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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望》文章:新品质城市


“东西方向拥堵,南北方向拥堵,天哪,交管局实时路况图全面飘红!”电台女主持人尖厉得有些夸张的声音,令枯坐在驾驶座上的我感到愈发无可奈何。从位于北京二环路内的宣武门,到位于西五环路内的鲁谷小区,一般开车最多也就半小时。但现在一个多小时了,我还未出西三环。


这是9月17日,北京的交通未能承受住一场小小的秋雨洗礼,在中秋节前夕刷新了自己的“拥堵纪录”:全市拥堵路段高达143条!置身这不见首尾的“车河”,呼吸着混合了多种味道的空气,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想法:这不是我要的城市生活


北京越来越严重的交通拥堵,是中国快速走向城市化所面临的空间冲突、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等一系列问题的缩影。


中国2009年的城市化水平已经从1978年的17.4%提高到46.6%,平均每年增加近一个百分点,超过100万人口的特大城市已有118座。如何避免像一些国家的城市那样盲目扩张,导致“城市病”传染和蔓延,已成为一个迫在眉睫的大问题。


联合国人居组织1996年发布的《伊斯坦布尔宣言》强调:“我们的城市必须成为人类能够过上有尊严、健康、安全、幸福和充满希望的美满生活的地方。”这意味着城市化不但要看城市发展的速度,还要看城市发展的质量。不能仅仅将人口居住在城市称为城市化,还要以这些人的生活水平、生活质量来衡量城市化。这也是上海世博会“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主题的深刻内涵。


正如不少专家所指出的,“城市病”的根源在于城市化进程中人与自然、人与人、精神与物质之间各种关系的失谐。长期的失谐,必然导致城市生活质量的倒退乃至文明的倒退。


我常常梦回自己曾工作生活过的另外两个首都城市: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和巴基斯坦首都***堡。加拿大是个富国,巴基斯坦是个穷国,但这两个国家的首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城市不大,人口不多,环境优美,适宜居住。究其原因,两个城市在建设前均有明确的城市功能定位——国家行政和文化中心,并为此制定和实施了长期的城市建设规划。


更值得称道的是,两个城市在建设过程中都遵循了因地制宜,最大限度保护自然环境的原则。在这两个城市里,从一片街区到另外一片街区,往往都要穿越一片从未开发过的原始森林。


“天人之际,合而为一”,“和谐”的理念本来就是我们文化的核心部分。对中国人来说,“健康城市”、“宜居城市”和“生态城市”,不应是一个新概念。□(文/杨士龙)


《瞭望》文章:优化中国城市路径


城市路径的探索,寄望困境的解决,实现品质提升,提供可供参考的城市发展模式或也为外界所期待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王仁贵


作家郑渊洁近日在自己的微博(http://t.sina.com.cn)里写道:“有一次在北京堵车3小时,内急无法解决。后来每次驾车都戴纸尿裤,与人方便自己方便……”无论真假,其以直白的文字呈现了北京拥堵的交通给人带来的巨大不便。


人类对城市问题的关注至少可推及100多年前。早在1898年10月出版的《明日:一条通向改革的和平道路》一书里,英国城市规划学者霍华德就对城市化的问题提出了反思。此书在1902年以《明日的田园城市》为书名再版。此后的历个版本皆沿用了这一书名。


霍华德认为,现实生活中,事实上并不像通常所说的那样只有两种选择——城市生活和乡村生活,而有第三种选择。那就是把一切最生动活泼的城市生活的优点和美丽、愉快的乡村环境和谐地组合在一起。


霍华德的思想影响了许多国家的城市建设,除英国外,还有法国、德国、荷兰、波兰、西班牙以及美国等都建设了“田园城市”或类似于此称呼的示范性城市。从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的多位官员、学者的观点来看,与其理念最切合的城市建设,正是当下优化中国城市路径的生态城实践。


在此之前,新中国六十年的城市化进程留下了深刻的经验和教训。中华大地上对于城市路径的探索一直持续,而上海世博会则是新的标志。“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主题,将积极影响世界,这或将成为人类对城市集体思考的一次引领。


下一个六十年,是新中国考虑诸多发展问题时的限定语境。从更短的时间来看,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十二五”期间,城市化率达到或超过50%的判断已多次出自官员与研究人士之口。步入城市时代的中国,社会结构面临着巨大的转型。但破解当前城市难题的手段何在?中国将以何种步伐迈入城市时代?又将以何种模式续写中国城市化的传奇?


从限制人口流动到城乡统筹


60年来,我国的城市化走过了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社会学系主任李强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这样表示。


由于“一五”期间工业化推进很快,农村富余劳动力的情况比较突出,出现了比较大规模的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迁移,此种情况在1958年“大跃进”时达到了高峰。


1959年到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城市出现严重的食品短缺。尽管有政策严重失误的原因,但一个主要因素是城市人口的快速增长。自此,在城乡关系上开始提出一个安全思路:严格控制城市人口规模。此后一段时期,发达国家高城市化率之后才有的逆城市化现象在中国出现如城市“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政治运动一度封堵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城市化基本处于停滞状态。


户籍登记作为这一特殊时期的衍生品,随着1977年《关于处理户口迁移的规定》的发布,转身为与利益密切挂钩的户籍制度。这成为中国城乡二元分割的分水岭。城乡沿着各自的路径渐行渐远


1979年以后,政策的重大变化在于不再限制人口流动,一度严格控制的农民进城的疆界渐渐消除,农民逐渐成为城市经济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但“离土不离乡”的政策仍旧没有给进城务工的农民留下太多的活动空间。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小城镇建设”的理念由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提出,并为中央所接受,国务院为此专门成立了“小城镇办公室”,以推进中小城市建设。由此,国家在口号上提出发展小城镇,也开始放开小城镇户籍,国家允许农民把户口迁到乡镇。不过这离真正的城市化仍旧有距离。


90代中期以后,中国的经济规模突飞猛进地增长,大量人口在城市聚集,大城市扩张变成不可阻挡的发展模式。流动人口到2003年已超过1亿。政策口子也由“离土不离乡”转变为对“离土离乡”既成事实的默认。


2003年,以《收容法》的废止为标志,人口流动开始真正放开。随着外来人口对城市的贡献越来越大,已经没有拦阻外来人口的理由,并且提出为外来人口提供服务。


由此开始,中国对城市外来人口的管理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模式。政府更多站在以人为本的角度提供服务,并强调城市对流动人口的接纳。中央与许多地方开始提出“城乡一体化”和“城乡统筹”的发展理念。


转型是主动与被动的双重命题


世界知名的英国城市与区域规划学者——彼特霍尔曾经把世界上的城市化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失败的城市化”。以非洲国家与拉美国家为代表。之所以称为“失败的城市化”,因其走的是一条人口转移在先,就业安排在后的道路。由此形成了巨大的贫民窟。城市建成区的70%~80%都是贫民窟,城市脏、乱、差,且没有什么投资环境。农村大量的劳动力过早、过多地转移,农产品也就减少了,这使得城市和农村两头受损。新中国建立初期,当时非洲的人均GDP比中国多一倍,而中国现在是他们的三倍。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城市化路径选择的错误。


第二类就是发达国家逆城市化的模式,一批人回到乡村。


第三类是以中国和许多东亚国家和地区为代表的“健康模式”——人口转移与就业安排基本同步。彼特霍尔把中国大陆与亚洲“四小龙”的模式称为“健康模式”。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指出,一定程度上,国外学者的评价能真实客观地反映我国城市化进程的状况。但他在积极评价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同时,也没有回避其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如伴随机械化带来的交通拥堵;农民入城后能耗提高,城市面临的能源危机;城市化进程中盲目扩张状况带来的耕地流失;水资源的缺乏;等等。


针对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病”,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理事长、原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王玉庆则提出,城市化不光是要看多少人住在城市,还要看这些人在城市生活得怎么样。其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指出,未来中国的城市化将进入速度与质量并重的城市时代。


从主观层面来看,人类对城市美好生活的追求从未停息。对“城市”一词的修饰多如花园城市、园林城市、魅力城市、人居城市、山水城市……


社会城市与人民城市的提法也进入人们的视野。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秘书长、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教授级高级城市规划师李迅对《瞭望》新闻周刊分析指出,社会城市与人民城市是从社会与人的角度来考虑,更多地强调城市是大多数人的城市,更多地追求公平与和谐。人民城市除了把人作为城市主体来看待外,还要追求大多数人的幸福,而不是追求少数人或者贵族的利益。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对城市的研究比较物化,比较看重的是物质方面的东西。而城市是为了让人生活得更美好而存在的。城市的主体不应该是物质,而应该是人。”李迅说。


寻求城市困境的解决之道,并追求更高品质的城市生活,双重动力正推动着中国的城市转型。


城市转型的生态探索


9月28日,正值中新天津生态城项目奠基两周年。首届国际生态城市论坛定于在天津滨海新区举行。作为一种新的城市发展模式的探索,中新天津生态城受到两国政府的高度重视。这是一次有别于传统城市建设因素考虑,在非耕地、水资源匮乏的地方打造一座新城。仇保兴的判断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如果成功了,中国以后的城市走向就可以同时应对能源危机、耕地危机与水危机。


天津市滨海新区区长宗国英书面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表达了探索生态城建设的初衷。


一是当前全球气候、资源、环境等方面产生的一系列严重问题与城市发展息息相关,反思现有的城市发展模式,探索建设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城市,已经成为共识。


二是当前我国正处于城市化水平迅速提升的关键阶段。在城市化快速发展进程中,如何保持正确的发展方向,不再走传统的城市发展道路,更好地解决城市与环境资源的协调问题成为重要的战略考量。


三是中新天津生态城是世界上第一个国家间合作开发建设的生态城市,也是探索生态城市规划建设与发展的重要示范项目。其遵循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理念能复制、目标能实行、经验能推广,为其他地区的城市建设提供借鉴。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秘书长、商务部原副部长魏建国对于中国城市发展模式探索的意义看得更远。


魏建国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指出,广大发展中国家也面临城市化的进程,发展中国家很关注中国在今后会建立一条什么样的城市化道路。如果这条道路确实能够解决发展中面临的诸多问题,发展中国家会渴望得到这样一种发展模式,从而避免走中国前一阶段那种高耗能、高污染、低附加值的道路。也因此,魏建国认为,生态城的建设以及国际生态城市论坛的举办,不只对中国,对很多发展中国家来讲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深入探索和积极实践,为中国城市路径提供更加清晰的思路和更加有效的创新举措,这是多方的期待。□


《瞭望》文章:本刊专访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理事长仇保兴:


二次城市化的转型机会


第二次城市化转型就是从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的城市化转向为生活更美好的城市化、对自然干扰最小的城市化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王仁贵杨士龙


实习生孙玍


“如果说改革开发前三十年我们成功地实行了GDP挂帅,大部分‘胡萝卜’(指考核与激励)给予GDP高的地方,那么后三十年我们大量的‘胡萝卜’应该围绕着节能减排、围绕着生态文明。”


在仇保兴看来,中国未来的城市化进程就是城市的第二次转型,这种转型从目的上来说,就是从追求经济效益的城市化转变为使生活更美好的城市化,从规划建设模式上则要求对自然生态干扰最小,他为这种路径取了个与新型工业化配套的名字——新型城镇化。


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这位有着丰富基层工作经历的住建部副部长,对于城市化转型的现实困境没有掩饰自己的忧虑,但他同时也充满期待:“生态城市规划建设在中国正当时。”


我国绝无本钱走美国式郊区化之路


《瞭望》:在你看来,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存在哪些矛盾和问题?


仇保兴:我国的城镇化前一段还是比较好的,但是也存在一些挑战。


第一是机动化的挑战。城市内部将会更加拥挤,而郊区则出现了一些大规模的居住组团。这与英国上世纪初出现的城市郊区大型居住区类似。但这种将居住区与工作区分开的布局会造成大量问题,包括交通能耗将会很高:白天居住区一片萧条,到了晚上工业区则变成了“鬼城”。这些问题在我国一些城市已初露端倪。我国有些专家居然提出“我国发展进入郊区化阶段”的观点。实际上,我国绝对没有“本钱”走美国式的郊区化之路,郊区化对于中国而言是没有出路的,一定要避免。


第二是严重的能源危机。我国每由农村向城市迁入一个居民,其人均能耗就要提高三倍。因为我国大部分农村还处在传统耕作方式和循环经济中。我国的农业还不是化学农业和能源农业,还属于劳力农业。农民进城后,住宅要供热、出门要坐车、工作要耗能,能耗需求将大大增加,这成为一个非常典型的问题。


另一方面,我国能源结构也面临很大约束,西方发达国家能够把温室气体排放减下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用石油和天然气代替煤,而产生同样的能量,石油比煤的二氧化碳排放要少40%~50%;如果用天然气代替石油,又可在此基础上再减少二氧化碳排放40%~50%。而我国的能源结构特征是缺气少油富煤。所以,我国城市化进程加快后马上就面临石油依赖的问题。我国从1993年对石油进口的零依赖,到今天近60%的石油来自进口,这种快速转换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罕见的。


第三是水资源危机。我国人均2200立方米,与联合国的贫水线标准相当,而且水资源分布十分不均匀。我国西南的人口约占全国五分之一,却拥有全国60%的水资源;华北地区人口占全国的四分之一,而人均水资源仅有500立方米,天津市的人均水资源只有400立方米。再加上我国的水污染情况严重,资源性缺水与水质性缺水同时存在,而且水质性缺水更为普遍和突出。城市所面临的水危机,会直接妨害我国的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可以说,水危机与能源危机所造成的影响同样严重。


第四是耕地问题。我国城市的空间分布与优质耕地分布大部分是重合的。我国城市发展最快的地区是沿海地区,60%以上的中西部流动人口都涌向沿海城市。沿海的土地,在山东一年可以种一季半或者两季粮食;再往南的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一年可以种植两到三季粮食,这些地区一亩耕地的粮食产出相当于黑龙江或西北的三亩耕地。但是我国的城市密集区主要分布在这些地区。所以,我国城市的扩张与土地资源或粮食生产能力保护的矛盾非常突出。例如,成都大平原的土地非常肥沃,是战略耕地资源,但是那里的城市化进程现在也很快。另外,我国在耕地保护方面还存在着一些特别危险的倾向。




转型是主动与被动的双重命题


世界知名的英国城市与区域规划学者——彼特霍尔曾经把世界上的城市化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失败的城市化”。以非洲国家与拉美国家为代表。之所以称为“失败的城市化”,因其走的是一条人口转移在先,就业安排在后的道路。由此形成了巨大的贫民窟。城市建成区的70%~80%都是贫民窟,城市脏、乱、差,且没有什么投资环境。农村大量的劳动力过早、过多地转移,农产品也就减少了,这使得城市和农村两头受损。新中国建立初期,当时非洲的人均GDP比中国多一倍,而中国现在是他们的三倍。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城市化路径选择的错误。


第二类就是发达国家逆城市化的模式,一批人回到乡村。


第三类是以中国和许多东亚国家和地区为代表的“健康模式”——人口转移与就业安排基本同步。彼特霍尔把中国大陆与亚洲“四小龙”的模式称为“健康模式”。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指出,一定程度上,国外学者的评价能真实客观地反映我国城市化进程的状况。但他在积极评价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同时,也没有回避其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如伴随机械化带来的交通拥堵;农民入城后能耗提高,城市面临的能源危机;城市化进程中盲目扩张状况带来的耕地流失;水资源的缺乏;等等。


针对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病”,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理事长、原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王玉庆则提出,城市化不光是要看多少人住在城市,还要看这些人在城市生活得怎么样。其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指出,未来中国的城市化将进入速度与质量并重的城市时代。


从主观层面来看,人类对城市美好生活的追求从未停息。对“城市”一词的修饰多如花园城市、园林城市、魅力城市、人居城市、山水城市……


社会城市与人民城市的提法也进入人们的视野。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秘书长、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教授级高级城市规划师李迅对《瞭望》新闻周刊分析指出,社会城市与人民城市是从社会与人的角度来考虑,更多地强调城市是大多数人的城市,更多地追求公平与和谐。人民城市除了把人作为城市主体来看待外,还要追求大多数人的幸福,而不是追求少数人或者贵族的利益。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对城市的研究比较物化,比较看重的是物质方面的东西。而城市是为了让人生活得更美好而存在的。城市的主体不应该是物质,而应该是人。”李迅说。


寻求城市困境的解决之道,并追求更高品质的城市生活,双重动力正推动着中国的城市转型。



需要警惕的两大倾向


《瞭望》:特别危险的倾向指什么?


仇保兴:设立耕地占补平衡制度的本意是保护耕地,促进地方节约用地,开发建设少占或不占耕地,实现耕地总量动态平衡。但在某些地方具体执行过程中一个非常危险的倾向就是虚假的占补平衡。


现在的原则是占用多少耕地就要补多少,但补的耕地基本都是通过山上开荒来实现。而开荒就把山上的树都砍了,来改造成补偿用的耕地,这种做法是十分危险的,会造成水土大量流失和生态环境破坏。许多山区的浅薄的土层一旦失去植被保护造成流失,几百年都难以恢复,而且这样补充的耕地与被占用的耕地在质量上有本质的差别。但很多地方为了多用地,拼凑占补平衡仍在这样做,这样既欺骗了大自然又欺骗自己,是很荒唐的行为,是双重的犯罪。


另一个危险倾向是盲目把小村庄合并成大村庄。这种模式在欧洲有过教训。二战以后,欧洲有些地方合并了一些农庄,但是效果都不好。欧洲在总结这种做法后,指出村庄合并是不可行的,原因就在于村庄都是历史形成的,一个村庄的布局与农村的经济循环紧密相扣,农民的生产生活吃喝拉撒全部在周边的土地上循环利用。一旦把小村庄集中起来,就阻断了人与土地之间的循环,而一旦不循环之后生态环境的代价就会很高,农民务农的成本也会随之升高,就会出现“骑着摩托车挑粪便”的现象。


城市现在在推行循环经济,但是作为循环经济典型的农村却在“开倒车”。某国家部委领导一针见血地指出:有些地方热衷于撤村并居、搞占补平衡,搞来搞去就是看中了农民的地,把农民的地换出来增加地方收入,这是真正的目的,其他都是假的。


我们国家怕的就是数字大跃进,许多人喜欢玩数字游戏。占补平衡怎么来的?耕地增加的数字怎么来的?造林的数字怎么来的?还有撤村并居之后收入增加的数字怎么来的?都难以经得起刨根问底。


我曾当过农民,较了解农民的生活。农民的生活中生产的空间、生态的空间、生活的空间三者是重合的,这是与城市本质的区别。这种重合是低成本的、循环的、合理的、可持续的。


浙江省的新农村建设没有陷入这类陷阱,那里的新农村改造尊重村庄原来的布局,没有搞大拆大建大合并。政府通过以奖代补来补贴农民自身做不了的事情,为老百姓做好事。比如有的村子要修路,有的要完善电网,有的要建设污水处理设施,这些事情做好了财政就给予奖励。这种做法没有对原有村庄布局大并大撤,完全是遵循自然的,同时又改善了农村环境。这样的新农村农民的“农家乐”对城里人就有很大的吸引力,农民的收入也因此年年翻番。城里人周末携家带口去农村,认识农村、感受农村,周日回城时顺便从农民那里购买一周的新鲜蔬菜。这种模式国外早有预言,“城市化的过程,必然存在一个乡村的旅游化过程。”


上述错误倾向的原因部分在于,一些领导受改造山河、大兴土木的封建糟粕文化的影响不遵循农村生产生活的客观规律。有几位建设系统的干部写了本书让我写序,书名叫做《再造乡村面貌》,副标题叫做《如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被我狠狠批了一顿。这本书的内容还是红卫兵思维:好大喜功,想毕其功于一役,想改天换地,想人定胜天、挑战自然。农村与城市都反映出来这样的问题,但是城里的土地因为拆迁条例的修改难以征用了,征地拆迁成本太高,一些地方就开始打农村土地的主意。事实证明:城市与农村应协调互补发展,不能用城市的眼光、工业的办法来改造农村。


遵循对大自然干扰最小的路径


《瞭望》:那么,在未来城市化的进程中,城市建设应当遵循一条什么样的路径?


仇保兴:就是一条,对大自然干扰最小的路径。城市是人类最大的构筑物。人类所有的想象力都通过城市表达出来了,人类的雄心壮志、构思、梦想都在城市中得以实现,同时城市又是对自然干扰最大的人工产物。城市消耗了全球85%的能源和资源,产生了同等数量的废气废渣废料废水。所以城市是人类应对气候变化的主战场。


2000年,世界建筑师大会在北京召开。当时吴良镛先生起草了作为人类城市化过程中“三大宪章”之一的《北京宪章》(另两个为1933年的《雅典宪章》与1977年的《马丘比丘宪章》),《北京宪章》文稿中有幅漫画:城市像一个魔鬼,张着鲨鱼般的利齿,吞食着田野风光、森林,拉出黑烟滚滚的工厂与贫民窟。


既然城市是对大自然干扰最大的人工作品,城市的发展模式就必须转变为对大自然干扰最小的模式,这种模式就是生态城市。生态城市这一概念有许多定义,但其最核心的就是对大自然干扰最小的城市发展模式。我国正处于城市化的中期,避免美国式的城市发展错误还为时不晚,城市与建筑还能够采取对自然干扰最小的模式。如果将已建成的城市改造成生态城市会有困难的话,在新城或卫星城建设之初按照生态城市的标准去做,就会容易很多。


所以,生态城市是系统地降低城市对自然生态系统干扰的发展模式。具体而言可通过绿色建筑、绿色交通、绿色基础设施、绿色小区、绿色产业等,共同构建成生态城市。所以说生态城市发展在中国正当其时。


从时机上来看,我国采取生态城市的发展模式还来得及,但在中国实践起来并不容易。我国地形非常复杂,气候条件差异大,不同地方的生态城市都应该因地制宜,像绿色建筑一样应具有当地气候适应性,需要立足于当地实际,这就要求生态城市的模式是多样化的。生态城市的建设,不能一窝蜂上,不能搞一刀切的标准。








本文内容于 2010-10-2 12:00:44 被劲射天王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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