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的另一行泪 正文 “我当时不仅是未成年人,而且还是作为残疾人参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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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很多“二战”老兵一样,哈帕赫的回忆也是从“父母房屋”(德语称作“Elternhaus”,意为“由父母建立的家庭”)开始的。

他的父亲是1894年生人,20岁时被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曾到过比利时和罗马尼亚。战后他选择学习牙医,并读了博士。“二战”开始时他已经45岁了,还是被再次征入军队。作为一名大龄老兵,他没有参加在波兰的军事行动,而是被派到波兰参与对占领区的管理工作。西欧战役结束后,他又被派往法国和比利时执行同样的任务。

在派驻比利时的那段期间,父亲和他的比利时房东一家结为朋友。这种友谊保持了两代,至今哈帕赫与那个房东的儿女仍然有联系。哈帕赫在过81岁生日时还收到了来自比利时的贺卡。

父亲在战后开了一间牙医诊所,1975年死于脑疾,去世时的岁数和哈帕赫现在的年岁正好一样,也是81岁。说到这里,哈帕赫摘下了眼镜,开始擦拭不知不觉流下的老泪。我想,远离社会中心的老人们在生命暮年更容易向逝去的亲人倾注感情,这一点可能是人类的共性。

情绪平静下来以后,哈帕赫接着说:“一个家庭传统的接替,最典型的表现就是职业的传承。我爷爷就是给人看牙的,我父亲也是牙医,我在战后又接了父亲的诊所。”

我插话道:“在中国也是这样,职业信誉的最有力证明就是‘祖传’。当医生、腌咸菜、修指甲、做菜刀……全都是这样,代代相传的手艺才让人信得过。”

哈帕赫会心地一笑:“现在这座城市还有哈帕赫博士的牙医诊所,但那个哈帕赫不是我,而是我的小儿子。”

“我是独生子,”老人继续说,“家里还有3个姐妹。我的大姐长我4岁,在战争后期她也进了‘空防助手’的队伍,负责操纵探照灯,而且还加入了纳粹党。当时有个‘聪明人’给我们出主意说:入党吧,还是入党好,战争要是打赢了,战时入党的人就有了以后谋生的政治本钱。要是打输了呢,也就不会有人再去问这件事。德国人嘛就讲究个‘生涯设计’,这个说法打动了姐姐,并导致了她的入党。

“姐姐的决定让我也动了心,我也跟着递交了入党申请。不过,艾森斯的纳粹组织还没来得及处理我的申请,德国就投降了。这一场阴差阳错,造成了我和姐姐在战后完全不同的命运。我后来顺利地走上了学牙医,读博士的道路,而姐姐因为当过纳粹党员,上大学一概遭拒。在‘生涯设计’上的失误造成了她一生的遗憾,直至最后去世。”

我感叹道:“这种错误是很难避免的,当时德国有多少人具备独立判断政治的能力啊!”

哈帕赫补充说:“特别是当时的孩子们!孩子们是最容易追随社会主流价值观的。直到德国彻底失败之前,我都把纳粹的领导和民族的希望联系在一起,根本想象不出失去了‘元首’的德国会是个什么样子。

“我们这儿距离威廉斯哈芬的海军港只有50多公里的路程,从1934年6月30日‘海军上将格拉夫斯佩’铁甲舰下水开始,人们光是从这个军港身上就能看出德国的备战景象。1939年4月1日,“提尔比兹”战列舰下水时,希特勒亲临现场剪彩,这对我们这些小地方的人来说可是天大的喜事。老百姓从四面八方涌向威廉斯哈芬,到那里去夹道欢迎希特勒的车队。那次我也跑去了,就是为了看一眼希特勒,当时我才11岁,全体德国人都在为希特勒重振经济的成就欢呼,我当然也跟着欢呼。从战后到现在,我一直对我的上一代人不满,他们是经过‘一战’的,是知道两百万德国军人是怎么死的,但他们没有告诉我们应该从那场战争里学到什么教训,独裁政府灭绝了他们的一切判断力。

“1938年慕尼黑协议刚一签署,人们就觉得不会打仗了,结果一年后德国就开始打波兰;拿下波兰以后,人们认为战争就此结束了,但第二年德国就开始了西欧战役;在西欧战场把法国打垮,把英国人赶回岛上以后,人们相信战争不会扩大下去了,结果一年后又开始打俄国人……,德国老百姓就这样一步步地被拖进了战争的深渊。”

我问:“您到德国投降时也不过是17岁。作为一个未成年人,您是怎么被卷进去战争的呢?”

哈帕赫说:“我当时不仅是未成年人,而且还是作为残疾人参战的。”

我感到很意外:“您的腿那时就有毛病吗?”

老人拍拍右腿说:“我在很小的时侯患了小儿麻痹症,后遗症造成了膝关节后软组织挛缩,导致终身的关节屈曲障碍,说白了,就是一辈子的瘸子。按理说,像我这样的身体条件别说是打仗,在后方还需要别人关照呢。”

“那您为什么也会参战呢?”

“我其实不必参战,但我认为自己也有一份保卫国家的责任,所以就主动报名去当‘空防助手’。原本我特别担心会遭到拒绝,没想到学校还真得批准了,部队也真得就收了我!就这样,作为一个未满16岁的残疾人,我在1944年1月17日进入了海军防空部队的协防行列,被派到东弗里西亚群岛去操作105毫米口径的高射炮。第二年的4月22日,也就是德国投降前的两周,我被正式编入了海军炮兵部队,变成了一名真正的军人!”

一个瘸足的残疾孩子不仅被送到前线,而且还会成为一名正规军的士兵?这简直是匪夷所思!联想到老兵奥克尔在战争后期见到的“老头连”、“聋子营”、“胃痛营”……德国军队在“二战”后期的兵员质量的惨状已可想而知。

我算了一下问:“这么说,您参战的时间总共是一年零三个月。在这段时间里您打下过敌人的飞机吗?”

哈帕赫说:“高射炮是‘集体项目’,不能说哪个人打下过多少飞机。我所在的连队总共击落过11架美英空军的飞机。同时,我们也付出了3人死亡和10多人负伤的代价。”

我又问:“面对这样的战争代价,您觉得应该怎样总结这场战争的责任呢?换句话说,有些‘二战’老兵一直在主张重新评判战争责任,您对此是怎么看的呢?”

哈帕赫说:“每一场战争都存在责任国,但确定责任却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因为我们很难用‘这一方正义,那一方非正义’这样简单的方法来界定是非。比如说科索沃战争、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敌对的各方都不是绝对正义的。不过,任何一场争斗都存在着主要责任方。‘二战’因德国而起,这个主要责任是德国无法推掉的。承认了这一点,历史的这一页就要翻过去。我知道现在有一些人总想好好说道说道‘二战’胜利国的责任,我觉得这样做其实没有什么积极作用。面对已经发生的战争灾难,人们更应该操心的是如何确保悲剧不再重演。所以,彼此清算没有意义,重要的是要让后人从这场战争的代价中看清一个国家的行为准则,知道今后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做了以后会怎么样。”

我说:“向前看的基础是了解历史,了解历史的前提是搞清历史。德国在这方面总体做的不错,所以成了‘欧洲家庭’的核心成员。您觉得日本有可能在亚洲发挥类似的作用吗?”。

哈帕赫笑了:“这不可能吧,至少在看得见的时间内。带动欧洲走向联盟的火车发动机是德法合作,可谁都知道这两个国家曾经是上百年的死对头!德国人在战后是一点点站起来的,最后达到了和邻居们目光平视的高度,靠的是什么?就是认错、赔偿、合作。亚洲要走联合的道路,没有中日的联盟是不可能的,但日本对在中国犯下的罪行都不认账,又怎么会做到和中国联手推动亚洲一体化?要想得到掌声,仅仅露出笑脸是不行的,还要拿出让人家欢迎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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