劳;他生活俭朴,平易近人,联系群众,团结同志;他严以律己,也严格要求亲属和子女,对不正之风深恶痛绝。”文章认为,黎玉同志的逝世,是党和人民的损失。文章要求大家学习黎玉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学习他学无止境,穷原竟委的学习态度;学习他六十年如一日任劳任怨为党工作的革命精神。












--------此文是转的,内容有所变动。引用的目的,在于深入探究解放战争初期的“华东野战军”,与解放战争后期的“第三野战军”在军史上某些难以理解的现象产生的根本原因。下面这段话,尤其值得好好研读:






对于饶漱石和新四军中的个别人对黎玉和山东地方党的指责,陈毅曾经说过:“我进棺材之前,忘不了山东父老。有人说山东党不行,我不以为然。淮海战役是打出来的,也是山东父老用车推出来的,用担子挑出来的。没有山东党,老百姓这个觉悟是天生的吗。”




饶漱石制造的这一矛盾,导致了在“华东局”南迁后,“山东局”不得不再次成立。而在山东,华东军区外,不得不再搞一个山东军区,并且有自己的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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