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的另一行泪 正文 从“卡廷惨案”到大驱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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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4月10日,莫斯科以西约400公里处的斯摩棱斯克的天空一片阴霾。上午10时50分,一架俄制图154客机在靠近斯摩棱斯克机场附近的一处树林里坠毁,现场地面的几处深坑表明客机在着地时曾连续猛撞过地面。客机的机身已断裂成几段,引擎与机身完全分离。残破的机翼上红、白两色的波兰国旗图案十分醒目。

在这次空难中的罹难乘客具有非同一般的身份,他们是由波兰共和国的88名顶级政要组成的代表团,其中包括波兰总统卡钦斯基、副议长、副外长、军队总参谋长、国家银行行长、国家安全局局长……这个高官代表团此行斯摩棱斯克的目的是参加纪念“卡廷惨案”70年的活动,结果却成为了波兰民族的又一场重大悲剧的主角。在这70年的两端,是发生在同一地点的波兰精英群的两次悲情毁灭。卡廷,似乎成了波兰的魔咒。

1990年,在“卡廷惨案”的黑锅还死死扣在德国人的头上时。我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听说并牢牢记住了这件事。

那年夏季,我们一家3口应友人波里希博士的邀请去他在瑞士的别墅渡假。途中我们一边开车一边闲聊,先是聊瑞士,谈到这个阿尔卑斯山小国的传统中立使它成为德国所有邻国中惟一一个没有受到纳粹侵扰的国家。由此我们谈到了“二战”中的是是非非。当时博士先生的一番话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他说:“‘二战’遗留下来了很多没有澄清的是非,比如说发生在卡廷森林的那件惨案。这件事至今还被很多人认定是德国人所为,并且被当作德军暴行的典型例证。但我有一个老兵朋友曾亲眼看见过卡廷森林的尸坑,他坚持说那些被害者死于苏联人之手。他问我:‘德国人杀了人,埋起来,再挖出来,再叫全世界都来看,这一切可能吗?’”

这次出行使我记住了“卡廷惨案”。从瑞士返回柏林之后,我就去国家图书馆查找关于卡廷森林事件的记载和解释。

据德国方面记载,1943年初春,德军在苏联境内的斯摩棱斯克市城北15公里处的卡廷森林里动工建造一条穿林而过的公路。在开挖地基的施工过程中,一个巨大的合葬尸坑赫然显现。德军立即组织人力开挖,结果挖开了多处尸坑,尸体共有4千多具,肉体已严重腐烂,但身上的服装还能够分辨出来质地和样式。德军调来法医对尸体进行了检验鉴定,结论是:死者是一批被人集体屠杀掉的波兰军官,死因全部为后脑中弹,死亡时间为1940年上半年。

既然尸体是在苏联境内发现的,遇难者的死亡时间又是在苏、德战争爆发之前,德军相信已有充足的把握来断定此乃苏联内政部的秘密警察部队所为。德国人认为,波兰曾在1920年参加了协约国对新生苏维埃政权的武装干涉并割走了苏联西部的一部分领土,苏联报复的动机是存在的。另一方面,1939年9月,苏联根据《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附加秘密议定书,在德军进入华沙后出兵占领了波兰东部地区,兵不血刃地一举俘获20多万波兰官兵,苏联报复的条件也是存在的。于是,德国在1943年4月份将这一发现公诸于世,还请来国际红十字会的要员前来见证并调查,借以大力宣传苏联所犯罪行,在欧洲制造“布尔什维克恐怖”。

事件曝光后,面对大哗的国际舆论,克里姆林宫的主人对德国的指控坚决地予以了否认。1943年9月,苏军在收复斯摩棱斯克之后即着手组织对卡廷屠杀事件进行了一番有模有样的反调查,并在其后言之凿凿地向世界宣布:屠杀行为系德军在占领斯摩棱斯克期间所为。由于处于战争状态的苏、德双方各执一词,卡廷事件成为了一桩国际悬案。

战后,苏联单方面对事件采取了“盖棺定论”行动。根据塔斯社1945年12月30日的报道,苏联法庭对10名德国战犯作出了在卡廷事件中有罪的判决,其中7名被判死刑,3名被判20年劳动营苦役。

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中,苏联的公诉人又试图就“卡廷惨案”起诉德国,以便联手其它胜利国把谋杀波兰数万精英的黑锅永久地扣在战败者头上,但终因证据不足而未被国际军事法庭审理。一直到1989年东欧巨变之前,被苏联控制的东德和波兰都只能接受苏联对卡廷事件的解释。这两个国家的历史教科书均告知后人:卡廷事件系德军在“二战”中对波兰犯下的罪行。




图12-1:1943年德军在苏联斯摩棱斯克以北的卡廷森林里发现的巨大尸坑。死者全部是后脑中弹。国际红十字会的调查组根据尸检和死者身上的信件、日记、报纸等遗物确认:死难者主要是波兰军官,被杀害于1940年的3月至4月间。时间上恰恰是在苏、德两国共占波兰之后与相互间开战之前。结论一出,立即遭到苏联政府义正辞严的断然否认。


弥漫在卡廷森林上的这一团历史迷雾直到半个世纪后才完全散开。

关于这个事件的最权威的文字记载存放于克里姆林宫的苏联总统档案馆里,而有权开启这些绝密档案的只有苏共领导层的最核心人物。1991年12月23日,即将辞职的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在总统委员会委员雅科夫列夫的陪伴下,连同即将接任俄罗斯总统的叶利钦一起打开了密档第一卷,那正是“卡廷事件”专卷……

两天以后,克里姆林宫上空的苏联国旗缓缓降下,人类历史上的一段意味深长的时代就此结束。

次年10月,为了显示新生的俄罗斯联邦和斯大林的暴力社会主义的决裂,总统叶利钦决定将密档第一卷的副本交给波兰。1992年10月14日,副本的交接仪式在华沙举行,波兰总统瓦文萨控制着身体的震颤接过了这份承载着一代波兰精英悲惨命运的历史文件。

这份密档由三份绝密文件组成:

1、1940年3月5日由苏维埃内务人民委员贝利亚提交斯大林的报告,其中说明了波兰被俘人员的情况及其危险性,建议按特别程序予以枪决。

2、苏共政治局在报告提交当日做出批准决定的文件,由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米高扬,加里宁和卡冈诺维奇6人共同签署。

3、1959年3月3日克格勃负责人谢列平于提交给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的报告,报告中对1940年处决波兰被俘人员的数目和地点进行了详细说明。

在向波兰转交密档副本的同时,叶利钦还主动地通知波兰政府:在发生卡廷事件的同时,苏联在卡尔科夫和加里宁(今俄罗斯的特维尔)两地也屠杀过波兰被俘人员,并指出了在这两地的埋尸位置。

2010年4月28日,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下令将卡廷事件档案的电子文本发布在俄联邦档案署的官方网站上,首次向全世界公众公开了卡廷事件的档案材料。5月8日,梅德韦杰夫会见前来参加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65周年庆典的波兰代总统科莫罗夫斯基,并亲手向科莫罗夫斯基转交了卡廷事件第159号刑事案第一份案卷和其他66份案卷的清单。

至此,卡廷事件的真相在70年后终于大白于天下:

1939年9月1日,德军在西方侵入波兰,9月17日,在波兰军队已失去抵抗能力之际,苏军从东面侵入波兰,近70万波兰军人成了德、苏两国的俘虏。苏军对其俘获的波兰人员首先经过了一次身份甄别,将普通士兵予以释放。对于总数超过1.5万的波兰军官和一大批教授、医生、建筑师、律师、教师、记者、飞行员等精英级波兰人才,苏联决定将其关押在三处战俘营和若干所监狱里。

1940年3月5日,苏维埃内务人民委员贝利亚向苏共政治局提交了一份秘密报告。报告在介绍了波兰被俘人员的人数、身份和关押情况后,提出了全部予以处死的建议。这份报告在提交当日获得了以斯大林为首的苏共政治局6位大员的共同批准。4月3日至5月19日,在内务人民委员会3人小组领导下,屠杀波兰俘虏的行动在苏联的多个地点秘密展开。根据克格勃1959年的报告,内政部在卡廷森林处决了关押在科泽尔斯克战俘营的4421人,在斯塔罗利斯克战俘营处决了3820人,在奥斯塔什科夫战俘营处决了6311人。加上在西部乌克兰和西部白俄罗斯的其它几个地点处决的7305人,总计枪杀了21857名波兰俘虏。除了报复波兰地主阶级势力自“一战”以来对苏联利益的侵害之外,彻底消除波兰未来抵抗运动的潜在威胁也是苏联举起屠刀的主要动机……

“卡廷疑案”基本澄清之后不久,我和波里希博士再次相聚。当我们重提这个两年前的话题时,他牢骚满腹地说:“我承认,战争是残酷的,在这个时期里发生一些超出常规的行为总是在所难免的。但是,道德和公理自有其不可逾越的底线。德国逾越了底线,屠杀了平民,就成了世界公敌,对这一点德国人认账认罪认罚。可苏联呢?在斯大林的‘胜利者不受谴责’的强盗逻辑下,‘二战’的胜利者阵营居然能够回避对‘卡廷惨案’这样的滔天罪行的追究,在这种情况下再去谈纽伦堡审判的公正性,天哪,谁相信呢?”


苏联能够如此处理无辜的波兰被俘人员,那么“二战”的胜利者们对“有辜”的德国人又会如何处理呢?在1945年8月2日签署的《波茨坦协议》中,我找到一段关于德国责任的阐述:


德国人民必须承受军事上的彻底失败,而且不能摆脱他们因其行为而必须承担的责任,他们进行了无情的战争,纳粹的狂热抵抗摧毁了德国经济并不可避免地造成灾难和不幸……


这里很明确地指出德国毁灭的责任承担者是德国国民整体而非个别恶人。在这个结论的基础上,德国人民必然要承担失败造成的后果。但是在事实上,这里的“人民”概念已经不仅限于德国本土的民众,还包括了大批生活在德国境外的德意志人。



图12-2:1945年在捷克的一个面部被打变了形的德意志族妇女。


1945年5月,德国战败投降。紧接着,在被纳粹统治6年之久的捷克爆发了一场报复德意志人的大规模骚乱。据史料记载,最初是抵抗纳粹的捷克地下武装走上街头殴打德国平民,接着事态就演化为可怕的群众性暴力。布拉格的居民在街头可以随意攻击任何一个他们见到的德意志人。在这场民族清算的狂潮中,德意志族的妇女和儿童成为了最主要的牺牲品。德意志妇女被吐口水、剃光头、剥光衣服并在身体上画上纳粹党徽标记、被强迫赤身裸体地在街头排除路障,甚至当众遭受到强奸。德意志儿童有的被从楼房里抛出摔死在街头,有的被塞进盛水的马槽中溺毙。狂怒而放纵的人群把大批德意志居民从家中驱赶出来,把他们两个人或三个人为一组用铁丝捆起来推进伏尔塔瓦河,尸体顺流而下被冲进易北河。两周后,人们从易北河中竟打捞出了上千具尸体。据德国战后的统计,在捷克发生的这次大规模复仇行动中,共有3万德意志人被杀死。在整个骚乱的过程中,没有出现警方的制止,也从未出现过占领军的干预。疯狂的暴力行径并非失控所致,而是受到了战后捷克领导人的蓄意纵容。刚刚摆脱了纳粹暴政的人们采取了比纳粹毫不逊色的暴行来对待敌对国的族人,在欧洲历史上书写了极其黑暗却鲜为人知的一页。

类似的暴力事件同样也发生在波兰和南斯拉夫。

在今天的德国和波兰的奥得—尼斯河边界线以东的地区,曾有3 300个战前属于德国的城镇和村庄发生过群众性迫害德国平民的事件。

在南斯拉夫居住的近20万德意志族人中,约16万人在战后被关押进集中营,其中被杀害、折磨致死者达5万人。

在战后初期的平民暴力行为告一段落之后,随之而起的是一场在欧洲历史上前无古人的民族大清洗。

“二战”以前,中东欧地区的各民族处于混杂居住的状况,民族矛盾尖锐而复杂。纳粹德国实施的“生存空间”计划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以改善境外德意志人处境为借口的。为了达到民族扩张的目的,希特勒兼并奥地利,进占苏台德,侵略波兰,移民百万德意志人进入了被占领区,同时又大规模地迫害和驱逐波兰人。德国进攻苏联也具有双重目的:消灭直接威胁德国的布尔什维克死敌,同时要把俄罗斯广袤的土地和无尽的资源置于日尔曼人的统治之下,从而实现希特勒梦寐以求的那个称霸世界的“千年帝国”理想。

德国战败后,美、英、苏三大战胜国在规划欧洲格局时执行了一条和希特勒的“欧洲新秩序”完全相反的民族政策,即把德国以外的德意志人集体驱逐回德国,而且是一个和战前相比缩小了1/4的“新德国”。



图12-3:流民图。战争结束以后,胜利者按照建立“单一民族国家”的设想把分散在中、东欧的上千万德意志族人集中到被割走了四分之一领土的德国,奥地利脱离德国再次独立。上图是从西里西亚被驱赶走的德国居民,世代家产变成了随身的一两个行李包。下图是到达难民集散地柏林的一批人准备乘坐火车继续西行。


为了激励苏联对纳粹德国作战,美、英两国在1943年的德黑兰会议上曾对苏联作出承诺:在征服纳粹后,美、英同意将波兰的一半领土彻底划归苏联,波兰由此丧失的领土由战败的德国来补偿。在这个没有任何波兰人参与的对波兰主权和领土问题的裁决过程中,三大国的领袖还对移民问题制定了明确的计划:波兰居民要离开已经被苏联夺走的领土,西迁至新划定的波兰国界。而德国人则不仅要从被德国侵占的波兰领土上迁出,还要从划归波兰的原德国领土上搬走。战争结束后,在1945年8月的波茨坦会议上,三大战胜国形成了在欧洲建立单一民族国家以谋求欧洲长久和平的共识,确定了把德意志人从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国驱赶出去的举措。

在我接触到的德国人中,有很多人是从中、东欧迁移进来的几十年前的战争移民。

北威州花山市退休老市长的夫人就是在战后和母亲一起从柯尼斯堡(现俄罗斯的加里宁格勒)迁移到花山的。

现在勃兰登堡州的原空军老兵科尼希对我说:“我儿时的居住地有一个有趣的名字,叫做‘深根(Niederwurzen)’,但它如今已归属了波兰。我们的深根给拔出来了。”

我在柏林工大的老同事杜克斯先生至今还记得他随父母从东普鲁士迁出时的情景。他说:“我们被驱逐时带上的全部家当就是我父亲手中的那两只皮箱。在进入新的德国边境的那一刻,我们要通过一个由两排铁栅栏构成的狭长通道。谁也没有想到,管理关卡的波兰军官会喊出这样的命令:‘举起双手通过!’就这样,我们全家的最后一点财产也留在了那一边……”

一位名叫帕赫的中年人对远在上西里西亚地区的故土几乎一无所知,他对家乡的全部印象都来自于他爷爷和奶奶多年来反复唠叨的一件事:他们在1946年5月接到当地政府的通知,要求他们立即离开已成为波兰领土的尼斯(今属波兰奥波莱省)。在离开家乡的时侯,他们最心疼的就是那幢在战前动工,战时停建,战后竣工的新房子。他们还没有来得及搬进去就要离开它了。爷爷说,告别这幢辛苦了半辈子才盖起来的房子,那种感觉就像和自己的孩子永别……

老兵舒曼告诉我:“奥德河-尼斯河一线以东的11万平方公里的德国领土在战后都割给了波兰,这就是对波兰被苏联占走18万平方公里领土的补偿。战胜国的地位使苏联对波兰的侵略合法化了。战争结束后,上西里西亚的德国人全部被迫西迁,我的家乡布雷斯劳就属于这个地区,它在德国丧失领土里是最大的一个城市,人口多,行动慢。但后来搬迁工作的加速了,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苏军士兵强奸妇女的势头加强,二是被苏联驱赶到上西里西亚的波兰官员和平民对德国人不断施压。我至今对波兰人没有好感。他们被俄国人赶出了家乡,自己的国家像一块浮冰似地被人家向西推了一大截,结果他们在德国的土地上又那样无情地驱赶德国人。”

我在柏林的笔友兼酒友——国内一大报驻德国记者江建国对这次欧洲的民族大清洗曾做过大量的调查考证工作。一次周末他在我家喝酒,我们谈起了这一段共同关注的历史。

一直坚持用笔写文章而拒绝使用计算机的江老兄大发感慨道:“在德国爬格子写字,爬着爬着就要爬到‘二战’上去了!现代德国和‘二战’的关系太紧密,分也分不开。要写德国,你想不研究‘二战’都难。在这儿工作十多年来,我发现有太多的‘二战’‘旧闻’不为人知或者不便为人所知。而把这些事情告诉公众,对于全面总结‘二战’的历史是必不可少的,更是新闻人的职责。”那天老江比较激动,连饮数杯红葡萄酒,红头涨脸居然还能把他的沃尔沃车开走了。



图12-4:离开东部家乡向西迁移的德国人在等候乘车。很多人的衣服和行李上已经被当地的新主人(战胜国的移民)画上了纳粹标记。


2004年10月底,老江来电话告诉我说,他的有关文章在国内一家报纸上刊出了,题目是《德国平民代希特勒受过》。我闻讯后立即找到了这篇文章,我觉得用它来为本节内容做注非常理想,这里将文中的核心部分内容摘录如下:


战争一结束,有关国家的管理当局就开始不分青红皂白地驱赶一切德国的和德意志族居民。在最野蛮和最混乱的驱逐初期,往往是限他们在几个小时之内集中,而后或赶上闷罐车或令其步行回到德国的边界之内。被驱逐的德国人和德意志族人与战争末期逃避战火的700万难民挤在德国各占领区,局面极为混乱,一度甚至引起饥荒。死于逃亡和被驱逐路上的人数无法统计,估计要以10万计。美国《时代》杂志当时用“欧洲从历史上最恐怖的战争过渡到最可怕的和平”这样的话,来形容当时的形势。1946年10月,《纽约时报》的报道评论道:“这种大范围的迁移和实施是历史上无可比拟的。谁若是直接经历了这种恐怖,谁就会毫不怀疑这是对人类的犯罪。历史将会给予它可怕的报复。”

1945年8月2日,美、英、苏三国的波茨坦会议最终决定把波兰的版图向西推移200公里,并开始更大规模地驱逐“遣返”德国人和德意志族人。截至1947年10月11日“遣返”行动正式结束,从前德国东部领土上被驱逐或逃亡的德国人为710万人,从波兰中部地区被驱逐的德意志族人为110万人,从捷克斯洛伐克被驱逐的为290万人,从匈牙利、罗马尼亚、南斯拉夫被驱逐的合计为70万人。这种所谓的“民族交换”还涉及无数波兰人、匈牙利人、捷克人、犹太人等等。当时的一份研究报告说过这样令人难忘的话:“甚至中世纪开始前后的民族大迁徙运动,也无法与波兰国家面临的这种规模空前的迁移运动所带来的困难相比。


实际上,战胜国在清算纳粹罪行时的做法已经比原来的计划温和了许多。

美、英、苏三国首脑在1943年12月的德黑兰会议上曾做出决定:“任何一个参与了犯罪和处决行为的德国军官、士兵及纳粹党员都要被带回他们曾对之犯下罪行的国家,以便这些国家根据自己的法律进行起诉和处罚。”如果这个计划在1945年5月后真正得以实施,不可胜数的前德军官兵就会出现在很多国家的监狱里,法庭中和刑场上。德国的“世界公敌”形象将极大强化,德国人以改过自新之举来洗雪耻辱的进程将更加艰难……

欧美战胜国对德国的严厉惩罚,使我无法不联想到中国。中国是“二战”的战胜国,却在胜利之后永远地失去了150万平方公里的外蒙古。中国在“二战”中的死亡人数达到欧洲战场的总和,但中国人不仅援救了大量在华的日本妇女儿童,甚至对128万双手沾满鲜血的在华投降日军都没有进行任何清算。日本侵华给中国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600亿美元,但中国着眼于两国人民今后的世代友好竟主动放弃了政府索赔的权利……纵观人类历史长河中的所有国际间的战争,如此以德报怨的国家除去中国没有第二家。但中国人的善良换来的又是什么呢?世人有目共睹。

欧洲的“二战”胜利国在德国被击倒并再无还手之力的时候,几乎一起扑上去撕咬德国的咽喉,使德国人对当时经历过的痛苦至今记忆犹新。这也难怪当我向德国老兵迪尔介绍中日战后关系时他会这样问我:“中国是战胜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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