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先生说中国人“下愚而上诈”

您認為,在今時今日細說各位大師的生平和往事,意義何在?


答:其实就是寄托一下心灵的慰藉,如果非要说意义的话,那这个范围就大了。总体上说,现在是一个物欲横流的社会,对物质以外的东西似乎什么也不相信了,似乎只有物质,只有汽车、别墅、女人、二奶、小三是真实的,学问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我把这些大师从粪坑里重新扒出来,擦一擦,会让当今人类一个震惊,会惊讶地说:“呵,那个年代还有这样一群人在以这样的思想和精神面貌而生活着”,从这些人身上看到了人格的力量和不朽的精神与一个民族复兴的意志与希望。




7. 書中的哪位人物對您本人來說印象最深刻?爲什麽?您在蒐集其生平資料過程中有何有趣的發現嗎?


答:这些人物是对我的心灵形成过冲击,他们的人格与精神以及对事业的追求,是我所崇敬的,非要说发现,就是这些人物如叶企孙,游寿等在“文革”的不幸遭遇,令人痛心。中华民族真的是苦难连连,而许多苦难不是天灾而是人祸,就是那些披着人皮的狼们,打着“为人民服务”的招牌,整天瞎折腾的结果。陈寅恪先生说中国人“下愚而上诈”,通过这些人物的悲惨遭遇,通过二十世纪百年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生活,陈先生的这个结论是正确的。


断了的根系:之后再无大师 ——答香港《明报周刊》记者张琛问 提要:前一段有一个钱学森之问,似乎是钱说“现在教育为什么培养不出大师?”其实不是现代教育,从钱学森那个时候的教育与社会环境的影响就不能培养大师了。你比如钱学森等一批海外留学回来的“海龟”,不好好埋头做学问,一窝蜂地去研究军火了,并因为搞军火,每人胸前挂了一堆金光闪闪的勋章。后来的弟子与研究生看到这些,心想,弄军火的人都能得到这么多好处,我也别在实验室整天闷骚一样,弄那些既不出名也没有利的东西了,干脆也弄弄军火吧,如果那一天我也弄几个蛋或弹出来,说不定也名利双收——因而,钱学森提出这个问题,要从他自己身上找原因才对,始作俑者就是他与他们那一堆人。 1. 最近台湾八旗文化出版的、銀灰色書封的《之後再無大師》,與前一段中华书局簡體版的《从蔡元培到胡适:中研院那些人和事》同一本書? k另外,据我所知,您撰寫過許多紀實文學,其中不少都是考古類的歷史小說,比如《风雪定陵》、《复活的军团》、《万世法门》等等。您是怎樣想到要開始寫關於“大師”這一主題的書?请岳南先生赐教。 答:是一个版本,只是台本略有修订,即把大陆因政治原因不宜发表的文字与段落,全部完整地得以出版。图片也稍有增加,是我后来补充的。 关于您提的第二点,不是几句话能解释得清楚的,但就总的说,我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研究考古史与田野考古家的事迹,准备动手在这个中国领域未开垦,即以文学的形式加以表现,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事业与从事这个事业的人们所付出的辛劳与汗水,当然,其间也有读者感到神秘的尸骨与神灵等等。在进入的时候,发现从事这个行业的许多人物,并不是原来想象的只知道探险和不怕死,或者能吃苦就可以办到的人,而是一些学贯中西的大师,你比如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就是个了不起的学术机关,里边的人物有好些是享誉世界的大科学家、大学问家,你比如傅斯年、陈寅恪、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等等,即是这个所一个考古组,就有李济、董作宾、梁思永等无论是在当时还是以后,都足以在学术史上留下来的杰出学人。因了这样的关系,我在写出一系列考古题材,也就是以中国近百年考古大发现为主要内容的纪实文学之后,就把笔墨转向了这些从事考古事业的学术大师本身,也就是他们的生活和内心世界。从史语所的大师,逐渐扩充到整个二十世纪人文科学有自由知识分子,于是就有了后来的大师系列作品问世。 2. 為何挑選書中這些人物而非其他大師來寫?您選擇人物的標準是怎樣的? 答:你也看得出来,我选择的这些自由知识分子,或者说大师,大都是人文科学方面的,前一段写的《1937——1984 梁思成林徽因和他们那一代文化名人》也是这类。因为我本身是文科出身,对理工科是外行,对文史哲略知一些,在选择人物的时候,不免就有些倾斜,最后多半倾斜到人文这方面来了。另一个原因是,人文学科的知识分子,他们从事的职业也更能得到广大读者的了解,而在他们身上发生的生活与事业等方面的事情,读者也可能更感兴趣,尽管不是全部如此,但至少一部分是这样,你比如说我写的人物中有个诗人叫徐志摩,他与林徽因的爱情纠葛,就是其他理工科的人没有的,再延伸下来,通过一个林徽因就会牵出三个男人,这三个男人都是那个时代杰出的人物,是自由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也是人文科学领域的顶尖人物,诗人有徐志摩,建筑史学界有梁思成,哲学界的金岳霖更是了不得。你说这个四角爱情,这么伟大和迷人,当然其中还有一点恐怖和悲壮,就是徐志摩为听林徽因在北平协和医学院作报告而乘一架邮机在济南白马山撞山而死。这样的事,无论在我自己,还是在面对读者这个层面上,都是非写不可的。你看到的书中,这个事有一部分,但不是全部,因为这样的事毕竟不是我特别要关注的。 我所关注的当然是自由知识分子的风骨与精神,兼及学问与对事业的态度等等。我选择人物的标准,基本上是按照陈寅恪先生“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个不成文的规定来做的。另外还要具有人格力量和民族大义,在思想上和言论行动上都堪称得上是当之无愧的大师,你在书中所看到的蔡元培也罢,胡适也罢,傅斯年也罢,陈寅恪也罢,陶孟和也罢,金岳霖也罢,梁思永也罢,夏鼐也罢,游寿也罢,叶企孙也罢,李济、董作宾等人也罢,都是具有这一特点的。如果具备了这个特点,我就以崇敬的心情,倾尽笔力来写他,如果不具备这个标准,在我的文章中又不可避免地要写到某人时,就难免有些不敬的感觉,有些讽刺的味道,有些读者说我是个刻薄的人,对有缺点或犯过错误的人不能宽容。刻薄到是谈不上,不能宽容或许是我内心的真实反映。 3. 您是怎樣蒐集各個人物的相關資料?據說您會親自到歷史遺跡考察,是否親身去到這些地方比起翻閱資料更加有效重要? 答:我每写一本书,程序基本都是一样的,就像农民种地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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