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历史教科书对苏联历史的新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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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2007年,俄罗斯新出版了历史教学参考书《俄罗斯现代史l945—2006年》。2008年8月,俄罗斯再次出版新历史教学参考书《俄罗斯历史1900--1945年》,由于这两本历史教学参考书的出版既有俄罗斯官方的背景,又有俄罗斯学术界权威机构的认可,且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反映了近年来俄罗斯民众对苏联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重新评价的新观点。美国《华盛顿邮报》、《泰晤士报》、《纽约时报》、英国《独立报》、西班牙《国家》报和日本《朝13新闻》……都从不同角度对此作了报道和分析。我国国内《环球时报》、《人民网》、《中国

2007年,俄罗斯新出版了历史教学参考书《俄罗斯现代史l945—2006年》。2008年8月,俄罗斯再次出版新历史教学参考书《俄罗斯历史1900--1945年》,由于这两本历史教学参考书的出版既有俄罗斯官方的背景,又有俄罗斯学术界权威机构的认可,且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反映了近年来俄罗斯民众对苏联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重新评价的新观点。美国《华盛顿邮报》、《泰晤士报》、《纽约时报》、英国《独立报》、西班牙《国家》报和日本《朝13新闻》……都从不同角度对此作了报道和分析。我国国内《环球时报》、《人民网》、《中国新闻网》等有影响的媒体也在第一时间,冠以“普京为什么要给斯大林‘翻案’”?“俄教科书为斯大林翻案,所作一切均‘完全合理’”等醒目标题报道了这件事。

苏联解体十余年来,俄罗斯社会思潮从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时代全盘否定苏联社会主义的历史虚无主义、历史唯心主义,到今天逐步还历史本来的面貌,这是历史辩证法逻辑力量的显示!




一、新教科书对苏联体制的辩证评析








1.对苏联体制的总体评价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曾经猛烈地批判苏联社会主义体制,认为这个体制在经济上留下的是一份“极其沉重的遗产:荒芜破落的农村、农业和加工工业”;政治上则是“极权的、专横的官僚体制”,所以公开宣布与“具有70年历史的斯大林体制决裂”,“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过渡。


在当时,由于戈尔巴乔夫等人掌握着舆论工具,他们对苏联体制和苏共的疯狂攻击甚至一度迷惑了民众。据l991年初的民意调查统计:苏联政府的支持率仅有l3%,不支持率达73%;而苏共的支持率仅有l4%。这就是为什么苏联解体之时“民众反映平静”的原因,以致一些人认为,似乎苏联解体“得到民众支持”。


但这种玩弄群众、全盘否定历史、藐视辩证法的伎俩不能不受到惩罚。苏联解体的悲剧性后果,一方面,使广大俄罗斯民众“深深感到后悔”,“没有在祖国危难的时刻挺身而出”(俄中友好协会第一主席季塔连科院士语);另一方面,充满对导致国家解体责任者的愤恨。俄罗斯教科书引用2001年俄罗斯民意调查的结果证明:“56%以上的民众认为戈尔巴乔夫对国家造成了危害;叶利钦则在分裂国家这条路上走得实在太远。”


俄罗斯民众的这种情绪不能不对新的历史教科书编写产生影响。这样,就有了对苏联体制的比较客观的评价。


首先,充分肯定了苏联体制在经济发展、社会公正、文化教育、劳动保障等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教材写道:苏联“对全世界干百万人们来说,是最好的和最公正社会的榜

样和方向”。据《新俄罗斯晴雨表》2005年第l4期登载的调查表显示:从1996年起到2005年,每年民调表明,高达70%的民众对苏联体制持肯定态度。


其次,否认苏联解体是因为“这个体制已经丧失了发展的潜力”。教材写道:“断言说苏联体制不能改革、必须被摧毁,这种说法至少是非常幼稚的。”

同时,新历史教学参考书没有回避对苏联体制弊端的批判,如“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一是权力的高度集中,形成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二是管理的高度集中,压抑了地方、企业、个人的生产积极性”。



2.斯大林体制与列宁体制的关系

苏共二十大以后,在学界形成一种看法:认为斯大林在经济上违背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政治上背离了列宁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从而把斯大林时期的体制与列宁对立起来。将斯大林体制说成是“粗鲁的、兵营式的社会主义”、“封建的社会主义”……赫鲁晓夫就曾经指出:“在列宁死后,我党各种神圣的列宁主义原则是否也得到遵守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所以赫鲁晓夫号召“要猛烈地批判斯大林在世时广泛推行个人崇拜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完全违背马列主义精神的不良现象”。


斯大林确实放弃了新经济政策,但判断这个“放弃”正确与否,不能仅仅看他是否符合列宁的教导,而要看它是否合乎当时的实践。


2008年版的历史教材,对斯大林放弃新经济政策有新的解释。教材肯定了新经济政策在较短时间对恢复国民经济的贡献,高度评价“新经济政策乃是人类第一次以国家调节市场的尝试”。但同时指出:“新经济政策的主要任务在于解决苏联经济尽快的工业化市场任务,建立工业化社会的基础。但它没有能完成这一任务,它并没有保证持续不断地供给国家工业、军队、城市所需的粮食和原料,经济杠杆的作用没有得以发挥,工业化要求每年基本建设的投资的增长远比新经济政策能给予的多得多。这就决定了新经济政策的命运。所以新经济政策不是被“取缔”的,而是由于它不能够承担如此沉重的任务被“压垮”了。


工业化中取得的成就证明:斯大林实行的这个“转折”总体上是正确的,尽管在工业化、集体化中确实存在可以总结的经验教训。

至于对斯大林政治体制的评价,书中写道:苏联体制的“基本成分是在1917年一l920年之间产生的,l920年经历了某些变化,在1930年代末最终形成。这个体制的主要之点是:共产党是社会的主导政治力量;党领导政府(苏维埃);承认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群众社会组织(工会、共青团等等形式)被视作共产党影响非党群众的工具;权力镇压机构;国家机构对经济生活的集中管理;党和国家的众多宣传机构力图使共产主义世界观成为唯一的、占统治地位的世界观。”


列宁、斯大林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执政方法、策略上或许有所不同,但新的历史教材认为,列宁——斯大林体制的实质是完全一样的。


由此也牵涉到对斯大林体制的评价。

近年来,俄罗斯社会对斯大林体制已经有了与戈尔巴乔夫时期对此全盘否定完全不同的评价。占主流的观点是在充分肯定斯大林体制、或日斯大林模式对苏联社会发展的重大贡献的前提下,也提出其在压抑党内和社会政治民主、压抑管理体制的经济民主方面存在的弊端。俄罗斯历史新教材除重申上述观点外,还特别强调以下几点:


(1)以能否解决当时社会面临的主要任务作为评价斯大林体制的标准。2008年教材写道:当时苏联社会“解决巨大的任务要求具有动员型的国家政治体制的保证。在军事年代建立起的这种体制能够保证集中现有的资源用于最主要的地方。这种把强制手段和焕发出的热

情相结合建立的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解决了国家在20年代末面临的问题”。


(2)提出“我们在30年代究竟建设的是一个什么社会?”以往对这个问题通常的回答是:苏联建立的是一个动员型的政治体制,没有这个社会制度不可能在短期内解决工业市场的问题。但教材指出:这样的回答还嫌太简单,应当深化十一年级的学生对祖国历史问题的认识。教材写道:30年代中期或者说末期的苏维埃社会,按照同等的标准,这个社会不是传统社会主义理论模式,也不是那个时代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这乃是独特的、建筑在三个基本原则下的非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工业化、国家管理经济、社会主义国家。因此,这是工业化社会的一种特殊形式。驳斥了把斯大林时期的社会称之为“扭曲变形的社会主义、封建的社会主义”;或者“独裁、专制体制”的论调。

(3)20世纪30年代民众的心理和社会精神面貌。一些人认为,由于采取了“大清洗”等措施,似乎当时的民众时刻处于恐怖之中,30年代工业化等方面的成就也是在强制性手段下取得的。新教材对此进行了驳斥。它写道:在1930年代苏联人民成功地取得了真正的历史性成就。国家在发展方面大大跨进了一步,社会经济和文化教育等方面都根本改变了面貌,也改变了苏联在世界上的地位。但“最初几个五年计划的成果和广大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发自内心的劳动热情分不开的,如果不能认识到这一点,是不可能明白l920年底到1930年这段时期的特点的。广大民众这种热情是建筑在他们具有革命的理想:确信他们将把俄罗斯社会建设成一个普遍公正、平等的社会。事实上,正是在我们国家第一次实现了这个目标”。


戈尔巴乔夫等人全盘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建设70年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这种蔑视辩证法的行径终将受到了俄罗斯社会的唾弃!




二、在斯大林评价问题上历史

虚无主义的破产








斯大林是苏联历史上争论最大的人物。之所以引起如此大的争论,并非只是因为帝国主义者的攻击(这是他们对待任何共产党领袖人物的一贯态度,对斯大林尤甚),而是因为甚至在那些反对全盘否定斯大林、充分肯定斯大林功绩的政党中,似乎也不得不承认斯大林“犯有严重错误”。由于戈尔巴乔夫等人对斯大林的进一步丑化.l988年民意调查统计,斯大林在苏联所有领导人中评价最低,对其持肯定态度的只占8%。

世界上没有不犯错误的人。为什么斯大林的错误显得如此不可原谅?这里始终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就是“大清洗”。由于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对斯大林疯狂的攻击,而当时“大清洗”的一些客观事实和数据没有公布,加之这些话出于苏共领导人之口,一时间“滥杀无辜”的“恶名”不仅使斯大林,也使全世界共产党人背上沉重的包袱。



1.随着俄罗斯近年来对历史事件的逐渐澄清,对斯大林在“大清洗”问题上的评价开始还历史真实面目


在2008年8月版俄罗斯新历史教学参考书中对这个问题是这样分析的:


(1)一方面承认“大清洗”问题发生的严重性,“大清洗”是“所有课程中最为沉重的课题”;但和以前对它全盘否定的态度不同,认为“大清洗”有必要性一面。这个问题充满矛盾,必须辩证看待。书中认为,最重要的是“说明两个问题”:


第一,“大清洗”的客观因素。鉴于党内一些人对斯大林加速现代化方针的对抗,以及当政者担心国家领导人失去对形势的控制乃是实行大清洗最主要的原因。教材指出:根据1936年制定的新宪法,以前因政治原因失去了选举权、而又不属于斯大林政权同盟者的人,将重新得到选举权。这就使当政者担心:党面临失去“党管干部”的控制。如果破坏了这条原则,在社会上已经发展起来的各种反对势力、党派和思想潮流影响下,党就会失去垄断地位。这不仅会威胁斯大林的领导地位,甚至一些领导人可能遭到肉体消灭。教材参考书进一步指出:在党的十七大选举中已经显示了这个端倪,使执政者认为构成了对政治稳定的威胁;国外侨民团体积极的活动增加了这个威胁感;在其他国家“第五纵队”的活动——特别是西班牙的例子——也引起苏联领导人的担心;军队领导人中存在的消极情绪也不能不引起当政者的注意。而这在发生了针对国家领导人的恐怖暗杀活动后显得特别紧张。基洛夫的被刺成为这种担心的催化剂。与党内普遍蔓延的“右倾”思想(布哈林等人)作斗争不仅涉及思想上、也涉政政治斗争。斯大林不知道下一个暗杀对象是谁,所以必须对不能成为他的伙伴的对手实行打击。

教材参考书特别强调,动员性的体制要求的不是各持己见的领导层,而是决不怀疑上层决策的正确并能坚决完成它的一切决议的领导层。这是实行“大清洗”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大清洗的主观因素。认为这是和布尔什维克党的理论原则和实践、也和斯大林个人品质有联系。教材参考书认为:重要的是对学生讲明,斯大林是在具体历史形势下采取的行动。他作为这个制度的领导者、保卫者,作为要把国家变为工业国,建立一个自上而下的国家管理体制最坚决的拥护者,作为在即将面临一场大战威胁的国家领袖,他的行为是完全合理的。而当斯大林刚刚感到社会磐石般团结的模式已经形成,“大清洗”就立即停止了。这是发生在1938年夏。


俄罗斯教材对斯大林与“大清洗”的这个新的评价立即引起了可以说全世界的注意。俄罗斯《新闻时报》报道:日前,俄罗斯教育部向历史老师介绍了一本《俄罗斯历史(1900--1945)》的教科书。在这本教科书中,关于斯大林的评价已经发生一些根本上的改变。认为他的行为要从具体历史处境去判断,而他的行为“完全是合理的”,“他是确保国家迈人工业社会的体系的维护者,他是一个濒临战争的国家的领袖。”中国网《环球在线》2008年8月27日报道:更让人吃惊的是,在关于像“大清洗”这样敏感的历史事件上,这本教科书也试图用其他说法为其翻案。比如会认为这场运动是为了促进工业化的发展,提高经济水平。其实这种说法的出现,并非是平地而起。就在2007年,一本名为《俄罗斯现代史l945--2006年》的教科书也同样给了斯大林和勃列日涅夫以积极的评价,并且为镇压寻找到了正当性的理由。


教材并不否定“大清洗”也产生了消极后果,但认为这主要发生在贝利亚身上。教材写道:“很快大清洗变形完全成为另一种性质和负有另一种使命。这是从贝利亚担任内务部领导后。清洗超出了从前的范围。提出清洗服务于工业发展任务。根据内务部指示要保证有计划地逮捕一批对于解决国防任务所必需的、以及在远东和西伯利亚赋有另外任务的专家和工程师。清洗变为解决经济任务的实用工具。当然,不可能对此进行辩护和解释。但是也清洗了那些消极怠工的人。”


(2)对“大清洗”计算方法、统计人数的变化。


教材指出,认定“大清洗”年代镇压的规模当然是必要的,但是为此必须准确地确定:那些人应当属于被镇压的人。这本书认为:应当仅仅统计被判死刑或者被枪杀的人数(大约77万人)。按照这本教材的理解:这样的统计可以避免在这个问题上进行投机。因为有些人统计被镇压的对象甚至包括因为政治原因解职的人、或者被开除共青团、共产党的人。


至于因政治迫害而判监禁、流放等有期徒刑的人(大清洗年代大约150万人,整个苏联时期大约380万人)当然是有统计数据的,就看从哪个范畴来统计。从俄罗斯教材的这个变化可以看出:过去那些漫无边际的关于“大清洗”的夸大数据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


(3)停止“大清洗”的后果:导致脱离人民的官僚阶层的形成。教科书写道:“国内和国内历史学家的研究都确认了1930年~l950年镇压的主要受害者正是党内统治阶层这一事实。正如历史学家罗伊·梅德韦杰夫所说:‘l940年代许多人害怕被提拔到国家高官的位置并不是什么秘密。这直接就意味着危险。大清洗主要针对共产党的性质甚至连大多数非党人士也一目了然。在那些年代,这些非党人士夜里睡得比共产党员要安稳得多。”’那么,为什么要针对党内官员?教科书分析道:“对管理阶层的人员实行强制手段的目的,是为了动员并保证管理机构在工业化进程中,以及在战后恢复经济时期运转更为有效”,指出当时的镇压不全是“滥杀无辜”,执政党的初衷是对自己内部“管理不善”者的清洗。

教材指出,毫无疑问,停止大规模镇压对苏联所有居民来说是一件好事。然而,由于失去了对精英层不断地施加压力,就导致了社会上开始出现不受任何人控制的社会高层(党的权贵阶层)进入统治阶层的可能性,以及在这一阶层内人员的升迁开始越来越不取决于人的业务素质,而仅仅取决于他对上级领导的个人忠诚。在苏联开始出现一种独特的仿等级体制,在这一体制中,党的等级制度的上层和中层就越来越多与基本的居民群众脱离开来。

从辩证的角度看待“大清洗”问题,这就是当前俄罗斯史学界新的观点。由此也多少洗刷、减轻了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被强加的罪名。



2.斯大林与农业全盘集体化


如果说对工业化的成就过去大多数人还是加以认可,对斯大林的农业全盘集体化政策则多数是否定的。其中两个主要理由是:在集体化过程中采取了一些强制措施,导致一些无辜民众的伤亡;同时由于取消了小农私有经济,经济结构的单一化对苏联农业长期发展带来一些负面影响。


从总结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看,应当说这两个原因确实存在,甚至可以看做是导致苏联解体的深层次因素。但过去对这个问题评价存在的弊端是:把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这一促进俄罗斯现代化同一进程的评价截然分开;违背历史唯物主义对事物的评价不能脱离当时的环境和历史条件的原则,以今天人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评价农业集体化。


俄罗斯2008年版历史教材一反传统观点,指出:农业全盘集体化乃是解决工业化所需资金,而新经济政策又无法解决的一种办法。它当时对农民生活来说是带来些损害,但舍此别无其他选择。教材从以下几个方面论证了这个观点:


首先,当时的国内外形势要求加快发展速度,但苏联没有从国际劳动分工中得到利润,而国内小农经济又不能满足对资金、劳力和商品粮的需求。这样在国民经济结构上出现大工业发展和分散的、技术落后的小农经济制约的矛盾。为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使经济结构发生改变;更为重要的还不仅仅在于建设工业化强国,而是为了在即将来临的世界大战前建立起统一的军工综合体,舍此不能够保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其次,苏联工业化的方向与俄罗斯传统有效的方法,即在彼得大帝时期形成的重工业优先、和高速度发展的方法一致。这套方案要求国内具有取之不尽的廉价劳动力源泉。



第三,全盘集体化长期以来被说成是出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考虑。实际上全盘集体化开始前,在1929年夏天就取缔了一大批由富农发起组织的、目的是保护自己利益的“虚假合作社”。集体化仍然是出于形势需求的考虑。


第四,全盘集体化也有调整与民族地区土地关系的考虑。此前,民族主义分子是和单个的俄罗斯土地出租者打交道,全盘集体化后只能和受到国家监督的公有土地制联系了。


第五,过去否定集体化的一个重要因素是1930年在农村造成的饥荒。教材特别指出:饥荒并不是政府造成的,这和当时的天气条件以及集体化进程没有完成有关。至于因饥饿死亡的人数,在乌克兰不是1000万,而是不超过1万一200万,全苏联范围一共是2万一300万人(根据户籍登记处统计)。


教材比较了世界上其他国家,指出它们在实现工业化时付出的代价确实比苏联要少些,但完成的时间则长得多。对于30年代的苏联来说这种方案是不可取的。

由此可以看出,俄罗斯新版历史教材对过去强加于斯大林的两个主要“罪行”进行了尊重事实的分析和评价。同时还充分肯定了斯大林时期所取得的伟大成绩:赢得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实现了经济的工业化和文化革命,使苏联不仅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急剧提高,而且还建立了世界上最好的教育体制;苏联在科学发展领域进入先进国家行列;实际上消灭了失业现象等等。所以教科书称“斯大林被视为苏联最成功的领导人。”




三、盲目崇拜西方教条主义的恶果








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期和叶利钦执政初期,奉行盲目崇拜西方的政策。俄罗斯形成了一批亲西方的阶层,正是这些人力图在俄罗斯树立起西方的良好形象,甚至为此不惜冒与政府对抗的危险。他们对美国的倾向和喜好曾是戈尔巴乔夫执政和叶利钦实施亲美的对外政策方针的思想基础。


但这种不顾俄国国情照搬西方模式的教条主义梦想很快被现实撕得粉碎。西方并未因为“共产主义的消失使俄罗斯成为美国的朋友”,仍然继续打压俄罗斯。因为他们担心“如果俄罗斯恢复经济和政治实力,她将成为美国的竞争者和对手;这将不是意识形态的竞争,而是超级大国的竞争”。


新教材写道:“90年代末的科索沃危机和车臣武装行动的恢复及其他因素,导致俄罗斯联邦与西方国家关系恶化,十年之内第一次出现了西方以经济、政治甚至是军事制裁的形式直接干涉俄罗斯内政的可能。这一切都证明,西方在对俄关系上采取了严重的敌对立场,双重标准政策证实了这种观点。同样是在1990年代,欧洲国家和欧盟机构开始积极批评俄罗斯的人权状况,尤其是针对车臣和整个高加索地区。但同时,他们长期忽视波罗的海地区讲俄语居民权利遭受侵犯的现象。”


现实的这一切变化使得“俄罗斯社会重新评价西方伙伴的行为”,他们开始反思:俄罗斯不断向西方妥协究竟得到了什么?


(1)美国违背许诺,没有为正在进行民主化的俄罗斯提供有针对性的大规模援助。在苏联“专制制度”垮台后,在俄罗斯绝没有出现某种新的“马歇尔计划”,即西方对“最年轻的民主国家”的援助。美国人曾慷慨解囊,在1948年一l952年问曾对西欧提供这样的援助,拯救了西欧的民主国家。“马歇尔计划”提供的援助金额——1951年的l30亿美元,相当于今天的1000亿美元——等于美国2%的国内生产总值,而给俄罗斯的援助只相当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0.005%。西方实际上并不希望俄罗斯恢复本国的经济。


(2)不久前推出的极富吸引力的关于把西方的技术和资本与俄罗斯的自然资源和廉价劳动力结合起来的意见是无稽之谈,完全不可能实现。在上万亿美元投资到共产主义中国的情况下,对俄罗斯相形见绌的资本投入量就是俄罗斯西欧主义者经济幻想破灭的见证。


(3)尽管军事对抗已经结束,但是美国扩大了北约在东方的行动区域,直逼俄罗斯边界线。1990年7月,美国总统布什在给戈尔巴乔夫的私人信件中这样写道:“北约准备与您在建设新欧洲方面进行合作”。美国总统许诺逐渐对北约进行改革,’西方至少两次允诺不利用复杂的态势来获取针对东方的地缘政治优势。这种允诺很快证明是靠不住的。


对此,时任俄罗斯总统普京于2007年2月10日在慕尼黑安全政策问题会议上的演讲中严正指出:扩大北约的进程对实现盟友本身的现代化或与保障欧洲的安全没有任何关系。相反,这是一个严重的、挑衅性的和降低相互信任水平的因素。因此,我们有正当的权利公开质问:这种扩大是针对谁的?西方伙伴们在华沙条约组织解散后作出的保证现在变得怎样了?现在这些保证在哪里呢?甚至谁也不记得这些保证了。但是我在这个大厅里要促请大家回想一下他们过去说了什么。我想引用北约秘书长韦尔纳先生1990年5月17日在布鲁塞尔的讲演,那时他说:“我们不准备把北约的军队部署到联邦德国的领土之外这个事实本身,给苏联提供坚实的安全保证”。如今,这些保证在哪里呢?


不仅如此,独联体国家中发生的所谓“颜色革命”,即乌克兰的“橙色革命”,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吉尔吉斯的“郁金香革命”,也是美国政策导致的结果。在格鲁吉亚和乌克兰发生政变的结果是亲美政权的产生,这不能不引起俄罗斯方面的抗议和反对。


教科书从对西方态度的变化,进一步引申出对苏联解体及其后果的重新评价;它指出:如果北大西洋联盟以向东方扩张,作为对华约组织的解散及苏军从德国和波罗的海地区撤出的回应;如果得到的结果是波兰的坦克转而对付俄罗斯,位于波罗的海国家的机场缩短了战斗机和巡航导弹飞抵俄罗斯的时间,那么,是否值得摧毁华约组织和经互会?是否值得拆散苏联?


在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局势的压力下,俄罗斯亲西方知识分子阶层逐渐消散。根据社会舆论调查结果,如果l993年有近74%的俄罗斯人对美国持正面评价,那么十年之后持这种观点的人数不到受访者的50%。

以上所引的俄罗斯历史新教科书,是经过国家权威部门认定、俄罗斯高等教育人文科学协会批准出版的,代表了当今俄罗斯学术界的主流观点。我们注意到,在这些问题上,他们由当时全盘否定苏联历史和全盘否定斯大林,到今天回到有关对苏联历史和有关斯大林的一些重大事件所作出的一些新的比较尊重事实的分析和评价,这在一定意义上是否定的否定、是历史虚无主义的破产、历史辩证法力量的彰显。恰好证实了马克思早就指出的:“人类历史上存在某种类似报应的东西”,制造这个报应的戈尔巴乔夫之流,则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了。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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