嫪毐之乱:吕不韦把赵姬推给"性趣"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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嫪毐之乱:吕不韦把赵姬推给

赵姬两次被吕不韦推给别的男人


一、惊险行走:在权力的刀锋边缘

秦用商鞅,事在公元前359年,而未来的秦始皇政生于秦昭王四十八年,也就是公元前259年,期间恰好相距整整一百年。

这一百年的磨砺,使秦国在群雄并起的年代里脱颖而出,成为雄踞西部窥视山东的虎狼之国。

秦始皇在赵国出生时,姓赵氏,名政,我们可以叫他赵政。赵政,在一个重大历史性事件过后的一百年关口呱呱坠地,似乎注定了,他的命运,要书写一段更为传奇更为厚重也更为辉煌的历史。

他从出生那天起,似乎就注定要站在历史的浪尖上,直到两千多年后的今天还有着挥之不去的影响力。

在秦走向强大走向辉煌的关键时刻,赵政顺应着历史车轮的碾压声来到人世,而他不仅要驾御秦这辆虎视眈眈的西部战车,还注定要使历史的车轮,延伸到大一统的苍茫大道。

在2007年11月底,笔者独自奔走在三秦大地,一路寻找,寻找秦留在今天的历史遗迹。有一天,在浓厚的阴霾中,汽车穿行在自西而东的关中原野上,我突然意识到:如果要领会秦之强壮史,它的都城遗迹,就是最好的物证:尽管物是人非,沧海桑田,大地依然还在,秦的都城变迁,恰恰就是一路东进的历史啊。

其历世所居之地,曰西垂、曰犬邱、曰秦、曰渭汧之会、曰平阳、曰雍、曰泾阳、曰栎阳、曰咸阳(王国维《秦都邑考》)。

秦都西到今天的甘肃天水和陕西凤翔,东到泾水下游的泾阳、栎阳,其间绵延数百里,我们知道,在商鞅时代,就推动了秦孝公从雍都东迁至咸阳,将山东各国纳入了自己最切近的视野之内。其实,泾阳、栎阳更靠东部,但也许是因为距敌太近,反而少了回旋余地吧。

秦都不断东迁,显示了一种不可抗拒的决心:与山东各国争霸,进而吃掉对手。

最后的使命,注定要由赵政来完成。

赵政来到这个世界上,一开始就有谜样的色彩,至今仍吸引人们去揣测,去争议,难以定论。这个谜就是:在血缘上,他究竟应该姓嬴还是姓吕?

司马迁在写《史记·吕不韦列传》时,一开始就讲了吕不韦做的一笔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大生意,这笔大生意和赵政的身世直接相关。

当时,吕不韦往来贩贱卖贵,家累千金,成了大商人。商人有商人的智慧,商人有商人的思维逻辑,当吕不韦在赵国的邯郸结识到在此做人质的秦国公子异人时,立马发现这是个“奇货可居”价值连城的商品。为此,他还特意跑回家和老父亲算了一笔账,在与父亲的问答中,吕不韦心里更清楚了:耕田有十倍之利,做珠宝玉器生意有百倍之利,而立主定国之利,则是无法用数字算计得了的超级大生意。

于是,吕不韦孤注一掷,把自己的几乎全部本钱,投到了异人这个“奇货”上,开始了一场高风险也高回报的世纪豪赌。当是时,异人是一个不得志的公子,由于秦国时常对赵国用兵,这个人质实在不好当,甚至有生命危险,至少不被赵国人待见是毫无疑问的,而吕不韦正好“乘人之危”在他身上做一笔投机生意。在吕不韦的算计中,异人的父亲安国君已经成了太子、未来的秦国国君,王位是留在那等着的。吕不韦需要做的,就是让异人成为王储,这当然有难度,因为异人在兄弟中是“中男”,他的母亲夏姬并不受安国君宠爱。不过,机会在于,安国君最宠爱的正夫人华阳夫人,恰恰没有子嗣。假如自己能把异人运作成华阳夫人的嫡子,安国君的接班人不就成了异人?

精明的吕不韦把利害关系说给异人听,不费吹灰之力就把异人说通了,因为,这对于异人来说,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的事。于是,一款口头约定的合同订立了:

异人顿首曰:“必如君策,请得分秦国与君共之。”(司马迁《史记·吕不韦列传》)

也就是说,一个投机商人和一个落魄公子达成协议:一旦运作成功,整个秦国就成了彼此的共同财产。

现在,吕不韦成了出资人,异人则以自己的身份做抵押拿干股,未来的收益,吕不韦享有期权。吕不韦的总投资为“千金”,注资分两部分,五百金用于异人在赵国结交宾客,提升自己的江湖地位,另有五百金用于西游秦国打通关节。吕不韦先从华阳夫人之姊入手,拿到敲门砖,先让华阳夫人尝点甜头,说异人在国外如何如何思念太子和夫人,拣好听的话讨她欢喜;后又不无威胁地讲出“以色事人者,色衰而爱弛”的道理,让华阳夫人有无后失宠之虞,从而成功地鼓动她去安国君那里吹耳边风,最终把异人立为嫡嗣。

吕不韦第一步计划奇迹般地变成了现实,他和异人因为共同的利益,自然会过从甚密,新的故事又发生了:

吕不韦取邯郸诸姬绝好善舞者与居,知有身。子楚从不韦饮,见而说之,因起为寿,请之。吕不韦怒,念业已破家为子楚,欲以钓奇,乃遂献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时,生子政。子楚遂立姬为夫人(司马迁《史记·吕不韦列传》)。

在这个故事中,吕不韦不仅赔了家产,还赔了夫人,不过,这个精明的商人很快就顺水推舟,演出了一曲送顺水人情的把戏,默许了一桩更大的生意:肚子里的骨血是自己的,一旦他成了秦王,整个秦国不就都是吕家的吗?如果司马迁这段记载属实,赵政是吕不韦的儿子就成了铁板钉钉的事实。不过,在《战国策》中,却没有提到这么重要的一个细节,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同样如此。

庄襄王为秦质子于赵,见吕不韦姬,悦而取之,生始皇(《史记·秦始皇本纪》)。

不少学者推断,司马迁所在的汉代,在取秦而代之后,因为政治的需要,自然要对秦始皇进行丑化,对其身世的传言,自然是最能达到侮辱效果的方式了,因为,把秦始皇说成是吕不韦的儿子,他岂不成了一个大野种?再说,西汉的吕后可是个了不得的人物,“以吕易嬴”的传说,自然有其特别的深意。

我们姑且搁置这段争议,也许,到了秦始皇和吕不韦的遗骨双双被挖出之后,通过DNA鉴定,真相才会大白于天下。

不管怎样,赵政和吕不韦,由此开始了纠缠着复杂情感和权力冲突的历程。

因为,吕不韦的如意算盘竟然都像天意一般不可抗拒地成为现实。

而且,事件的进程出人意料的快:

秦昭王五十年,吕不韦和异人从赵国逃回邯郸,三岁的赵政和母亲赵姬留在赵国大难不死。

公元前251年秋,秦昭王五十六年,赵政八岁,曾祖父昭王薨,祖父安国君立为王(后来谥为孝文王),华阳夫人为王后,父亲异人为太子。

公元前250年,孝文王除丧,正式即位仅仅三天,就撒手尘寰,赵政的父亲登上王位,是为庄襄王,九岁的赵政和母亲终于回到秦国。

庄襄王没有忘记和吕不韦的邯郸之约,他一点也没有食言,以吕不韦为丞相,封为文信侯,食河南洛阳十万户,一为君,一为臣,一个做老大,一个当老二,算得上是分秦国而共之了。

庄襄王也才即位三年就死了,昔日的赵政现在该称为嬴政了,十三岁的嬴政做了秦王,事在公元前247年。

俗话说,人算不如天算,吕不韦的生意要做成,偶然的因素实在是太多了,变数几乎无处不在。而让人称奇的是,所有的偶然,都趋向于朝吕不韦所设计的方向前行,而且,速度之快,几乎是另一个容易让人产生联翩浮想的谜。把几乎不可能的设想变成了事实,我们此刻不能对吕不韦再以商人目之,他还实在算得上一个老谋深算的政治投机家。

不论嬴政是否为吕不韦事实上的亲生儿子,有一个公开的称谓是被臣民接受的:吕不韦为相国,号为仲父,这是名义上的父子关系。

笔者注意到,就在这一年,李斯从楚国来到了秦国,投奔吕不韦门下做了舍人。

嬴政、吕不韦、李斯,这三个人物在嬴政为王的这一年开始了风云际会的聚首,微妙的格局悄然降临,这三驾马车,自此将为中国圈定一个大一统的未来图景。

嬴政的天命乃完成大一统的千秋基业,而这一使命的完成,至少需要三个步骤:第一步,牢牢掌握秦国的军政大权;第二步,扫平六国,统一江山;第三步,建构一个稳固的治理模型,最终在思想上完成人心的统一。

1 少年君主与权力屏障

事实上,嬴政十三岁登上秦王的宝座时,还只是一个名义上的王,大权在太后赵姬和仲父吕不韦手里。司马迁的解释是:“王年少,初即位,委国事大臣”(《史记·秦始皇本纪》)。

年龄似乎成了唯一的问题,至少从表面上看如此。嬴政要等到行了成年礼,也就是冠礼后,才能独掌大权。而等待行冠礼似乎特别的漫长,嬴政一直等待了九年。

在这漫长的九年里,嬴政眼睁睁看到两大政治集团在眼皮底下壮大,成为横亘在自己权力征途上的两座冰山;在这漫长的九年里,嬴政还要面对自己兄弟的反目为仇。王位前的凶险,随着嬴政年龄的增长而一天天变本加厉。

在嬴政即将迎来成人仪式的前一年,他的兄弟成在率军击赵的途中,突然发生叛乱,嬴政不得不派兵镇压,成逃亡至赵国未被斩。

史书对成的叛乱缘由没有做出解释,历史记载的阙如,给人们留下了丰富的想象空间:

在嬴政离独掌秦国近在咫尺的关键时刻,成作为王弟,为何突然走出一着险棋?很显然,成此举无异于以卵击石,他为何会冒死叛乱?和嬴政的血缘疑团是不是有某种关联?还是仅仅为了争夺王位?

我们姑且不去做过多的猜测,至少,此事说明,即便在王室内部,嬴政在迈向真正的王者权杖时,也需要艰难地扫清障碍。

成之乱似乎只是一个小插曲,这恐怕要得益于商鞅改革对权贵的限制。“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王公贵胄的势力大小,要取决于其对国家贡献的大小,而年纪尚幼的成基本上还没什么作为,自然也谈不上有多大根基,至多在宗室中有部分老家伙做后盾而已,其挂帅出征,显然只属于赢得了一个争军功的机会而已,在根基不稳的情况下贸然造反,其结果可想而知。

少年嬴政最难应对的,则是如何从吕不韦和母后赵姬手里顺利接过权杖,期间又有一个嫪毐集团杀将进来,使嬴政正式主政横生变数,处理好这一团乱麻,无疑是嬴政获得政治智慧和权力斗争经验的提前演练。

先说吕不韦。前文说到,庄襄王未曾食言,让吕不韦为丞相主持朝政,而吕不韦也从商人成功转型,一心一意做好辅弼,也算是鞠躬尽瘁,吕不韦也有其大志,“欲以并天下”(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和秦统一中国的宏图大志可谓步调一致。

王者执一,而为万物正。军必有将,所以一之也;国必有君,所以一之也;天下必有天子,所以一之也;天子必执一,所以抟之也。一则治,两则乱。今御骊马者,使四人人操一策,则不可以出于门闾者,不一也(《吕氏春秋·执一》)。

听群众人议以治国,国危无日矣。何以知其然也?老耽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关尹贵清,子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生贵己,孙膑贵势,王廖贵先,儿良贵后。有金鼓,所以一耳;必同法令,所以一心也;智者不得巧,愚者不得拙,所以一众也;勇者不得先,惧者不得后,所以一力也。故一则治,异则乱;一则安,异则危;夫能齐万不同,愚智工拙皆尽力竭能,如出乎一穴者,其唯圣人矣乎(《吕氏春秋·不二》)!

上述两段话出自吕不韦主编的《吕氏春秋》,其中心意思就是:天下必须统一于天子之下,才能得到大治;世上各种学说思潮泛滥,需要“齐万不同”,达到思想上的统一,才能步调一致,天下大治。

我们来看看庄襄王时代的主要事功,这些开疆拓土的东进之举,武臣建树了功勋,而吕不韦作为丞相,作为谋划大局的主要参与者,同样功不可没。

庄襄王元年,大赦罪人,修先王功臣,施德厚骨肉而布惠于民。东周君与诸侯谋秦,秦使相国吕不韦诛之,尽入其国。秦不绝其祀,以阳人地赐周君,奉其祭祀。使蒙骜伐韩,韩献成皋、巩。秦界至大梁,初置三川郡。二年,使蒙骜攻赵,定太原。三年,蒙骜攻魏高都、汲,拔之。攻赵榆次、新城、狼孟,取三十七城。四月日食。王攻上党。初置太原郡(司马迁《史记·秦本纪》)。

我们可以从司马迁的记载中看到,吕不韦辅佐庄襄王的三年期间里,主要有三大功劳:

第一、灭东周。尽管东周此时仅是名义上的“天下共主”,其存在的象征意义已经多于实际价值,但是,东周是由秦来诛灭的,秦掌握了先入为主的主动权,这使秦获得了另一个象征意义:天下的归属,将要由秦来做先破后立的决断。东周之亡,意味着一个时代的彻底结束,七国之间的鏖战争夺,从此不再以周王的名义做遮羞布,进入赤裸裸的力量角逐,新的旗号将以“一天下”来获得道义上的优越感和民心向背。

第二、新建三川郡、太原郡,蒙氏、王氏两大家族,攻城略地,屡建奇功,为郡县制的全面推行奠定基石。

第三、以文治争取民心,不论是“赦罪人”、“修先王功臣”、“布惠于民”,还是不绝东周君之祀,都显示了吕不韦将儒家的德治思想纳入统治理念的决心,此举无疑将有利于崇尚耕战和刑赏的秦政权,改善君臣、君民乃至外交关系,部分修复了法家治理方式本身的弊端。但吕不韦的这种折中思想,也为此后与秦始皇的政见不合,埋下了一丝隐患。

在嬴政亲自主政前的九年里,吕不韦作为相国和仲父,和赵姬主持秦政,同样建树颇丰。我们从《史记》中随便拈来几例:

多次攻魏,取二十城,建立东郡,迁魏君角于野王。

蒙骜攻韩,取十三城。

击溃韩、魏、赵、卫、楚五国的联合攻击,逼迫五国罢兵。

成的降赵叛乱,就发生在进攻赵国期间。

韩、赵、魏三国,是秦东进路上必须扫清的障碍,吕不韦主政的十二年间,建立了三川、太原、东郡三大新郡,打开了秦军虎视山东的门户,为最终扫平六国打下了基础。

两朝为相,号为仲父,吕不韦自然在朝野内外势力煊赫,在政治上同样有着商人般精明的吕不韦,还意识到:治人之身,更需治人之心。

当是时,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皆下士喜宾客以相倾。吕不韦以秦之强,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司马迁《史记·吕不韦列传》)。

吕不韦知道,把自己塑造成四公子那样的形象,实在是好处多多,礼贤下士,可以吸引人才;食客三千,可以培植势力;更关键的是,将山东各国的精英纳入自己的门下,意味着掌握了“先进文化”,而所有政治的建树,最终是要以文化的形式来完成和体现的。吕不韦不可谓不有远见卓识。

就这样,吕不韦经过十多年的苦心经营,为秦国立下了汗马功劳,也为自己经营下一个势力显赫的政治集团。

2 嫪毐之乱

但是,对于吕不韦而言,他的命运实际上并不能自我主张。在庄襄王时代,吕不韦的命运取决于庄襄王是否真的肯与他分国而共之;在嬴政主政之前,则取决于他与一个女人的关系:庄襄王的王后、嬴政的母后、自己曾经的女人——赵姬。

在嬴政正式主政前,赵姬以太后的身份,实际上行使着最终的否决权。王子年幼,母后当政,在春秋战国时代并不是没有先例可循。只是,既然是吕不韦为相国,又有仲父的身份,赵姬乐得把大权交给吕不韦去执掌。赵姬本来就是吕不韦的女人,只是为了一桩大生意,把她送给了庄襄王而已。当庄襄王驾崩,独守空房的赵姬正是女人如狼似虎的年龄,加上当初异人当着吕不韦的面对赵姬提出非分之想时,吕不韦还生气了,说明吕不韦还是很在乎赵姬的,如今庄襄王不再是两个人中间的障碍,重燃旧情也就在所难免。更何况,吕不韦现在成了赵姬的臣下,只要赵姬想燃烧旧情,吕不韦也只能恭敬不如从命了。

这样,秦的最高政权和“性”发生了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

聪明的吕不韦,自然很快就会明白,自己和赵姬的情人关系,正在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成为一个定时炸弹:因为他俩中间还夹着一个嬴政呢,嬴政在一天天长大,这个少年很快就能明白是怎么回事,而且,他将在冠礼之后发号施令,他最无法容忍的恐怕就是母后与大臣的私通而带来的对王室和自己的羞辱。于是,如果说两人的重燃旧情一开始对吕不韦还是个保护伞的话,那么,这段孽缘很快就要带来灭顶之灾。

在吕不韦骑虎难下的时候,一个新的角色出现了,他暂时成了吕不韦的解围者,但最终他会将吕不韦送进火坑,这个人就是嫪毐。

嫪毐以性能力极强而著称,他甚至可以做到“其阴关桐轮而行”(《史记·吕不韦列传》),一般人恐怕在这点上无法望其项背。吕不韦精明的商人本性又显露了,他的想法很简单:赵姬对自己索爱无度,只要给自己找个替身,赵姬能得其所欲,自己也能金蝉脱壳,而嫪毐也可以吃上软饭从此荣华富贵,这是三全其美的好事。

吕不韦惟独没有把感情因素算计进去,他两度把赵姬推给了别的男人,都把感情抛到了一边,这可以说是政治家的能忍,也可以说是政治家的残忍。

接下来是如何进贡嫪毐的问题了,这只是技术性问题,对于能把一个身在异国他乡的落魄公子运作成王储最后成功做上君王的人来说,这点事情实在是小事一桩。先是让嫪毐有机会表演自己的“绝活”,有意无意让太后知道,激发太后的“性趣”,事实证明,太后果然有了把嫪毐据为己有的欲望。吕不韦接下来耍了一个小聪明,安排人状告嫪毐,让他被判处腐刑,实际上却不行宫刑,还把嫪毐的胡子眉毛全拔了,混在宦者之中,来伺候太后。这下,嫪毐就以合法的身份成了太后的解闷工具,也许由于其超乎常人的性能力,太后果然“绝爱之”。

太后之爱嫪毐,除了性爱的成分外,吕不韦的决绝似乎也是一种催化剂。赵姬两次被吕不韦推给别的男人,其心胸再宽广也难免会伤心痛楚,嫪毐以一个奴才的忠心满足她的一切欲望,日子久了,自然会生出爱意。

吕不韦日后发现,当初自己想得太简单了,他把自己与赵姬的“性”角色推给了嫪毐,同时把权力的重心也转移到了嫪毐的身上,这是始料未及的事情。

嫪毐和太后的关系日益升温,太后甚至生下了嫪毐的孩子,一连生了两个。为了掩人耳目,太后佯装请人占卜,说是为了避灾,需要移居雍城。雍城是秦的故都,离咸阳三百里之遥,嫪毐作为贴身跟班,正好与太后在雍都乐得逍遥,结果,“赏赐甚厚,事皆决于嫪毐。嫪毐家僮数千人,诸客求宦为嫪毐舍人千余人”(司马迁《史记·吕不韦列传》)。

以往,太后对朝廷大事做最后裁决,往往听相国吕不韦的意见,而如今,“事皆决于嫪毐”,吕不韦的角色被置换了。

一个吃软饭的面首,为何能发展到如此势力?这说明,当时秦的大权由太后掌握,即便众臣知道太后私爱嫪毐,也无法对此置喙。在春秋战国时代,太后秽乱后宫的事情并不鲜见,兄妹乱伦的孽缘都发生过,而赵姬作为实质上的最高掌权者,有一个嫪毐,和一个国王宠爱一个后妃并无根本性的差别。更何况,两人的关系在暗地里进行,已经回避了众人的自尊心。

只是,当赵姬为嫪毐生下孩子时,性质发生了变化。嫪毐的野心也随着权势的扩大,开始极度膨胀。当然,嫪毐一个吃软饭的人最终铤而走险,也有逼上梁山的成分在。试想想:两个活蹦乱跳的孩子根本就是非法产物,一旦事情败露,全家老小都会没命,不为他们谋一个将来,实在是无法入睡的。

于是,吕不韦、赵姬和嫪毐的关系,如今牵扯到了嬴政的身上,赵姬如何处理和这三个男人的关系,成了一个难题。

赵姬感情的重心从吕不韦移到嫪毐身上,这是自然而然的,吕不韦自己也难辞其咎。嬴政是自己的亲骨肉,与嬴政同母异父的两个孩子,也是自己的亲骨肉。二者之间,如何权衡?

嫪毐与太后谋划的结果是,既不伤害嬴政,也给两个孽种许以前程:“王即薨,以子为后。”(司马迁《史记·吕不韦列传》)

即便这样,也是一个阴谋。

在太后的庇护下,嫪毐的权势如日中天。在嬴政即位大典的前一年,嫪毐被封为长信侯,宫室车马衣服苑囿驰猎可以肆意享受,又把河西太原郡作为毐国。嫪毐封侯享国,俨然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真有点鸡犬升天的味道。殊不知,太原郡可是在吕不韦主政时,秦军将士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啊。吕不韦看到这个结果,不知该做何感慨。

显然,嫪毐集团的势力已经远在吕不韦集团之上,这在当时的国际社会都已经成为公开的信号,甚至影响到他国的外交决策。在《战国策·魏策》中记载,当时秦军攻打魏国,有人向魏王献计说,秦国上下都在思考一个问题:跟着嫪毐还是跟着吕不韦走呢?我们不妨割地以赂秦,给嫪毐建立功劳的机会,顺着嫪毐的意思去做,这样,太后就会对魏国亲善,魏国自然得以保全。

国际社会都知道,让嫪毐的势力压过吕不韦,秦国只会内乱自削,而吕不韦如果得势,秦军的烽火很快就要燃向六国,权衡利弊,嫪毐竟然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支持!

嫪毐的野心最终超出了与太后所约定的极限,他要对嬴政动手了。公元前238年,嬴政从咸阳来到雍都蕲年宫举行了成年仪式“冠礼”,这也是宣告自己正式即位的大典,嬴政佩上了象征着嬴氏家族最高权力的王者之剑。

随着嬴政的到来,嫪毐的阴谋败露,他擅自盗用秦王御玺和太后玺,调集县里的守卫之卒、官骑,纠集戎翟势力和自己门下的宾客,准备向蕲年宫发起攻击。嬴政下令相国昌平君、昌文君发起反击,平息叛乱的战斗在咸阳打响,嫪毐兵败逃亡,嬴政下令举国悬赏:活捉嫪毐,赐钱百万;杀掉嫪毐,赏钱五十万。最终,嫪毐被灭门灭宗,两个无辜的孩子被杀死,与叛乱相牵连的四千余家门客被流放蜀地。

在嫪毐叛乱的时候,吕不韦在做什么?历史记载阙如,但至少有一点是肯定的:刚刚接过玉玺的嬴政,此时信任的天平倾斜于嬴姓宗室的昌平君、昌文君,而不在仲父的身上。因为,嫪毐之乱,根源就在吕不韦,是他把嫪毐进贡给了太后。

嫪毐,威胁着嬴政的王位甚至生命,已经被五马分尸。

太后,九年来是事实上的君王,因了宫廷丑闻和牵连于叛乱,被嬴政打入雍城的冷宫。

剩下的最有政治影响力的权势人物,就是仲父吕不韦了。把吕不韦修理好了,嬴政就能轻而易举地在朝廷上发号施令了。

吕不韦伏罪该杀,嬴政也有杀仲父之意,只是,他的功劳实在太大,先王对他也尊重有加,加上朝廷上下为他说情的人实在太多,嬴政也不想一上台就犯众怒,也就只好缓走一步,留下吕不韦一条老命。

我们再大胆猜想一下:嬴政是否听说过“以吕易嬴”的传言?在处置吕不韦的时候,他会不会考虑到这种因素?

嫪毐叛乱次年,吕不韦被罢相。在嫪毐这件事情上,吕不韦彻底失算了,这是一个典型的聪明反被聪明误的案例。

现在,嬴政彻底扫清了权力道路上的障碍。这个才二十出头的年轻人,要独步于天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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