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英领导人这一轮碰撞,中方是胜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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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人们在思维过程中,最先进入头脑的,通常是已有经验、既定方案、成功或失败的例证。仅仅依据这些因素开展思维,得出结论可能省时省力,却往往不是最佳。应该承认,经验提供的思维材料不论如何宝贵,对未来的指导作用都是有限的。问题不会简单重复,历史也不会简单重演,这就是为什么刻板地依照历史经验制定的战略计划,往往难以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问题在这里提出来了:如何才能够确保持续的、不断的进取——不管取得多大的成功抑或遭受多大的失败,思维主体也能够通过最大限度发挥主观能动性,实现对经验和传统的超越——唯此,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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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在思维过程中,最先进入头脑的,通常是已有经验、既定方案、成功或失败的例证。仅仅依据这些因素开展思维,得出结论可能省时省力,却往往不是最佳。应该承认,经验提供的思维材料不论如何宝贵,对未来的指导作用都是有限的。问题不会简单重复,历史也不会简单重演,这就是为什么刻板地依照历史经验制定的战略计划,往往难以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问题在这里提出来了:如何才能够确保持续的、不断的进取——不管取得多大的成功抑或遭受多大的失败,思维主体也能够通过最大限度发挥主观能动性,实现对经验和传统的超越——唯此,才能产生真正有价值指导实践的思维成果。


1806年,普鲁士军队在耶拿—奥地利大战中兵败如山倒。拿破仑的俘虏中有一个不起眼的下级军官,他就是后来享誉世界的军事家卡尔尔冯?克劳塞维茨。总结普鲁士军队的失败,克劳塞维茨说:“它不只是一个风格过时的例子,而且墨守成规导致的极端缺乏想象力的例子。”克劳塞维茨把普军的失败归于三点:第一,中高层军官很少认识到战争特征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第二,军官们更关心自己的军衔和社会地位,而非训练与作战;第三,士兵缺少爱国心和军人精神。


34年后的1840年,中国军队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兵败如山倒。来自湖南邵东、以中国近代外交史作为其“第一片拓荒之地”的历史学家蒋廷黻说:“鸦片战争的军事失败还不是民族致命伤。失败以后还不明了失败的理由力图改革,那才是民族的致命伤。倘使同治、光绪年间的改革移到道光、咸丰年间,我们的近代化就要比日本早二十年,远东的近代史就要完全变更面目。”为什么中国的改革没有更早进行?蒋廷黻认为耽误20年的原因有三点:第一,中国人守旧性太重,承认有改革的必要极不容易;第二,实行新政,科举出身的士大夫地位摇动,他们反对;第三,中国知识阶级和官僚阶级最缺乏独立的大无畏精神。


战略思维中进取性的意义,通过克劳塞维茨和蒋廷黻这两位前人的思辨性论述,基本显现出来了。“墨守成规导致的极端缺乏想象力”的普鲁士王朝,和“失败以后还不明了失败的理由力图改革”的大清王朝,不管自身怎样尽心竭力地挽救衰亡,都无法对剧烈变化的新的历史环境作出战略性回应,最终不得不以十分不光彩的状态退出历史舞台。


任何一个摊子,不论曾经多么辉煌,单单靠守是守不住的。所以不仅需要保存,更需要创新。不能只是求稳,更需要求变。这才是战略思维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核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你可以说战略思维是综合性思维、全局性思维、长远性思维,却不能说它是平衡性思维、调和性思维、妥协性思维。战略思维中一旦失去了进取性,随之就失去了这一思维中最有生命力、最有创新力的部分。


1982年9月邓小平同志讲过一段话。他说:“如果中国在 1997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48年后还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我们等待了33年,再加上15年,就是48年,我们是在人民充分信赖的基础上才能如此长期等待的。如果15年后还不收回,人民就没有理由信任我们,任何中国政府都应该下野,自动退出政治舞台,没有别的选择。”


这段话是在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会谈时讲的。当时正是邓小平同志威望的高点。两年后1984年的国庆游行中,北大学生还自动打出“小平您好!”的横幅,谁能想到邓小平同志作出如此严重的评价?但也恰恰是这段话,展现出在邓小平同志维护国家安全的战略思维中,进取性所占的分量。“如果15年后还不收回,人民就没有理由信任我们,任何中国政府都应该下野,自动退出政治舞台,没有别的选择。”能够讲出这样的语言,其历史进取心是何等的坚定!


如果说在一般情况下,国家意志通常表现为代表国家行使权力的领导者的意志,那么领导者真正的进取不光是思想观念上的进取,更包含着能够拿出相应的实力,能够承担相应的代价。


1982年阿根廷收复马尔维纳斯群岛,表面看确是进取性之举,但实际上其领导层并没有做好应付艰巨情况的准备。一是看到英国正在削减国防预算,估计不会为马岛而战,只要造成既成事实,便可轻取。二是认为即使英国想战,因经济衰退国力减弱,不仅兵力不足,还与马岛相距14000公里,后勤保障也成问题,阿根廷尽占天时地利的便利,即使一战,对劳师远征的英军,也能获胜。


就是在这种思想主导下,阿根廷从政客到军人都没有做好艰苦作战的精神和心理准备。以加尔铁里为首的领导层,更把收复马岛看做是提高自身威望、转移国内对经济困境的关注、巩固岌岌可危政权的手段,以为胜利轻而易举、一蹴而就。结果战前不但未开展国防动员,也未针对海岛作战进行部队训练,甚至连斯坦利港的机场也未整修,致使战争爆发后阿根廷战斗机无法以马岛为基地攻击英军,只能从本土起飞,无法威胁到航程以外的英国特遣舰队。其收复国家主权和捍卫民族尊严的“进取心”,既缺乏强有力的物质力量支撑,也缺乏强有力的精神力量支撑,最终使这一失败成为阿根廷延续至今的创伤。


相反,最初对战争毫无准备的英国则是反应迅速,行动坚决。当特遣舰队从朴次茅斯起航时,很多人把它当成将阿根廷吓回谈判桌的外交舰队,首相撒切尔夫人却认定一条:“特遣舰队必须投入战斗。”美国国务卿黑格要求英国特遣舰队停止前进以利调停,撒切尔夫人的回答异常干脆:“特遣部队必须继续前进。”从1982年4月2日至6月14日,英国和阿根廷在南大西洋的马尔维纳斯群岛、南乔治亚群岛和南桑德韦奇群岛,展开了一系列海空作战和登陆与反登陆作战。英国以亡255人、伤777人、损失舰船6艘、飞机34架的代价,使阿根廷守军亡 1000余人、被俘11000余人、损失舰船11艘、飞机105架,最终夺回马岛。在英阿两国领导人进取心的激烈博弈之中,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成了胜出者,由此获得“铁娘子”的称谓。


就是这位“铁娘子”,马岛获胜3个月后来到北京,意图乘势一举解决香港问题。未料到等待她的,是邓小平那段十分强硬的语言。邓小平同志后来还讲了一段话:“香港问题,就是一句话:一点都软不得。”


这决不仅仅是说说而已。1992年10月,距离香港回归已经不到5年,邓小平同志要看接收香港的对策方案。尽管当时已经做了很多准备,但总的思路是和平过渡,和平接管。邓小平同志看完方案后,认为没有做更复杂的考虑,没有另起炉灶的准备,因此评价说:“软了”。他说:“我以前对撒切尔就说过,如果谈不成,我们就要考虑在另外的时间和用另外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当然就不是和平过渡了。”这位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进一步强调:“有准备才能应付可能发生的情况。”刘华清同志晚年回忆这一幕时说,传达邓小平同志的指示后,“大家统一了认识:下一步要做的,一是加快和平进驻的工作;二是做好应付突发情况的准备。方案的制定要考虑到各种复杂情况的发生。要用杀鸡用牛刀的办法,不能拖拖延延,要一锤砸死。要搞出几套方案,请邓主席、江主席批准。放在那里,有备无患。”


英国执政当局当然要用尽一切办法,通过香港实现在整个东亚地区的存在。中国政府则一定要完成香港回归这一历史夙愿。1997年香港回归整个过程进行得如此顺利,与中方对各种情况都做好了充分准备关系极大。中英领导人各自战略进取意识的这一轮碰撞,中方是胜出者。


进取性,是战略思维主体的永恒追求。两手准备,两手抓,两手硬,才能通过进取,最终把握事件发展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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