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才是解开钓鱼岛之结的钥匙,中国即将收回领土!

此次中日在钓鱼岛因中方渔船被扣所引发的争端,从一开始便牵动着中日两国紧张的神经。公众的视线,立即聚焦在詹船长是否被释放,何时被释放的问题上。两国政府的外交对抗,也一浪高过一浪,欲罢不能,迅速把两国民众的情绪引向激烈的对抗。詹船长被放之后,又迅速对峙在是否道歉上。

要解决中日钓鱼岛争端,不是简单的军事问题,也不是简单的外交问题,更不是简单的经济问题,而受制中日美三国在东北亚地缘政治格局的大战略。单纯从军事实力的计算,外交手段的软硬,经济利益的得失来评估中日在钓鱼岛争端中的输赢,将无助于把握事物的本质,无助于找到解决问题的钥匙。

这次危机究竟是偶发事件,还是由某一方刻意策划所致,尚需待以时日,更多资料披露出来后,方有机会求证。不过事件从发生到演变至今,却令人觉得如坠云雾,莫名其妙。从日方的角度来看,钓鱼岛已经在其实际军事控制之下,按常理,无需刻意炒作一个中方渔船越界捕鱼的事件,徒增两国争执而无实际收益。

从中方的角度来看,动用如此巨大的外交、经济和政治资源,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为之,均无助于改变钓鱼岛已经被日本实际控制这个事实。恰恰是实际控制,才是中国拿回钓鱼岛的关键。中方船长,早晚都要放回来。道歉与否,对双方来讲,更是两难。在两国情绪激动的民众乃至全世界的瞩目下,任何一方下不了台,都会选择再继续对抗下去。

日方担心,已经放人了,又要道歉,那么道了歉以后,是否还要继续索取钓鱼岛呢?中方则担心,日方此次欲以国内法审判詹船长,即使人放回来,也会留下日本实际拥有钓鱼岛的恶例。不放人不行,放了人,事情也没完!没完,又能怎么办呢?除非中国已经决心为钓鱼岛一战,为道歉与否再斗下去也别无实际收益。

从事态峰回路转而又摇摆不定的发展过程来判断,恐与菅直人政府处理中日高度敏感问题的外交经验匮乏,以及其个人极度的恐美情结有关;也可能与中国缺乏一整套面向未来、切实可行的收复钓鱼岛的大战略,乃至缺乏整个东亚地区,未来中美日战略走向的深刻研究有关。

事发后双方在各自国内公众舆论的压力下,难免意气用事,误判对方,争执细节而缺乏长远战略考量。无论出于何因,如此一事件自此一发而不可收,走向两国更大规模的对立,终究非中日两国人民之福。

追溯中日钓鱼岛问题形成的历史,不难知道,美国才是幕后推手。分而治之,乃先后统治世界几百年的英美两国的祖先,盎格鲁撒克逊人祖传下来的治世宝典。当中日两国为一个小岛斗得两败俱伤的时候,如果再无智慧,深刻理解美国四十年前所系的这个结的战略含义,则中日两国无论经济规模发展到多么大,都不配做世界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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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有了钓鱼岛这个领土争端,美国将牢牢掌握中美日三国互动的战略主动权。鉴于美日战后所形成的特殊结盟关系,除非中日两国或者两国之一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综合实力达到甚至超过美国,中日两国将不可能将美国排除在外,而单独达成深层次的战略合作关系。即便钓鱼岛争端的解决,也摆脱不了美国因素的影响。

中国要收回钓鱼岛,必然要适时挤压日本,而日本则必然倒向美国而寻求《美日安保条约》的安全保护。此时如果中国不能修好中美关系,美国必然拉日本以牵制中国。使中国军事夺回钓鱼岛的代价过于高昂,甚至风险莫测而废止。如果日本试图摆脱美国而走向政治和军事独立,美国同样可以祭出钓鱼岛是中国的,美国 1972年只是把管辖权交给日本的说法,利用中国的力量牵制日本,从中渔利。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十年至三十年间,中美之间的国力差距将逐步拉近,而中日之间的国力差距将逐步拉大。中国的崛起之势不可阻挡,美国在压制无法奏效时,将不得不转而合作以谋取利益最大化和风险最小化。

事实上近年来中美关系的发展,正是沿着这样的轨迹在曲线中前进的。在这个过程中,压制日本将是中美两国共同的战略利益。2005年8月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博尔顿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约见中国住联合国大使王光亚,就阻止日本的入常申请达成一致看法,令日本的入常梦想瞬间瓦解。若无视中美在这个重大国家利益上的交集,恶性碰撞,将会破坏三国的战略平衡关系。受伤最重的,将是中国。

以目前的发展趋势看,日本的国力将逐渐落后。与中国的发展前景相反,日本的潜力已发挥殆尽,在今后中美日三国的角逐中,将逐步沦为最弱的一极。中国如果能在这个艰难的发展进程中,即顶住美国的压力,又明确承认美国的领导地位,保持与美国在世界范围内所有共同利益的战略合作,将为中国的和平崛起创造必要的战略空间。可以预见,如果中美关系顺畅,中日关系将不会出现大的周折。

钓鱼岛的收回,中国亦应在中美日三国大的战略格局中重新审视,制定出既有长远战略眼光,又具操作性的国家战略。当中美两国的国力可以比肩的时候,中国完全有可能与美国做某种战略交换,换取美国的支持,从而兵不血刃,收回钓鱼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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