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的另一行泪 正文 是英雄还是叛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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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英雄还是叛徒?

我在1993年曾在比邻法国的边界小城萨尔布吕肯工作过半年,当时正值博士读完之后的待业时期,大学的研究所给了我一个项目做,属于“温饱型”过渡。换个冠冕堂皇的说法,称为博士后也不为过。项目是给萨尔州矿山局做的,我必须在那里实地考察调研一段时期。

萨尔布吕肯市的规模还不及中国的一个中等规模的县城大,却是萨尔州的首府,在那里我临时租了一个房间,房东老头就是个“二战”老兵。他曾经作为坦克兵在北非和英军打过仗,战后成了个兵器迷,客厅的书橱里满满地挤了一排都是记载“二战”德军武器装备的彩色画刊。周末时我如果不回柏林,就经常和他一起聊天,混得比较熟,从他那里我了解到萨尔区在历史上带有传奇色彩的归属故事。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战胜国通过《凡尔赛和约》将萨尔区从德国一刀割走,在那里成立了一个形式上的自治政府,但实际上是由法国控制着该地区的经济。1935年1月,萨尔区举行了一次全民公决来决定该地区到底应该归属哪一个国家,结果是90%的公民赞成归属纳粹德国。法国只好眼睁睁地看着萨尔区离自己而去。

萨尔区的老百姓没有料到,他们的这次选择会导致一场灾难。“二战”中,萨尔区遭到严重破坏,而且在战争结束后重新被法国兼并。

1956年10月,萨尔区再次祭起全民公决的大旗来决定自己的归属,结果矢志不移的萨尔人又一次选择了德国。

两次脱离德国又两次选择德国,萨尔区民众的“回归”之心可谓执着。其中特别使我感兴趣的是萨尔区在1935年的那次选择。当时纳粹登台已经两年,德国的国力迅速恢复,其周边各国渐生畏惧,避之惟恐不及,而大批的萨尔人竟然会用公投的方式主动投入第三帝国的怀抱,足见其对纳粹政治的认同程度。

碍于面子,我不大好提出“萨尔人是否有追随纳粹主义的思想趋向”这样的问题,于是就把问话的内容换了一种形式。我问那位老兵房东:“希特勒做恶到如此程度,你们这一代人为什么就不抵抗呢?”

老房东反问道:“为什么抵抗?因为失去自由?因为建立了集中营?还是因为政府和犹太人过不去?都不会的。你看,直至‘二战’,德国的传统里还没有出现过自由、民主和人权的价值观。老百姓判断政府优劣的标准是纯物质的。去追求法国式的自由精神?对不起,德国更相信强人。希特勒从上台到发动战争,一共准备了6年。在这段时间里,德国的经济大翻身,‘一战’失去的主权被一个一个地夺回来了,工人的利益通过最低工资的规定和社会保险制度的推行得到了保障。民众对这个政府的满意导致了极度的信任和崇拜,在这种情况下,把大众行为引向战争的歧路就不困难了。何况德国历来就有爱打架的传统。”

在第三帝国,有广泛群众基础的抵抗运动是根本不存在的。

1995年,德国媒体所做的一次民意调查的结果可以给老房东所讲的这番话做一个注脚:战争过后50年,居然仍有1/3被询问者认为“纳粹从根本上来说不是坏事,可惜它选择了作恶”。由此不难想象当年的反纳粹活动会是何等孤立和艰辛。正如哈摩斯坦博士所说,那是一场“没有人民的抵抗”。

我开始关注“二战”时的德国反纳粹运动,尽管这个运动最终也没有成了气候。

在采访埃森的一位老兵时,我们曾谈论到一个很敏感的话题,那就是如何评判德国籍的苏联间谍佐尔格的民族立场。

老兵说:“1941年入冬的时候我们到达了莫斯科城外,在那里我们遭遇到了从未见识过的严寒,不用说打仗,我们连行动都已经很困难了。您知道这时发生了什么事吗?”

我注视着他,等待他自己端出答案。

他说:“一个德国的卖国贼帮助斯大林打退了我们!他就是《法兰克福报》派驻东京的特派记者,佐尔格,他是个苏联间谍。这家伙本事大得很,在德国大使馆里还能搞到自己单独的办公室。就是他,在1941年10月把日本不准备进攻苏联的绝密情报传给了斯大林,结果促使斯大林下决心把放在西伯利亚防备日本入侵的11个远东主力师(共25万人哪!)一下子调到了莫斯科战场。这些部队装备精良,彪悍凶猛,擅长在严寒条件下作战。他们一加入莫斯科会战,我们这些快冻僵的人马上就支撑不住了。所以,我们没有不恨这个佐尔格的。没有他,苏、德战争的历史有可能会改写,更多的德国人就能够活下来,我说的还不止是士兵能活下来,还有很多德国老百姓。


图9-5:被世人称为改写了“二战”历史的间谍之王佐尔格。在日本被捕后他曾坦然说:日本已经没有值得我窃取的情报了。左图是佐尔格遗照,右图是建于莫斯科的佐尔格雕像,作品中的他以经典的“风衣间谍”形象从一面石墙中走出,在墙上留下一个异形身影,隐喻着他从一位“一战”德国军人到一个“二战”红色间谍的立场和身份的变化。

“在莫斯科会战中,我负了参战以来的第一次伤,我被俄国人的冲锋枪子弹击中了右腿,幸亏只是撕去了一大块肌肉没有伤到骨头,而我的很多战友被打死了。俄国人保卫自己的国家没有过错,我恨就恨佐尔格这样的民族败类。”

佐尔格的事我也早有耳闻。此人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德籍的苏联高级特工,被后人称为“间谍之王”。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19岁的他自愿报名加入德军,在1916年的西线的一次炮战中被炸伤,造成两腿的终身轻微残疾。在疗伤期间他开始阅读德共的读物,伤愈后先后在柏林、基尔和汉堡的大学攻读经济和哲学,并与1919年获得了博士学位。

在战后的十年间,他一共加入了3个政党:1919年加入德国共产党、1925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29年加入纳粹党,其中纳粹党员的身份是他的政治伪装。他在“二战”时的真实身份是共产国际派驻日本的间谍。

在始于1925年的16年苏联特工生涯中,佐尔克不仅表现得极度敬业,业绩也异常出色。从1939年“二战”开始到1941年佐尔格在日本被捕,他总共向莫斯科发送了141次电报,做到了让苏军总司令部军情4局在每周内至少能收到一次来自日本的秘密电文。

1941年,他向斯大林传递了两份对苏联命运来说无疑是生死攸关的重要情报:一次是在德国进攻苏联前22天他在发给莫斯科的密电中称:德军将在6月22日进攻苏联;另一次是在莫斯科会战初期他通知苏联情报部门说,日本不会发动对苏战争,因为日本将在几周内对美国开战。

前者没有引起斯大林的重视,导致了本来可以防备的德军入侵变成了敌人的突然袭击,并让苏军付出惨重损失。痛定思痛的斯大林开始变乖,他相信了佐尔格的第二份重要情报。

我对埃森的那位老兵说:“从工作的角度讲,佐尔格是一位改写了世界历史的出色特工。他送去的情报对于苏联卫国战争的进程来说太重要了。1941年10月4日他发出日本不会进攻苏联的消息,当时莫斯科会战才开始两天,首都保卫战正急需援军。结果,12月5日,斯大林从西伯利亚调到莫斯科的十多个远东师发起了‘加里宁战役’,德国的闪击战就此止步。”

“他救了俄国,却毁了自己的国家。”老兵愤愤不平地说,“这样的人永远得不到德国老百姓的谅解。”


图9-6:莫斯科保卫战——对抗的真正开始。佐尔格在关键时刻送来的情报终于使斯大林下决心调动在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防御日本的强大军力驰援首都。这是当时苏军剩下的惟一一支建制完整,装备精良的战略后援力量,而且非常适应在严寒气候中作战。这支部队在原驻地只留下少量兵力保持无线电活跃状态以迷惑日军,大队人马则在数周内行程8千公里赶赴莫斯科。图为加入莫斯科会战的苏军远东生力军向德军发起攻击。

在这次谈话后,我又征求过几个德国朋友对佐尔格的看法。他们的态度像约好了似的一致,全都猛烈抨击佐尔格这个“德奸”。这些朋友的思想并不右倾,全都有着鲜明的反纳粹立场,但从民族情感上说,他们谁也接受不了佐尔格,其中态度最温和的一个人对佐尔格的评价是:他是一个使自己民族几乎灭种的卖国者。我提示说:“这话应该放在希特勒身上。”对方答道:“那是。可背叛者永远是背叛者。”说这话的人是我以前在柏林工业大学里的一个同事。

1944年11月7日,49岁的佐尔格在日本被处死,罪名就是背叛德国。

但是他在临死前传出的情报挽救了苏联。就在他被绞死于东京巢鸭监狱一个月后,苏军的冬季大反攻掀开了序幕……

事实上,把佐尔格说成是“德奸”是有失公允的。他的生命是德国父亲和俄国母亲共同造就的,他的出生地也并非德国而是曾属苏联的巴库(现属阿塞拜疆共和国)。到年满3岁时,具有一半俄罗斯血统的佐尔格才随父母到了德国。如果以出生地确定国籍归属,佐尔格应该是俄国人,而他在一战期间参加德军对抗协约国之举就要算是“俄奸”行为了。

佐尔格在德国人的心目中永远不可能成为一座丰碑。但他却被前苏联在1964年追认为苏联英雄。在莫斯科,至今仍竖立着他的塑像。在战后由苏联控制下的东柏林、德累斯顿、马格德堡、莱比锡、耶纳、卡尔马克思城(凯姆尼茨)等东德城市也曾纷纷用佐尔格的名字来命名街道和学校……

遗憾的是,迟到的阳光并不能融化历史的寒冰。

对佐尔格而言,最悲哀的一点恐怕还不是德国大众对他的感情抵触(他在选择了与苏联合作后,就不可能再去幻想德国民众对他认同),而是他为之做出巨大贡献的那个国家在他面临绝境时所采取的态度。从佐尔格1941年10月14日被捕到11月7日被绞死,在其间的3周多时间内苏联当局对他没有采取任何诸如和日本交换间谍一类的营救措施,而且根本就不承认佐尔格的苏联特工身份。完成了重大历史使命后的佐尔格在其生死关头被他的组织毫不留情地抛弃了。历史学家对此评判说,如果真的让佐尔格返回苏联,他将是一个对斯大林极为不利的危险人物,因为只有他才能最有力地证明:是苏联的最高当局无视了他提供的德军即将进攻苏联的珍贵情报,从而导致苏联在卫国战争初期承受了本来可以部分避免的国土和人员的重大损失。

在“二战”中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被侵略国中帮助侵略者的内奸,要比在侵略者中帮助被侵略国的义士多得多。

在中国,协助侵华日军的中国伪军数以百万计。战争结束后的统计表明,被共产党军队消灭的伪军达118万人,被国民党军队收降的伪军达146万人,而日军向中国抗日军民投诚者仅746人。比例接近于3 540∶1。

在苏联,和德国军队一起作战的苏联伪军超过100万。而在德国方面,参与苏联卫国战争的德国人只有一批协助苏军进行战地宣传的德国战俘,总数不足万人,他们在1943年在苏联的战俘营里在苏方的旨意和安排下组成了“自由德国民族委员会”和“德国军官联合会”这两个反战组织,承担起了对德军作弃战宣传,瓦解本国军队士气和斗志的任务,目的是协助苏军取胜并及早使德国人民摆脱纳粹的统治。


图9-7:士兵的生与死。左图是在苏联战场的“大德意志师”一群士兵在战前接受长官的训话。右图是第六集团军德军士兵的尸体。1943年2月,赫鲁晓夫在血战后的斯大林格勒目睹了由冻死、战死、病死的德国青年组成的尸堆。其中很多干尸的衣服和鞋子都早已被人扒走。赫鲁晓夫说:“我无法再去第二次。”战役结束后,一些活下来的德军战俘在苏军的倡议下组建了反纳粹的“德国军官联合会”。

我曾经尝试寻找这样的特殊老兵,但一直没有成功。但是我后来在图书馆里查到了一篇简短而有价值的回忆,其作者当年不仅作为战俘参加了“自由德国民族委员会”,更值得一提的是,他还是在德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铁血宰相俾斯麦的重孙,名叫海恩里希。海恩里希出生于1921年,大战期间是德军的战斗机飞行员。他在回忆中这样写道:

1942年8月30日,我驾驶的战斗机在斯大林格勒南部被高射炮火击伤,被迫降落到了俄国人的机场,于是我成为了苏军的战俘。1943年1月底,外面突然传来消息说包围斯大林格勒的第6集团军共9万人都投降了苏军,24个德国将军全成了俘虏。战俘营中一个和我很熟悉的俄国军官问我:“现在你还有什么可说的?”我回答说:“我只有在这里亲眼看到这些人才会相信,我认为一个30万人的德国集团军投降苏联是不可能的。”那个俄国军官笑着说:“看,你到现在还是个法西斯。”

后来我生了重病。一天我在发烧中醒来,卫生医疗官跑来告诉我:“快去看呀,被俘的将军们来了。”他把我扶到窗口并帮我把玻璃上的霜轻轻刮掉。隔着窗户我看见了一群德国将军昂首阔步地从战俘营的大道上走来,穿着红裤子和皮大衣……我开始支持并参加了“自由德国民族委员会”,开始反对纳粹。从此,我们被视为德国的叛徒。

我们对德国人民这样说:如果只有靠盟军的武力才能颠覆希特勒,这就意味着帝国的终结、民族的肢解,除了我们自己,我们无法要任何人对此负责。我们现在只有一个机会来掌握自己的命运,那就是用自己的力量来摧毁希特勒。

我曾经两次作为战地宣传员跟随苏军上了前线,一次是在1943年秋天去乌克兰地区,另一次是在1944年末,那次我离开了莫斯科,跟随第2白俄罗斯集团军前往德国,任务是在前线用喇叭向德军喊话宣传……在进军途中,我亲眼看见了苏军在德国东普鲁士的可怕的暴行。俄国人要求我告诉“自由德国民族委员会”的弟兄们说:这些罪行是穿苏军制服的德国人干的。这种事我当然不能干。

在这次随军行动中,海恩里希陷入了深深的矛盾和痛苦之中。他选择了捍卫正义,却又无法捍卫正义。一方面,“自由德国民族委员会”被当时的德国舆论视为卖国贼组织,面对狂热而偏执的民众,他们这一小群决心与纳粹决裂的前德国军人完全没有了祖国归属感;而在另一方面,他们的认识转化是以战俘身份完成的,这使他们根本无法具有独立的人格和主张,他们只能跟随逼近柏林的苏联大军声声唱和,同时必须在面对苏军对德国平民所犯罪行时三缄其口。作为“德意志民族英雄”的俾斯麦宰相的重孙子,海恩里希的处境无疑是尴尬的。


图9-8:将星的殒落。左图为德军第6集团军总指挥保卢斯(右)和参谋长塞德利茨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踌躇满志地观察敌情。右图为保卢斯(左一)和塞德利茨(左三)在率领第6集团军投降后和其他被俘高级军官坐在一起等待苏军的安排。

比海恩里希更不好做人的是曾任德国第6集团军参谋长的塞德利茨上将。他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成为了苏军的俘虏。1943年9月,他在苏军的控制下组建了反战的“德意志军官联盟”和“自由德国民族委员会”。很快,纳粹法院对他进行了缺席审判,他被判处死刑。1955年,“死刑犯”塞德利茨随着最后一批被苏联释放的德国战俘返回到了家乡菲尔登。

菲尔登是“二战”老兵聚会怀旧的主要地点,前党卫军成员在战后的最大集会就曾在这里举行。在这种环境下,他作为前“瓦解人员”的领袖,其处境之窘迫可想而知。他的女儿回忆说:尽管战争过去已经10年,父亲在家乡仍然没有任何朋友,包括以前的熟人和同事都拒绝和他往来。人们仍然像战时一样把父亲视为叛徒,后来他被迫远离家乡,把家搬到了北部的不来梅市,在那里郁郁而终。

由此不难想象,那些躲在苏军战壕里用喊话方式对本国军队做弃战宣传的德国战俘们究竟起到了多大的瓦解作用!

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德国人才算得上是大众心目中的“二战”英雄呢?

2003年夏季,德国电视二台在民间组织了一次对“100个最伟大的德国人”的民意调查。共有150万德国人参加了这次史无前例的“伟人选举”。这次活动的结果是意味深长的,因为通过这个由德国人自己选出的德国英雄的排行榜,人们无需任何语言的解释就可以洞察这个民族的历史价值观。

在占据英雄榜前5位的德国人中,有3位与“二战”有关:

1.阿登纳——反纳粹的官员,领导战后德国重新崛起的联邦德国首任总理。

2.马丁·路德——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的发起者和现代德语的奠基人。

3.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学说的创始人。

4.朔尔兄妹——慕尼黑地下反纳粹学生组织领袖。

5.勃兰特——反纳粹的民主斗士,战后促成德国和东欧和解的联邦德国第四任总理。

图9-9:德国人民心目中永恒偶像——被纳粹残忍地斩断头颅的朔尔兄妹。左:哥哥,学医的大学生汉斯.朔尔,右:妹妹,学生物学和哲学的大学生索菲.朔尔。

朔尔兄妹对很多外国人来说是陌生的,但他们在德国民众来说却是一块永远的心碑。

哥哥汉斯.朔尔是一名医科的大学生,在读书之前已履行完了帝国劳役和国防军兵役。妹妹索菲.朔尔在1942年6月进入大学学习生物学和哲学专业。

在大学里,索菲接触到了一批反纳粹的进步学生,并且发现哥哥汉斯也是其中的一员。她的哥哥曾试图阻拦她涉足这个危险的圈子,但索菲在经过一番努力后还是加入了这个反纳粹的学生圈子。

在1942年的后半年,朔尔兄妹伙同哲学系教授库特·胡贝尔发起成立了一个大学生反纳粹地下组织。这个组织和汉堡、弗莱堡、柏林、维也纳等大学的地下组织合作,连续制作和散发传单,揭发纳粹迫害犹太人、发动侵略战争和误导青年的罪行。他们的组织叫做“白玫瑰”,主要负责印制和传播这些反纳粹传单。

“白玫瑰”小组在被秘密警察破获之前,一共制作和散发过6批传单,最大的印量达到了9千份。这些传单不仅出现在慕尼黑建筑的墙上、电话亭里、路边的汽车上,还通过在其它城市的地下组织传到了科隆、斯图加特、柏林和维也纳等大城市。在纳粹独裁政权控制下的一潭思想死水里,“白玫瑰”小组的反纳粹传单象一颗颗巨型炸弹不断在德国掀起巨大波澜。

第一批传单指出:“对于一个文明的民族来说,最大的耻辱就是不加反抗地听任一个不负责任,带有阴暗动机的统治集团的领导……”

第二批传单揭示了纳粹大批屠杀波兰犹太人的事实,并指出:“从这里我们看到了玷污人类荣誉的最可怕的罪行,一种在人类历史上从无先例的罪行……”

第三批传单号召德国人民起来破坏纳粹的战争机器。

第四批传单向独裁者发出了战斗宣言:“我们不会沉默,我们是被你们仇视的德国良知,白玫瑰不让你们有片刻安宁!”

第五批传单提出了在德国开展反纳粹运动的系统程序。

第六批传单是“白玫瑰”小组被秘密警察破获前的最后一批传单,在1943年2月中旬印制完成。鉴于战争形势在斯大林格勒战役后出现了不利于德军的转折,传单中号召德国人民行动起来推翻纳粹政权,建立一个具有新思想的欧洲。


图9-10:索菲.朔尔的被捕地点-慕尼黑大学日光大厅(左图)至今还保持着原样。右图是2005年德国影片《索菲.朔尔-最后的日子》中的索菲被捕情景。拍摄的地点就选在1943年索菲被捕的原址。

1943年2月18日,朔尔兄妹来到慕尼黑大学散发第六批传单。上午11时,正当妹妹索菲在学校的日光大厅抛洒最后一批传单时,她被校方的管理人员发现并擒获。兄妹两人很快被交给了秘密警察。根据盖世太保的审讯记录,朔尔兄妹在被捕后一直试图保护“白玫瑰”小组的其他成员,坚称自己就是负责人。妹妹索菲异常冷静地说:“我们所说所写,正是很多人的所想,他们只是不敢说出来而已。”

4天后,慕尼黑的纳粹“人民法庭”以卖国亲敌、准备谋反和试图摧毁国防力量三项罪名正式宣判朔尔兄妹死刑,当日下午5时,朔尔兄妹两人和另一个“白玫瑰”小组成员在监狱里被处死,死刑的执行方式是砍头。操作断头设备的执行官是在一生中行刑逾3千次的德国第一刽子手莱歇哈尔特。此时妹妹索菲.朔尔22岁,哥哥汉斯.朔尔25岁。据称,小伙子在走向断头台发出的最后声音是一句被无数人喊过的口号:“自由万岁!”此刻,这个口号产生出了最感人的力量。

后来人们在整理妹妹索菲.朔尔留下的信件和日记时发现,姑娘最常引用的是法国哲学家马玛利的一句名言:“人要有坚硬的精神和柔软的心”……

朔尔兄妹用他们的鲜血实现了自己的誓言:打破每一个人都在等待别人先开始的怪圈。他们先开始了,并且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他们是悲哀的,因为民众并没有跟随他们未竟的事业。他们也是幸运的,因为战后的德国人终于把他们认定为正义的象征和德意志民族的伟人。

朔尔兄妹的事迹和精神纵然可歌可泣,但我还是对他们在德国人民心目中所占分量之重而大感意外:居然仅仅有3位具备世界级重量的德意志伟人排在了他们的前面,而德国历史上众多声名显赫,业绩卓著的大人物如歌德、俾斯麦、爱因斯坦、贝多芬……则一律排在了这两位因印发反纳粹传单而丢掉了性命的大学生的身后!

在“100个最伟大的德国人”排行榜上,还有另外3个引人注目的反纳粹英雄:

前德国总理勃兰特——排在第5位。

作为一名反纳粹的战士,他曾在“二战”期间被希特勒下令追捕,被迫流亡海外。1970年12月7日,他作为德国总理做出了一个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元首都没有做过的事情:在华沙犹太人殉难者纪念碑前,在众目睽睽之下,这个当年反纳粹的英雄代表他有罪的国家双腿下跪了。这一出乎所有人预料的,完全不在事先安排程序之内的惊人之举感动了世界,在场的德国代表团的男子汉们都流下了眼泪……

辛德勒——排在第37位。

他曾是坚定的纳粹党人兼战争投机商,但在看到纳粹对犹太人的血腥屠杀后,强烈的震撼激发了他的反思和良知。他开始采用一种特殊的方式对抗纳粹,那就是通过贿赂纳粹军官把大批犹太人安排进他的工厂去工作,从而保护了1 100名犹太人的生命。辛德勒死后被犹太人作为“36名正义者” 之一厚葬在耶路撒冷。

施陶芬贝格——排在第49位。战争后期,一部分清醒的军人知道,希特勒领导的纳粹德国是不可能投降的。另一方面,战局的发展已经充分证明,德国如果顽抗下去就只有彻底毁灭。要救德国于危亡,除掉希特勒是惟一的办法。一个人的生死关乎到一个民族的存亡,这个现象只有在一个高度专制和集权的社会里才会存在。1943年10月,德国军内的抵抗运动组织终于找到了一个最理想的行刺希特勒的人选——在陆军担任后备军总司令部参谋长,有资格参加最高军事会议的施陶芬贝格上校。1944年7月20日,上校在东普鲁士狼堡参加希特勒主持的军事汇报会,寻机将一个装有定时炸弹的公文包放在了希特勒脚边的会议桌下,随后他离开了会议室。但这个皮包被人移开了一段距离,导致厚厚的橡木挡住了炸弹的威力,希特勒只受了一点轻伤。事后,纳粹立即成立了“720事件特别委员会”,追究和惩罚军内的抵抗分子,致使德军内部的地下抵抗组织几乎全军覆没……

用这些人物对照佐尔格在德国人心目中的形象,就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战后的德国民众敬重自身体系中的反纳粹斗士,却无法接受站在敌对体系中反纳粹的德国人。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南德的一个老兵曾向我作出了他的解释:“是英雄还是背叛者,关键要看他是站在德国民众的立场上抵抗纳粹,还是站在敌对国的立场上抵抗纳粹。后者首先伤害的是自己人。”

自发的民族感情和对英雄的合理认定,这两者并不是永远相重合的。尽管如此,德国大众的价值观还是应该得到尊重。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日本的“精英”们不是无止无休地参拜供奉着“二战”罪犯牌位的靖国神社,而是把日本的反法西斯人士认定为大和民族的英雄,那么日本还能是今天之日本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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