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赓之子讲家史:光讲党性不讲义气就是坏蛋


陈知建:“我家既讲党性原则,又讲哥们儿义气。哪个人光讲党性不讲义气,他就是个坏蛋。”


陈赓之子讲家史:光讲党性不讲义气就是坏蛋

陈赓(右一)与胡志明研究越北边界战役计划。


陈赓之子讲家史:光讲党性不讲义气就是坏蛋

抗美援朝期间,陈赓(左一)与彭德怀在前线视察时,观看连队墙报。

核心提示:陈知建性格颇似陈赓大将的风趣、幽默。“我是家传的军人性格,和我爸一样都是性情中人。我爸党龄39年,我军龄39年。我们既讲党性原则,又讲哥们儿义气。哪个人光讲党性不讲义气,他就是个坏蛋。我们陈家就这个传统”。=


本文摘自:《中国经济周刊》,作者:周海滨 腾达,原题:《陈赓之子陈知建:父亲的大将传奇》


“1955年授勋那天,我们几个孩子问父亲封了什么将?他回答说,不是什么上将、中将,是个‘辣椒酱’。”


9月4日,北京,秋雨骤紧。记者沿着西单商业街一路北行,拐至车水马龙的灵境胡同。胡同深处,便是陈知建将军闹中取静的家。


走进幽静的院落,记者一时雨中无措。“这边,往左走!”扭头望去,陈知建将军正冒雨站在屋外。


我们的对话也就从这个小院开始。将军时而沉静、时而兴奋,爽朗的笑声透出军人的坚毅。窗外,一场秋雨一直在从容不迫的下着。


一门五代从戎


在这个院子里,陈赓度过了调京后的10年时光。


“从1951年到1961年,我爸和我们一块儿在这个院子里生活了十年。大部分时间都不在家,在朝鲜、哈尔滨,在家的时间很短。你们不要老觉得我爸时间比较多,天天坐在土堆上,我们‘听爸爸讲故事’,没那事儿,哈哈!”陈知建与父亲的交流,“就一种情况:我惹了祸,犯了错,挨骂就是交流。”


在陈知建的记忆里,陈赓很少提及战争年代,“一回忆到过去的事情心里难受,死的人太多了。他们一般不讲这些事。偶尔只语片言的说一点。”


陈知建性格颇似陈赓大将的风趣、幽默。“我是家传的军人性格,和我爸一样都是性情中人。我爸党龄39年,我军龄39年。我们既讲党性原则,又讲哥们儿义气。哪个人光讲党性不讲义气,他就是个坏蛋。我们陈家就这个传统”。


湘乡陈氏一门有戎马从军的传统。陈知建曾祖父是湘军悍将曾国荃部的战将,积功至官拜花翎副将。而曾祖并不是陈家的第一代军人,“曾祖父是投奔他叔叔的”。曾祖父的叔叔陈湜,曾任总兵镇守山海关。“这个找不到详细史料,从家谱里查到的。”


到现在,陈家共有五代人从军,陈赓的孙子陈怀辰,今年33岁,陆军少校。“后代容易受前一代的影响。家风和民风共同的影响不能忽略。”


在中央特科,“陈赓抓陈赓”


20世纪30年代初,陈赓在上海中央特科工作时期,以各种身份出现在上海滩,因而在国民党特务机关、警察局、巡捕房和各帮会中交上了各种“朋友”。


儿时的陈知建并不知道父亲有这段辉煌的潜伏经历。在看电影《51号兵站》的时候谈“感想”,还挨了父亲骂。


“电影真能吹牛,日本人占领、白色恐怖又那么厉害的时候,这共产党员又能弄警车,又能化妆成日本宪兵,吹牛。”


陈赓听完很生气,“你懂个屁!我们那时候真是那样,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成天开车跑。”这时小知建才知道“真有这事”。


中央特科的工作是武装保卫党的中央机关和中央领导,周恩来是上海隐蔽战线斗争的最高领导人。“当时中央在上海,我爸是受周总理的指派来做的隐蔽工作。当时周恩来的副手是后来叛变的顾顺章。我爸实际上是给顾顺章当助手。”


中央特科先后成立了四个科。二科是情报科,陈赓曾任科长。


“陈赓抓陈赓”就发生在陈赓在中央特科工作时。为了掩饰身份,陈赓常以商人形象示人,为了工作需要,和外国巡捕交往密切。“法租界巡捕房里的那个头儿,跟我爸是好朋友。他那儿就闹出一个大笑话,就是让陈赓抓陈赓。”


这个巡捕房头儿对一个人称“王先生”的“好朋友”说:“哎,国民党让我帮个忙,想抓个叫陈赓的人,你认识吗?”


“王先生”若有所思:“嗯,听说过。我帮你留意着点。”


“好,那就拜托了。你是能人,好办事!”巡捕房头儿放心的拍了拍“王先生”的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这位跟他交情不错、常常在一起聊天吃饭的“王先生”,居然就是陈赓!


毛泽东对陈赓有个很高的评价,说他是“三教九流都搞的来的专家”。“不是因为他跟三教九流关系多才让他做这个工作的,而是他工作以后为了利用三教九流帮助工作,才跟他们建立了关系。”


会鲁迅,酝酿中国《铁流》


1931年4月25日,顾顺章被捕叛变。陈赓被迫离开上海。1931年9月,被派往鄂豫皖苏区担任红四方面军第十三师第三十八团团长,同年11月调任第十二师师长。率部参加鄂豫皖苏区第三、第四次反“围剿”作战。1932年9月在新集西北胡山寨战斗中右膝负重伤,而后秘密只身赴上海养伤。


在这期间,陈赓和鲁迅会面了。


陈赓到上海讲了一些红军反“围剿”的战斗故事,当时在党中央宣传部工作的朱镜我,把这些事情都记录了下来,后来送给鲁迅先生看。鲁迅先生看了这些材料非常兴奋,“他听说我爸正在上海治病,便几次和冯雪峰讲,邀我爸到他家去谈谈。”


这次会面是由冯雪峰安排的。冯雪峰在回忆中说,在中央宣传部工作的朱镜我让他让把油印的材料交给鲁迅看,大家希望通过鲁迅先生的笔来写,会比绥拉菲靡维奇的《铁流》要好。


周建人回忆说,“鲁迅几次约陈赓去他家。”


据众人回忆,鲁迅先生那天兴致很好,特地请他的夫人许广平预备了许多酒菜,整整谈了一个下午,直到夜深才离开。?


鲁迅先生说,“写是可以写的”,“写一个中篇,可以”,“要写,只能像《铁流》似地写,有战争气氛,人物的面目只好模糊一些了”。


但因种种原因,最终中国《铁流》未能实现,留下一个遗憾。


脱狱与“救蒋”


1933年3月,中央决定派陈赓到中央苏区工作。临行的前一天,他去看电影,在影院被坐在同排的顾顺章认出。顾顺章随陈赓出了电影院,并说自己不是叛徒,不要害怕。陈赓随即把他打倒在地,拔腿就跑。顾马上吹哨,引来大批警察,陈赓由于腿伤初愈,被警察团团围住,与廖承志关在了一起。按照蒋介石的手令,陈赓被押送至南京。蒋介石不想轻易杀掉陈赓,毕竟陈赓1925年在第二次东征时对他有救命之恩。


1959年冬天,在从广州到上海的火车上,陈赓向孩子们讲述了这个“救蒋”的故事。


那是1925年10月,国民革命军第二次东征讨伐陈炯明。陈赓当时是蒋介石的警卫连长。陈炯明的部队逼近,总指挥部的人都逃跑了,“蒋介石被困,要自杀,我爸阻止了他,背起他就跑,跑了几里地,送上一条船,过了一道河,看见周总理带的部队后才把蒋介石放下来。”


“我爸那时候一米六七,蒋介石一米八多,他腿长,我爸脚上还有打惠州时受的伤。等把他放下来,安全了,他跑得我爸都追不上。”


陈赓被捕后,与他同是黄埔一期学员的国民党将领联名签字,为他做但保。在软禁期间,陈赓逃了出来。后来在疆场上,同学变为对手。


陈赓没想到的是,逃出来后,党内有人怀疑他“叛变”。


“当时王明他们说:陈赓这家伙被捕了,要么会死,要么会叛变,既然他出来了,那肯定是叛变。于是就派人来杀他。那人原来是我爸的部下,他找到我爸,说我是来杀你的,你快跑吧。我爸就跑到了苏区,经过审查,写材料向组织上把狱中的表现讲清楚。”


长征中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时,周恩来见到张国焘,张国焘建议扣留红一方面军干部团团长陈赓。张国焘说,“陈赓救过蒋介石的命,是蒋介石的人。陈赓被捕后,蒋介石找他谈过话。他是特务、叛徒。”周恩来对此一笑了之。


在当时,中央有规定,从国民党那出狱的人再回来都要经过审查,审查后才能恢复党籍。“遵义会议的时候恢复了他的党籍。还是陈云同志找我爸谈的话。”

为越南训练正规军,在上甘岭力主坑道战


1950年越南反法战争的时候,当时的“印度支那共产党”(今“越南共产党”)向中共求援。


“印度支那共产党”主席是胡志明。“胡老汉语底子很好,会写古诗,毛笔字写的也很漂亮。我爸的部队打过长江以后,中央来电报说所有的缴获都不许扔,要带着走。我爸当时不理解,说带这么多东西怎么打仗啊。到了广州才知道,胡老在等着准备接收呢。我爸把云南打下来以后,把胡的游击队都集中起来,组建了正规军。”由于越南部队缺乏正规军经验,“我爸在越南打了半年”。


“这样一来,我爸的对手比别人多一点。日本人、美国人大家都是一起打的,而他还打过法国人。”


抗美援朝时期,陈赓曾任志愿军副司令员,上甘岭战役打得天下闻名。


上甘岭打的是坑道战。“我爸在这方面有历史教训。解放战争时,在山西,他的一个营被打掉了,就是因为没有注意工兵作业,指挥员选择地形有点问题”。


“从那以后我爸就开始注意工兵了。别的部队的工兵的都没有我爸部队的厉害。我爸的部队有次抓了敌人的一个工兵连长,这个连长有特点,脑瓜聪明爱搞发明。《集结号》里面那个用大汽油桶发射火药来炸敌人的装置就是他发明的。我们称它为‘炸药抛射器’,国民党则称为‘没良心炮’。”


后来,陈赓所属部队,除了背枪背干粮背弹药等之外,一人一个工兵工具,每个人腰上都别一把锹或一个镐。“在朝鲜战场他用这个经验打坑道战,别人不理解,说这叫自掘坟墓,我爸反驳说敌人火力这么强,不打坑道战就站不住脚,所以令全军展开坑道战”。


“坑道那里面有吃饭的,有睡觉的,有养伤员的,有厕所,还有囤积弹药囤积粮食的地方,简直是另一个小天地,比民兵地道战要高级多了。敌人用小部队来封锁我们的坑道口,可我们坑道口很多,从另一边出来架上枪一通打,就把敌人打跑了。什么扔毒气啊,炸药炸啊,招儿都使遍了,战士们都有办法来对付。很短时间内,美国人就没办法了,打不动了。有了这个基础,才能把上甘岭守住”。


陈知建眼中的父亲:幽默聪明,喜欢恶作剧


我爸的性格招人喜欢,而且很谨慎,不是脑袋一热什么事情都敢做的人。他不喜欢的最多就是不说话。同时,我爸又是个聪明人,幽默,搞恶作剧时能逗得人哈哈大笑。


郭沫若曾写了个《武则天》的戏,叫大家去中南海怀仁堂看。大家都觉得这个戏拍的有点过,把一个封建皇帝写的什么都懂,还懂民主。郭沫若让大家发表评论,大家都不说话。恰好那时郭沫若刚刚入党,我爸就说:“咱俩介绍她入党吧。”大家会意的哄堂大笑。


还有一次是针对军衔制,有人要搞民族风格。我爸就说:“咱们要不就在背后插大旗,不一样的级别就插不同数目的大旗,这样就有民族风格了。”这个玩笑让叶剑英元帅都笑得喘不过气来。后来就没人再提搞民族风格军衔的事了。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授勋之日,我们几个孩子问父亲封了什么将?他回答说,不是什么上将、中将,是个“辣椒酱”。


陈知建自述:成长、痛苦与遗憾


我对自己的评价是:知识分子中的大兵,大兵中的知识分子。


我的童年是在行军途中度过,那是一种聚少离多的日子。部队把广州打完之后我们就去了广州。开国大典的时候我爸还在打仗,在云南地区进行最后的解放工作。


1961年我爸病重的时候我还在北京四中上课,秘书来了之后带我坐飞机到了上海,下了飞机之后,每个人发了一块黑纱,我才知道这一切都是真的,那时候我还不到15岁。


我平常最仰慕战斗英雄,比如父亲、毛主席以及那些在战斗中负了伤的人。我在云南工作的过程中,去了所有能够找到的父亲的警卫员家里,去看望了那些前辈。


注:本文史料参考《陈赓军事文选》、《陈赓日记》、《百年追思——陈赓大将诞辰100周年纪念文集》(上、下)、《回忆鲁迅》(冯雪峰著)、《红色中华散记》(埃德加·斯诺著)、《战场散记》(周立波著)等


(中国经济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