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的另一行泪 正文 穿越炼狱:败逃与战俘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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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和一个快言快语的老者聊起过“二战”。老人19岁时曾作为德军坦克兵参加了从比利时阿登山区突入法国的闪击行动。

1944年1月15日,戴宁所在的530通讯团进行了一次人员改编,他和30名报务兵一起被分进作战部队,他被分到一个战地邮编为40167b的连队,开始和普通步兵一样每天站岗放哨。这种变化使他亢奋,他在给父母的家信中写道:“我并不厌恶这次调动,我现在真正理解了什么是军人,我为自己必须而且能够在前线担当重担而骄傲。”

随着战局的变化,部队沿着黑海的海岸线被苏军一步步地向西赶,克里木、赫尔森、柏萨拉宾(今天的摩尔多瓦)……他的部队每到一个地方都要尝试要驻守下来,但很快就又要后撤了。在撤退的路上,部队传达了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的一次讲话,戴宁清楚地记得,戈培尔在讲话中信誓旦旦地保证:这场战争在几个月内将会因为新武器的投入而出现重大的转折。

新武器的出现还没有等到,潮水般的连续大撤退开始了。部队沿着黑海一直撤到了罗马尼亚境内。

8月24日清晨,戴宁所在的部队来到了多瑙河的入海口。此时苏军就紧紧地他们的盯在屁股后面,可供横渡多瑙河的轮渡船只只有一艘。为了不当俘虏,连长命令全体人员下水泅渡。戴宁和8个士兵手抓着一个由马车改造的木排下了水,整整用了一个钟头才飘过了宽阔的大河。刚上岸不久,他就看见一辆苏军的武装快艇驶入了德军的泅渡水域,俄国人用机枪横扫还在水中泅渡的德军士兵,河水很快被血染红了。这时对面的岸边出现了大批苏军,来不及渡河的德军全都成了俘虏。

戴宁说,他当时真为自己能躲过这一劫而庆幸不已,但他如果知道后来的命运安排的话,他宁愿就在多瑙河畔向俄国人投降。

戴宁他们这一群被打散的德国兵开始横穿罗马尼亚的国土。在一段充满危险而又异常狼狈的旅程之后,戴宁的身边只剩下了一个叫恩斯特的战友。9月上旬,他们逃到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的交界线附近的小城内戈廷(今属塞尔维亚),终于在那里遇到了德军的勃兰登堡师2团,两人马上就被作为报务兵编进了团通讯队。2团虽然是一支保持着完整战斗力的全摩托化部队,此时所处的形势也非常严峻。它的西面和北面是步步逼近的苏军,南面是已经倒戈投向苏军的保加利亚军队,他们只有选择向西撤退,但在那里迎面等候他们的是铁托领导的那支异常凶悍的南斯拉夫游击队。

在此之前,戴宁对游击战争一无所知。团里的新战友告诉他:游击战是不讲规则的,简单地说就是一句话——为所欲为。《海牙陆战法规》根本就不适用于军队和游击队之间的战斗,因为这个法规中所指的武装力量并不包括游击队这种非军非民的作战组织形式。在南斯拉夫的德军和游击队之间的斗争一贯残酷异常,双方互不留战俘,抓到对方的人立即杀掉。

戴宁说,巴尔干地区的老百姓以游击队形式参与战争是有传统的。从1389年塞尔维亚帝国被土耳其灭亡时起,塞尔维亚人就开始在丛林中以这种不受任何游戏规则制约的形式对土耳其人进行过抵抗。这些人可以说是自由斗士和爱国者,也可以说是土匪和强盗,二者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线。

苏德战争爆发后,组织良好的南斯拉夫共产党就开始了游击战争。不过当时的主要矛头指向的是塞尔维亚政权。在和德军正式交手之后,铁托游击队一直致力于得到德军的“对手”认可:即希望德军把南共领导的游击队视为一支与之抗衡的正式军队。由于《海牙陆战法规》中要求各国参战武装必须以一定的服装和徽标来标识军人身份,铁托游击队还特意配备了军服和红五星帽徽。尽管不够正规,但毕竟已经有别于那种一放下武器就是老百姓的那种民兵形象,后者一旦被德军抓到都是格杀勿论的。

一直拖到1944年10月,德军才正式宣布承认铁托游击队是一支军队,在此之前,一个血腥的恶性循环怪圈一直在不断扩大:游击队暗杀德军士兵,德军成倍地杀害游击区平民人质予以报复,然后游击队为了复仇再去猎杀更多的德军士兵……故事之恐怖,吓得报务兵戴宁毛骨悚然。

按理说,双方在互相承认为军队后,就不应该再有杀俘的事件发生,但在德军大势已去的情况下,游击队是否会停止杀俘还是一个问号。戴宁最大的希望就是2团能够迅速穿过南斯拉夫这块险象环生之地,及早地撤入属于第三帝国的奥地利。

越是希望顺利,事情就越不顺利。1944年10月17日,穿越南斯拉夫的德军勃兰登堡师2团在贝尔格莱德以南被苏军围住了。当天半夜,部队下令突围,士兵们奉命摧毁所有的车辆和器材,连长让戴宁留下了电报机以备不时之需。在突围过程中,部队很快被打乱,戴宁所在队伍的人数一会儿多一会儿少。

第二天清晨,他们在一条通往贝尔格莱德的山谷大路上和苏军坦克部队遭遇,很多兄弟在敌人猛烈的火力下纷纷中弹倒地。戴宁身边也倒下了一个战友,他的腿被打断了,请求戴宁给他补一枪。他对这个伤员说:我干不了这种事,你自己解决吧。于是伤员把他的士兵证交给戴宁,希望戴宁能把自己的死讯带给家人,随后他用手枪抵住自己的胸口开了枪,眼睛还看着戴宁,只是目光逐渐变得冰冷僵硬。

突围之后,戴宁的身边只剩下了11个战友,全部的武器是8只步枪和一支40式冲锋枪。大家商量了一下,决定朝西北方向的萨瓦河前进,行程大约有20公里。他们相信河边应该有德军的大部队。

走着走着,天开始下雨了。他们不时能够听到零星的枪声,路边也经常能看到德军留下的尸体。走到19日的中午,他们在一个山谷里失去了方向,于是找了一个老农问路。那位满脸恐惧老农顺从地给他们指了一条路,那条路一直通往游击队的包围圈。等这群德国败兵意识到这一点的时侯,已经有一大圈枪口指向了他们。

远处有人用德语很客气向他们喊道:“不要开枪,把枪口向上指。我们会放你们走的,在你们身上什么事都不会发生。”

接着,一个武装人员走到了前方道路的中央。他手中步枪的枪口指向天空,表示并无恶意。他自称是反共的南斯拉夫祖国军的,但戴宁他们都看出了这是一个陷阱,因为对方帽子上的红五角星已经暴露了他的铁托游击队的身份。

戴宁他们此刻的选择有两个:或者以开枪自卫的方式选择死亡,或者以放下武器的方式谋求生机。活下来的愿望让他们放弃了无谓的抵抗,他们扔下了手中的武器。一个指挥员模样的游击队员走过来和每一个德国兵握手表示友好。接着又出现了一大群游击队员。他们上前收走了德国人的武器,然后开始逐个搜身,这12个德国兵身上所有物品被洗劫一空。一个胖大妈形象的女游击队员搜出了戴宁身上的两本士兵证(其中有一本是那位自杀战友交给他的)、小记事本和家信。胖大妈三下两下把这些东西撕成了碎片,然后随手一抛。戴宁克制着自己的强烈愤怒保持着原地不动,此时他的脑海里浮现出的是一路上看到的那些血肉模糊的德军尸体,他害怕自己也变成那个样子。

12个德国俘虏被带进附近的一个小村庄。一群村民从泥土垒砌的小房子里跑出来看热闹。在一个空房子里,游击队命令他们脱掉外套、裤子、皮靴和袜子。一个胳膊打了夹板的伤员无法自己脱上衣,游击队员用枪指着他的头,让其他俘虏上前帮助他脱掉了衣服。这群只穿着衬衣和内裤的狼狈不堪的德国人被带到了室外,分成两排站立。对方用铁丝绑住了他们每个人的双手,又将他们一对对地用铁丝连接起来,然后抡着棍棒驱赶他们走进了一片荒草地,天上飘起了小雨。

气氛渐渐变得恐怖起来。

衣服被扒成了这个样子,人被捆起来往一个没有道路的荒草甸子上赶,大家都预感到将要发生什么了。和戴宁连捆在一起的是恩斯特。这两人也算是有缘了,当初从乌克兰南部沿黑海西撤的时侯,他们就一直在一起,最后在队伍只剩下他们两人的时侯才找到了2团。现在他们又被用一根铁丝拴在了一起,很可能要共同赴死了,戴宁感到了由铁丝传递过来的恩斯特身上的阵阵颤抖。队伍中开始出现了低声议论。

有人说:“如果他们不是绞死我们而是枪毙我们,这对我的母亲肯定是一个安慰。”有人说:“我的母亲如果知道我再也回不去了,她会哭死的。”还有人说:“如果死前能给妈妈送去最后一个问候就好了……”此刻戴宁发现,将死的士兵在告别生命之际最先想到的都是妈妈。

队伍停止行进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非常突然。游击队杀俘似乎根本就不需要什么程序,一片清脆的枪声骤然响起,戴宁听到了自己的一声嚎叫,然后就一头载倒在了地上。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他恢复了知觉。值得庆幸的是,这群做事马虎的游击队员在处决这批战俘后并没有采取德国式的逐个验尸并在必要时补枪的措施,而且根本不做掩埋。也许他们突然得到了出发的命令,也许他们根本就没准备埋葬这十多具德国兵的尸体。此时的南斯拉夫反正到处都是尸体。戴宁缓缓地转过身来,看见和他栓在一起的恩斯特已经断气了。他费了很大的力气弄开了捆在手上的铁丝。发现不远处有一个战友仰面朝天轻喊了一声“医务兵!”戴宁过去问他有什么话要说,对方不再出声了。

戴宁的中弹部位是左肩,他从死者的身上扯下衣裤包扎一下肩部的伤口,又把一双赤脚裹好,接着就开始了独自逃亡。在黄昏降临时刻,他找到了一个大草垛钻了进去。在那里他真希望自己一睡不醒。

第二天(1944年10月21日),戴宁在向西北方向逃亡的路上遇见两个和他一样狼狈的散兵。他们结伴走到黄昏,然后在野外睡了一夜。第二天他们准备再走时,发现谁都走不动了。于是他们决定就近投奔一个有人居住的地方,剩下的一切就听从命运安排了。

他们进入了一个村庄,挑选了一幢民宅闯了进去。屋内的人在看见这三个衣衫褴褛,浑身血污的德国人时都惊呆了。这家好心的塞尔维亚村民给他们端出了白面包和热牛奶,并告诉他们,这一带到处是游击队,他们的出路只能是进战俘营。对此,他们三人已经毫无异议。

戴宁说,人对具体事务的态度是一个随处境变化而变的函数。正常的军人是不愿意去敌人的战俘营的,而在他们那种处境下,战俘营却是最理想的归宿。进战俘营后不用再打仗拼命,不会被随便枪决,也不会没吃没喝了。他们此时只有一个念头:能活下去。很快,房屋的主人带来了一个留大胡子的游击队员。他把这三个德国俘虏带到了一辆牛车上坐定,然后拉着他们去了一个叫阿普的小城。在那里,戴宁接受了简单的伤病治疗和护理。

他们被送到位于贝尔格莱德西南方向约100公里的瓦列沃。那里设有一个战俘营,已经关押了200多名德军俘虏。戴宁刚进去就有人告诉他:千万不要说他来自勃兰登堡师。因为这个师在南斯拉夫素有“巴尔干救火队”的称号,是德军和当地抵抗力量作战的主力。来自这个师的俘虏在战俘营里都不会有好果子吃。

戴宁说,作为俘虏,最危险的时侯就是在血战后刚刚被俘之际。因为对方在此刻具有最强的复仇意识,而且暴力情绪还未下降,俘虏恰好是最合适的发泄对象。另外,瞬息万变的战场形势要求军队具有良好的机动性,带上俘虏行动也会给部队的行动带来诸多不变,甚至会导致贻误战机。还有一点很重要:在物质紧缺的战争环境下,安排俘虏的生活是一项沉重的负担。德军和铁托的游击队之间互杀战俘的习惯已形成多年。双方都很少会为对方的俘虏准备战俘营,抓到后立即弄死拉倒。戴宁等12人经历了那次集体处决是游击队杀俘习惯的惯性延续,而他后来能够进入战俘营,还要感谢铁托游击队在俘虏政策上的调证。

“死罪可免,活罪难逃”, 戴宁在战俘营里开始了他的“活受罪”路程。

战俘营里的条件非常简陋,吃饭连餐具都没有。戴宁在垃圾堆里找到了一个生锈的空罐头盒当作饭碗用。他们晚上的卧榻是充满尿骚味的潮湿的麦秸,白天要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每人每天得到的食品是250克面包和两次和水一样稀的豆汤。汤虽然很稀,但毕竟还有一点味道,戴宁每次在餐后洗罐头盒的时侯都要把洗罐水一饮而尽。每天的饥饿使人坐立不安。伤病人员虽然可以得到诸如换药和消毒的简单处置,但医护人员并不来战俘营,需要处置的伤病员必须在押送人员的带领下步行穿过整个城市去求医。不能走路的人就由别人搀扶或抬着走。有些病情严重的人在经过这样一番折腾之后情况变得更为糟糕。

对于在欧洲以患有洁癖而著称的德国人来说,在战俘营里上厕所是一件极为可怕的事情。他们不仅要在那肮脏的厕所里赤脚蹲茅坑,而且必须在凑够10个人时才被允许集体如厕。由于拉肚子的人较多,很多人在等候出发之前就已经拉了裤子。

1944年11月下旬,战俘们终于告别了“麦秸床”睡上了长木板铺,但寒冷变得越来越难以忍耐。战俘营不提供任何服装,战俘们进来时穿得是什么就一直是什么。晚上冷得难熬了,大家就挤在马厩中间唯一的灯泡下面,一来可以用体温相互取暖,二来可以借助灯光寻找身上的最肥大的虱子并对其处以“挤刑”。对那些衣缝上的成堆小虱子他们就无能为力了。他们即没有洗澡的可能,也没有洗衣服的条件。马厩外的几个水龙头都已封冻了。

戴宁肩部的枪伤创口总是集中了大片的虱子,在难捱的奇痒之下,他不断地抓挠伤口,导致创面久难愈合,伤情变得越来越严重,长时间的全身抓挠使他遍体鳞伤。他知道再这样下去自己就被自己挠死了。为了停止在睡眠中抓痒的行为,他连续几周采取了一种特殊的自救措施:在晚上睡觉前把身体缩成一团,两条大腿紧贴胸腹,然后用一条带子把上身和双腿固定在一起。就这样,他象戒毒一样地强迫自己停止了抓痒动作。

战俘营里禁止对外通信,戴宁问一个管理者什么时侯才允许和家人通信,对方反问道:“你们写信干什么?你们已经是死人了!” 后来他才知道,他的父母在1944月11月收到了国防军的一封信,告知两位老人:他们的儿子戴宁已经在战场失踪。

一些人开始考虑如何逃离这地狱一般的战俘营,但他们在经过一番商量后又放弃了这个念头,因为战俘营的管理者早就警告在先:“只要逃跑一个,其他的人都得死”。大家相信他的这句话是认真的。

由于战俘营里的卫生情况已极度糟糕,管理者决定提供每月一次的淋浴和除虱条件。在短暂的淋浴后,一丝不挂的战俘们在一个寒冷的房间里围着一个小火炉挤在一起,为的是等候除完虱的衣服被送过来。衣服在除虱时并不清洗,只是喷洒一次杀虫液,然后烘干。戴宁每次在领到自己那血迹斑斑,又脏又破的衣服时都很高兴,因为毕竟可以少受一些罪了。遗憾的是,那些依附在衣缝上的虱卵基本都还健在,它们很快将成长为拥有足够攻击力的虱群,向战俘肮脏的身体发起新一轮集团冲锋。

有个叫汉茨的少尉给大家宽心说:“我们已经到了生命的最低点,更糟糕的情况不会再有了,今后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一切都慢慢变得好起来。”这番话说得简单朴素,不乏“否极泰来”之哲理,它帮助戴宁坚定了熬下去的信心,但少尉自己却再也熬不下去了。

1944年12月,战俘营给大家分发了一份译成德语的新闻报道稿,上面陈述了德国纳粹集中营犯下的种种屠杀罪行,文章的结束语是:“现在该轮到我们了!”

这篇新闻报道不仅激起了管理者的愤慨,也使战俘们感到震惊,因为纳粹在德国集中营的所作所为对德国民众和国防军都是封锁消息的。战俘营的管理者们不管这些,他们很快就把战俘中间的军官和军士长全部挑出来带走了,没有一个人再回来。戴宁后来听说,他们全部被枪决了,其中包括那位曾给大家宽心消愁的汉茨少尉。

圣诞节到了,在一次清扫战俘营的劳动中,戴宁他们一群战俘获准把垃圾运送到一个市内的垃圾场。在那里他们发现了一堆被当地人倾倒掉的食品垃圾。

“没有经历过饥饿的人是很难想象我们当时是如何扑向那些烂土豆和长了绿毛的面包的。”戴宁说,“人的文明水平其实是一种物质状态,在极度饥饿的情况下,接受过再好教育的人在食品面前都会变得疯狂。我们所有的人都扑向了垃圾堆,把一切可以接触到的腐臭食品填进嘴里,装进衣袋……我们就是以这样的方式欢渡了1944年的圣诞节。”

1941年,驻沙巴茨的德军在杀害了一批平民后将尸体合埋在了距离德军“王子犹金兵营”不远处的野地里。战争结束后,一个老妇人在这片巨大的荒地上准确地指出了那个合葬坑的位置,接着就轮到是戴宁他们这群战俘登场开挖了。他们挖了不到一米深时就碰到了第一具尸体。接着,抡镐舞锹式的挖掘方式停止了,他们开始用小手铲配合着手指轻轻地把一具具尸体和土壤剥离开来,再用抬尸架把死人抬到草地上,然后把尸体逐一装入涂着巨大红五角星的白色棺木里。高度腐烂的尸体发出的恶臭让很多挖掘者呕吐不止。一些尸体在挖出来时还是完整的,但稍一搬动,四肢或头颅就会从身体的躯干上脱落开。挖到最后,尸坑里的积水越来越多,战俘们只能挽起裤腿赤着脚在粘稠的浆液中继续清理……

尸坑的周围站满了当地的老百姓,哭声喊声骂声连成了一片。在这种情况下,戴宁他们不仅要从事着连死者亲属都不肯染指的挖尸工作,还要以确凿无疑的凶手身份承受着人们的殴打、咒骂和口水。戴宁说,此刻他愿意接受各种攻击,尽管他从未参与过任何一次屠杀行为,但这毕竟是他所在军队犯下的罪行,他为此羞愧万分,毫无怨言。

这是让戴宁终身难忘的一次劳动。晚上大家的情绪都异常低落。从“还债”的意义上说,戴宁感到胜利一方对战俘们采取的残暴态度变得多少有些能够接受了。

1945年9月,戴宁他们一群战俘被调到一个林场去伐木。这时他们终于获准可以给家里写一张明信片了。这是戴宁在被俘近一年以来第一次和家人联系。他给家里寄去的那张明信片被父亲一直保留到去世,上面写着:“我的健康情况良好。为了我们的重逢,我在尽自己的一切努力。”

1946年7月,战俘们从林场转移到一个位于瓦列沃和萨巴茨之间的战俘营。他们得到的待遇从这里开始转好,不仅食品、服装和住宿得到了改善,晚上还能参加一些文化或政治讲座。战俘营偶尔也会举办小型音乐晚会,请外面的几个职业提琴手、手风琴手和歌手来给战俘演出。与此同时,看守们开始组织时事学习和政治教育了,战俘们也有条件借阅图书了。在一次以纪念哥德和舒伯特为专题的晚会上,戴宁为大家朗诵了一首哥德的诗作《上帝和舞伎》。9月22日,战俘营里甚至还举行了一场德国战俘和意大利战俘的足球赛。戴宁说,其结果就和军事力量对比一样,意大利打不过德国。

随着时间的延长,敌对双方在战争期间以及战争刚结束时的那种彼此敌视已逐渐融化,胜败双方的关系日益接近人与人之间的正常关系。这种就变化像是在黑暗中出现了一线光亮,而且越来越亮。戴宁不再为悲惨而没有希望的生活而沮丧,也不再认为战俘生活是在毫无意义地消费青春时光,他意识到这段生活可能给他一生带来某种重要价值。漫长的战俘生活使他具备了承受人间任何苦难的能力,也让他真正明白了人类为什么必须拒绝战争。

1946年10月-12月,戴宁被送到贝尔格莱德参加一个为德国战俘举办的反法西斯培训班。在那里,他第一次看到了揭露纳粹集中营罪行的记录影片,第一次接触到了外部世界对纳粹德国的看法,第一次思考和参与讨论了造成战争灾难的制度原因,也第一次学会了用批判的眼光审视自己的国家奉行的国内外政策。戴宁每天都在吸收着的新的知识和见解,这使他感到自己变得眼亮了,心宽了,腰直了。他开始相信前途的光明,开始畅想一种自由和平等的新德国。在那段时间里,他常常会默诵海涅的一段诗句:

心啊,

不要忧郁,

坦对你的境遇,

被冬天带走的,春天还会带去,

你的所得是如此之巨,

这世界依然是如此美丽,

我的心啊,

去爱你属意的一切。

战俘营的正常化管理和反法西斯教育使得德国战俘在参与南斯拉夫重建中的劳动姿态变得日益主动。戴宁认为,从道义上说,这也是每个参与了侵略战争的德国人无法拒绝的一种补偿义务。

1948年5月,南斯拉夫的内政部长兰克维茨发表声明说,政府决定在年底释放剩余的全部在押德国战俘。在同一个月,戴宁在克拉列沃战俘营读到了南斯拉夫负责战俘营事务的两位党政官员的公开信,上面说道:

“你们告别战俘营,重返家乡的时侯就要到了。我们必须再次感谢你们为建设我们的国家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你们也常常在教会我们的人应该怎样工作。你们的劳动和成绩得到了我们的充分认可……”

战争后期,在南斯拉夫的作战局面曾极度混乱,被铁托游击队俘虏的德军士兵的总数至今缺乏定论。历史学家施密德在2007年出版的《南斯拉夫战争舞台》一书中称共有17万至20万人被俘。用这个数字和德国红十字统计出来的8.5万从南斯拉夫获释战俘的数字相减,死在南斯拉夫的德国战俘约为8.5万至11.5人,死亡率至少是战俘总数的50%。这种说法和和历史学家波默1976年出版的《南斯拉夫的德国战俘》一书中给出的8万德国战俘死于南斯拉夫的结论相近。无论这些数据是否准确地符合历史真实,不幸的戴宁终归还是幸运的,因为他从死人的统计数中爬进了由活下来的人构成的另一个统计数,而且最终熬到了回家的那一天。

1949年1月12日,戴宁在经历了4年零3个月的战俘生活后再次恢复了人身自由。他们从克拉列沃出发,乘火车穿越奥地利、捷克、东德进入了西德。在西德的战俘接待处,他填写了归俘登记表,然后领取了归俘补贴金和一张前往不莱梅的火车票。在临近家乡的时侯,戴宁贪婪地注视着列车窗外的熟悉景色,他告诉我:“那种感觉无异于重生……”

战争的炼狱,使戴宁在后来的60多年里成为了一名坚定的反战人士和极端主义的批判者。他读懂了人和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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