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的另一行泪 作品相关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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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本文全文阅读地址:[URL=http://book.tiexue.net/book_16930.html][size=14]http://book.tiexue.net/book_16930.html[/size][/URL] 前 言 在我1988年首次出国时,德国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不是莱茵河两岸的风光,不是高速公路上的飞速车流,也不是和中国廻然不同的城市和民风,而是一座位于西柏林中心位置的特殊建筑——纪念教堂。因为全世界没有任何一座宗教建筑能够像这个教堂一样引发出人们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强烈联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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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在我1988年首次出国时,德国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不是莱茵河两岸的风光,不是高速公路上的飞速车流,也不是和中国廻然不同的城市和民风,而是一座位于西柏林中心位置的特殊建筑——纪念教堂。因为全世界没有任何一座宗教建筑能够像这个教堂一样引发出人们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强烈联想。

主钟楼高达113米的纪念教堂曾是德意志帝国首都柏林的最高建筑,全称为“威廉皇帝纪念教堂”。这座带有哥特风格的新罗马式建筑是德皇威廉二世为纪念他的祖父——德国的开国皇帝威廉一世而建的。建筑的设计和施工均由威廉二世亲自督管,工程所需的680万金马克来自德国各省财政和私人投资,工程开始的年份选在德意志帝国统一后第20年的1891年,建筑奠基的日子3月22日是德皇威廉一世的第94个诞辰日……所有这一切,都为这座建筑罩上了一层超乎宗教意义的耀目光环,使它承载了铭记开国君主,展现民族自豪和弘扬德意志传统的意义。1895年9月1日,德皇威廉二世亲自主持了纪念教堂的竣工揭幕典礼。隆重的盛典令帝国一时轰动,新罗马式的建筑风格在全德随之风靡。

无人能够料到,这座建筑会在半个世纪后被来自东、西两个方向的敌人的轰炸机和火炮夷为一片废墟。而这场由德国发动的世界战争的起点,正是纪念教堂问世44年后的9月1日。

战后,纪念教堂的残存部分被保留了下来并经过整体加固,它变成了一座汇集着辉煌与黑暗、胜利与失败、光荣与耻辱、骄傲与自省的永久性历史建筑。教堂的纪念指向已不再是那位完成了德国统一大业的开国君主,它无声却持久地提醒着人们永记一段历史:那场改变了德国和世界命运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图0-1:柏林西区的标志性建筑威廉皇帝纪念教堂的今昔对比。1943年11月盟军空军对柏林的大轰炸,1945年4月苏军在柏林战役中的炮击,使纪念教堂受到毁灭性破坏,废墟之上只站立着已经被揭了顶盖的钟楼。1957年,西柏林政府开始讨论重建纪念教堂的工程方案,大多数柏林市民支持把68米高的钟楼残骸部分加固保护下来。重建工程于1961年结束,纪念教堂从此成为一座向德国后人警示独裁危害和战争教训的独特建筑。


那么,历经“二战”的德国人记住的是一段什么样的历史呢?

在那场空前的人类战争浩劫之中,德国周边的国家除中立国瑞士之外全部遭到德国的攻击和控制;德国的战争对手包括了欧洲的所有工业大国(包括战争后期倒戈的意大利)和美国、苏联两大国际超强力量;德军的进攻矛头北及丹麦、挪威,西指英伦三岛,南抵北非沙漠,东至莫斯科城下,其军事扩张的规模和韧性几乎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德国国防军开世界战争史中装甲闪击战和空降兵作战之先河,发动了空前规模的陆军围歼战、城市包围战、水下潜艇战和空军大会战,及至在人类战争史上首次把导弹应用于实战……

这一切都注定了世界和平力量在遏制和挫败德国的侵略行为时必然要付出沉重代价。

这是一场不折不扣的世界性战争——“二战”期间,全世界先后有53个国家对德国宣战;

这是一场人类历史上最血腥和残酷的战争:仅在欧洲的死亡人数就接近4 000万;

这是一场把德意志民族推向绝境的战争——320多万德国军人死亡,210多万德国平民死于空袭,1100多万德国男子成为战俘,200多万德国妇女遭到强奸,德国的161个城市和850个村镇遭受了毁灭性轰炸,无条件投降后的德国丧失了一切主权,1 200多万东部地区的德国人和境外德意志族人在战后被迫放弃世代家产,被驱赶到胜利者留给德国的那块缩小了四分之一的土地上……

德国发动的“二战”对人类历史进程所产生的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1945年后的国际秩序和关系的建立、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对立和冷战、人类的现代价值观定位都和这场战争的结局紧密相关。正因为这样,世界各国发表的“二战”文献浩如烟海,涵盖了史实记载、战役分析、罪行揭露、名人传记以及文艺作品多种形式。但迄今为止,很少有人能够说清楚德国普通军人及其亲人对“二战”的感受。这个问题的答案在战败的德国一方,而从血海中幸存的各国受害者在追忆那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时往往很难顾及到加害国大众的遭遇和心境。另一方面,陈述、分析和总结战争的话语权从来都掌握在战争的获胜一方,战败国百姓的故事和感受从来都不大可能被纳入主流的历史视场。但是,一个无可回避的事实是,如果世界对德国的“二战”亲历者的战争感受缺乏了解,人类对“二战”浩劫的洞察和总结就说不上全面和完整。

由于欧洲的战场远离中国,我们基本上只能依靠文字、图像和影视史料来认识战时的德国。年轻的中国人能够想象到的德国军人形象几乎是一致的,那是一群头戴钢盔、面目凶恶、强悍善战、惨无人道的战争机器。被群体固化的“鬼子”形象,让我们难以识别他们在性格、身世、思想、经历上的差异。他们是如何经历和认识“二战”的?我们对此几乎毫无了解。他们的个性鲜为人知,他们的故事鲜为人听,他们的思想鲜为人道。在德国以外的各国看不到被翻译成自己母语的德国老兵回忆录,在二战史书中很少谈到普通德国士兵的命运,在一切纪念二战重大历史事件的场合上更不可能有德国老兵代表的身影出现。这是造就历史而又被历史忘却的一批人,这是真实存在而又在公众视线里消失的一批人,走近他们,就文学而言是一个独特的创作领域,就研史来说有利于更全面地总结“二战”,由此我萌发了接触并记述这些德国老兵的经历的想法。

自1945年以来,全世界揭露纳粹德国的战争罪和反人类罪的文献已经堆积如山。在这方面继续落笔无非是重组各方信息,并无多少新意。另外,与日本不同的是,德国在战争中所犯罪行在战后得到了严厉而充分的追究和清算,德国自身也对其历史罪责进行了全面、深刻、充分和持久的反省。所以,本书的写作重点不在于列数纳粹德国的罪行,而在于展示普通德国军人及其亲人对“二战”的记忆和解读。

作为“50后”,我对二战的了解尽管是间接的,但一直充满了探究的冲动。我的父亲是一名新四军敌工部的老兵。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听他讲抗战故事,并从中最早听到了“斯大林格勒战役”、“诺曼底登陆”、“攻克柏林”这一连串名词。它们对我来说充满了历史传奇色彩,而对当年的父亲来说却是命运攸关的。在中国的抗战处于最艰苦的时侯,新四军在时事学习中最关心的就是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进展。到德国以后,我强烈地意识到那些当年曾与苏军和盟军横刀相向的德军士兵中的一部分人就生活在我的身边,这不能不让我产生接触和了解他们的冲动。在别人眼里,他们是一群或坐在公园的长椅上,或坐在轮椅上被人推行,或在超市里蹒跚行走的白发老者,但我却很容易联想到他们当年的军人形象:风尘仆仆,一身戎装,头戴M40型钢盔,肩挎K98式步枪……90年代初我在萨尔布吕肯市工作了一段时间。我在老房东和他的几户老邻居家里都看到了他们年轻时的军人照片。老房东向我解释过:“到了战争后期,德国的后方已经没有了男性青壮年,你今天能见到的老头全是当年的军人……”

老兵们生活在我的周围,但和他们深谈“二战”的话题却绝非轻而易举之事。事关那场不义的、以惨败而告终的战争,事关个人的痛苦遭遇和家庭不幸,他们是很难向一个相交不深的外人敞开心扉的。局外人难以想象的是,德国的“二战”反思会在德国老兵和他们的后代之间形成一道交流的鸿沟。年轻的一代人在中学教育中就可以系统地了解到自己先辈参与制造的那段黑暗年代,儿子不愿保存老兵父亲的战争文物,孙子不愿倾听老兵爷爷的战争经历,这在德国是具有普遍性的现象。在后人的批判性眼光下,老兵们也倾向于对自己的“二战”经历采取谨言慎行的态度。当他们面对着一个外国人的采访要求时,这种态度会自然而然地得到强化。

除此以外,另一个必须考虑的因素是时间。书写“口述史”的基本前提是要有历史见证人在世。但即使是在1939年“二战”开始时刚20岁的德国人,到现在也都进入古稀高龄了。依然健在的 “二战”德国军人越来越少,当年将校级军官已基本绝迹。一代人正在悄悄地退出历史。要进入这个写作领域,只能抓紧有效的几年时间。

进入老兵的世界,首先需要奠定一种交流的基础。为此,我查阅了很多由德国老兵留下的战争回忆录。由于这方面的资料很少被翻译和介绍到德国以外,读来令我耳目一新。但我同时也遗憾地发现,凡以书面形式出现的老兵回忆录大都缺少鲜明的个性。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人们在把历史诉诸文字时,其思想表达毕竟要比说话来的更为谨慎,在事关敏感话题的时候尤其如此。

我在1989年曾经和一个快言快语的老者聊起“二战”。老人19岁时曾作为德军坦克兵参加了从比利时的阿登山区突入法国的闪击行动。说到那场战争,他居然至今还是豪气万丈:“扫平西欧大陆,把英国人赶回海岛,我们一共才用了一个半月的时间。德国最后输掉了战争是因为战线太长,树敌太多。如果只是一对一地干,我们不怕任何对手。”这种脱口而出的心里话是绝不可能见诸于文史书刊的。这更加使我感到,要真实地了解德国老兵和他们眼中的战争,必须要和他们直接对话,要让他们敞开心扉,用国内流行的说法就是要“零距离接触”。

在我生活于德国的十几年中,先后接触过很多从战争中幸存下来的老人。其中一面之交者居多。和有些人虽说经常能见面,但也不过是在楼道或街区碰上面后打个招呼。但只要出现交谈的机会,我都会不失时机地想办法从他们口中“掏出”一些对战争的感受。最初的动机不过是出于对历史的好奇,后来逐渐地就变成了有意识地收集故事。由此获得的材料虽然支离破碎,但积少成多后就使得那场战争在我眼前逐渐变得生动和真实起来。当然,依此还不足以成书。在我对德国老兵心中的“二战”积累了一些感觉后,我决定开始正式的采访。从这时开始,我真正感觉到了写这样一本书的难度。

我曾经试图通过德国的各类研究第三帝国史和“二战”史的协会和机构建立采访渠道,但没有取得任何收获。德国人在拒绝求职时很直接,但在拒绝求助时则很委婉。他们经常是不直接回绝我,而是很热心地推荐我再去和别的单位试一试,而且会给出一些地址、电话和传真号码。推来推去,结果经常是最终又让我返回到了最早联系的那一家,由此形成一个无效循环的大圈子。一次例外的情况发生在斯图加特市的一个老兵协会,会长在“二战”时是一名空军军官,老得已经写不成信了,他委托助手给我发了一份传真,表示将要提供给我一个老兵会员的名单,我可以根据这份名单上的电话和地址逐一去联系或采访这些人,但此事最终还是没有了下文。后来我了解到,老会长做出这个承诺后不久就去世了。

一个德国朋友告诉我说,要找到采访对象的最佳途径可能还是通过对方能信得过的人来引见,这种引见的角色是各种协会和机构所不愿承担的,因为他们对你的写作动机并无丝毫认知。这个建议启发了我,我开始尝试在朋友圈中寻找引见人。这个过程虽然艰难,但最终证明是有效的。在热心朋友的帮助下,我终于接触到了一些愿意和我闲扯过去的老兵,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在2002年2月举行的一次老兵座谈会。这次座谈会是在德国西部的布劳姆贝克市(又称花山市)举行的,由当地的退休老市长和他的夫人一手操办的,主题是《老兵忆“二战”》。

以下几个特点决定了这个座谈会在全世界是绝无仅有的:发起者是一位前中国留学生,组织者是一位前德国政治家,到会者是8位前德国军人。那是一个星期六的上午,8位老人中有7位是自己开汽车前来赴会的,6位正式着装,打了领带。他们保持着军人严格守时的习惯,约好的10点钟刚一到,一群老头就脚跟脚地进入了会场——组织者老市长家那宽敞洁净的客厅里。这些老人在战争中的经历各不相同,其战时加入的军种包括了陆、海、空三军和纳粹德国的“第四武装”党卫军。



图0-2:2002年2月在布劳姆贝克市的老兵座谈会。到会的8位老兵来自“二战”时期的德国海、陆、空三军种和党卫军,曾分别在西欧、北欧、苏联和大西洋海域作战。照片中这5位老兵全部是正装出席座谈会,而且每个人都准备了一份简历。截至本书截稿之时,他们中间有4位已经去世。


在举办老兵座谈会之前,细心的老市长建议我把采访工作分为两步走。第一步先座谈,请大家扼要介绍一下自己的战争经历。第二步再家访,即根据在座谈会上了解的情况,挑出几个有故事的老兵进行单独采访。我接受了他的建议。任何一个老人在回忆过去时都会有无穷无尽的话题,3个小时座谈会能提供的时间毕竟太短了。对我来说,除了要在这个座谈会了解与会者的各自战争经历之外,更重要的是要通过体会相聚气氛,感受相互关系和观察共性的东西来获得一个对老兵的群体印象。座谈会的气氛很平和,除了话题的特殊性以外,它和德国一般的聚会并无二致。原因再简单不过:对一个外国人来说,德国老兵的世界神秘而遥远,而对这些战争亲历者本身来说,他们是一起参军、一起打仗、一起被俘、一起重建家园的同一代德国人,说起那段历史来就像聊家常一样自然。这次座谈会使我对德国“二战”老兵这个群体有了一个基本判断:作为德意志民族延续过程中特殊的一代人,这些老兵们在民族秉性上和他们的前人和后代并无本质上的差异。他们的独特之处只在于,特殊的历史境遇造就了他们特殊的命运。

由于“二战”带给德国军人个人命运的撞击过于剧烈,老兵们对那场战争的记忆之深刻远远超过一般老年人对过去经历的回顾。尽管时光已经流逝了半个多世纪,但大多数我接触过的老兵都能随口说出自己入伍、负伤、被俘和回家的具体日期,详细到了月份、日子、上午还是下午、晴天还是下雨……

在我的所有采访对象中,没有人为其战争经历而骄傲自豪,也没有人流露出负罪感。发动战争的德国已经付出了足够代价(其中包括人员的死伤、城镇的破坏、赎罪式的战俘劳动、对受害国家的赔偿),这使得这些当初在 “为国尽职”信念下走向战场的工人、农民、学生如今的心态十分平和。而他们在对自己曾宣誓效忠过的纳粹元首的谴责上所表现出的一致性又使人相信,这些当年的军人已经真正悟透了专制独裁和侵略战争会给平民带来何种命运。

采访工作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有时为了一次约好的面谈我要专程驱车数百公里;有时为了补充材料我要对同一个人多次拜访(而进入德国人家庭的谈话预约经常是很困难的);有时我为了搞清当事人讲述的某一场战役或一个事件,必须在采访后查询大量资料……对于我这样一个工科出生的业余写作者来说,投入的压力是巨大的。我之所以能一直坚持下来,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我从采访中获得一种特殊快感,那是在切入历史进程时体验社会发展脉搏的那种感觉。

在和老兵们的接触中,我经常能够听到他们对自己的孙辈和重孙辈的介绍,这些孩子们有的痴迷于电脑游戏,有的热衷于异国时尚,有的成为国际文艺体育明星的追随者,在价值观上已远离他们的祖父或曾祖父而去。而当这些老人向我展示他们祖父母的照片甚至是曾祖父母留下的信件时,我又会被带进更远的德国历史,回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铁血宰相俾斯麦主政的年代,甚至是普鲁士王国征战丹麦、奥地利、法国进而一统德意志帝国的时期。这是一种从历史书上无法获得的对社会延续发展的一种直接触摸感,它使我更深刻地体会到了什么是人类发展,什么叫世代更迭。尽管我的观察比较表面,而且间接,但我毕竟获得了一种上下纵观德国六代、甚至七代人的独特感受。这对我真正理解德国老兵及其后人(当今德国社会的主宰者)以避免简单地图解他们的经历有着极大的帮助。依据这种感受,我就可以为这本书选择最能从本质上反映“二战”时期这一代德国人特质的采访素材,从而使读者在增加一些知识的同时,还能在一定程度上触摸到将德意志人代代相连的那种独有的民族气质,而后者往往是认识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思想钥匙。

在2005年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我写的一些德国老兵回顾“二战”的纪实文学作品在国内陆续发表。其后我在一段时间里没有再把创作的笔触伸入这个领域。随着时间的推移,被我采访过的老兵一个个地离世了。那些在每年圣诞节前都会和我互致问候的老人一旦停止邮寄贺卡,往往就是不祥的征兆。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我把电话打过去,得到的通常都是老人已去世的消息。这让我感受到一代人从历史淡出的过程。

什么是历史?历史是人类世代作为的记录。

现代是什么?现代是人类世代作为的效果之和。

每一代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任务,无论他们最终留给后人的是遗产还是遗憾,真实地为后人留下自身的历史是他们不可回避的责任。这是一种意义深远的,不存在国界之隔的传承,口述史则是这种传承的重要形式之一。而从总结战争教训的角度上看,由战败国的普通人留下的口述史比胜利者的历史追忆更为重要。面对正在消逝中的一代德国老兵,我觉得自己应该在以前的工作基础上再做些什么,于是就有了我在2009年5月对“二战”德国老兵的新的一轮,也许也是最后一轮的采访。

7年前帮助我组织过老兵座谈会的布劳姆贝克的退休老市长和他的夫人又一次热情地帮助了我。他的夫人帮我落实了一批采访对象,并安排了周密的采访日程。走路已需手杖支撑的老市长亲自开车带着我在德国中部和北部海滨地区跑了一个星期,陪我逐个登门拜访了一批“二战”老人。

德国人的“助人为乐”通常具有明确的底线,那就是在花钱上一定要彼此分清。不知是老市长被我采访老兵的韧性所打动,还是为了答谢我在北京奥运会期间陪同他们夫妇游览黄花峪水长城的热情,他对我们沿途的用餐、渡轮和汽车加油等一系列费用的支出均采取了一种近乎“专制”的做法——必须由他一人来全部埋单。当我向他提出很德国式的“AA制”要求时,他给我的是一个很中国式的答复:“少来(keine Diskussion)!”

只是在告别时他才对我说:“我觉得应该为你做点什么,你是在帮助中国人了解德国……”

了解德国——一个引发思考的命题。

我们对德国的了解有多少?这种了解的意义又在哪里?

这个诞生过黑格尔、康德、马克思等伟大哲人的睿智民族为什么曾由衷拥戴过纳粹的极权、专制和暴虐?这个滋养了歌德、贝多芬、巴赫、尼采等艺术巨匠的文明国家为什么曾一手制造出人类史上最黑暗和恐怖的种族灭绝罪行?是什么力量使这个国家在每次惨重挫败后都能再度崛起并依然跻身于世界顶级强国之列?是什么原因使德国这个欧洲历史上的“问题孩子”变成了欧盟这一人类区域联合创举的核心驱动国?在大国之间的军事对峙长期威胁着人类生存的今天,德国人的二战经历和总结对今天的人类及其后代意味着什么?……

本书不求改变历史书的定论,只求客观、真实、生动地补充一些鲜为人知的内容和细节。能否为读者留下思考的空间,应是考察一部纪实文学作品是否具备思想价值的判据之一,我希望这本书能够做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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