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光美之兄:“永不消逝的电波”与我无关

与中国大多数夫妻一样,王士光和王新夫妇看上去没什么特别之处。在一张照片上,他们一左一右,肩并肩站在庭院里,略显拘谨。那是1938年的冬天,两个年轻人打扮得很是时尚:丈夫穿了件呢子风衣,妻子穿的是翻毛皮大衣。


又过了10年,两人的穿着大为改变:齐刘海的卷发和西装革履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装。不过,夫妻俩中间多了个睁着大眼睛的小女孩,脖子上系着浅色的围嘴。



最大的变化当然是岁月带来的。到了1975年,照片上的男人头发已经花白,带副黑框眼镜。他俩身着深色干部服,力图摆出一副严肃的面孔,但仍然掩饰不住脸上的喜悦。


旁人难以想象,这些已经发黄甚至模糊不清的照片背后,是一个接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


第一张是他们假扮夫妻在天津做地下工作时的合影。第二张是两人因战争而分开,直到8年后在当时的晋冀鲁豫解放区一个小镇上相遇之后拍摄的。不过这一次,假夫妻终成眷属,并生下了大女儿。而1975年那一张,是两口子“文化大革命”时期分别了8年后重逢时拍摄的。


最近,根据同名电影改编的电视剧《永不消逝的电波》在央视一套热播,讲述一对共产党员假扮夫妻,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故事。相比之下,身为原型之一的王士光夫妇,现实生活中却一直低调而平静。他们相濡以沫度过了65年时光,直到2003年王士光在北京去世。如今,妻子王新依然在世,已经89岁的高龄了。


那些“永不消逝的电波”,彻底改变了他们今生今世的命运。


那时候就是这样,只要党布置了任务,个人就会无条件地服从


正如荧屏上的女主角何兰芬一样,起初,本名叫王兰芬的王新也不同意“嫁人”。


当时,她的身份还是河北女师附中的学生。她出身于东北一个颇有名望的官绅家庭。张学良子承父业后第一次检阅东北军队,陪阅官就是王兰芬的父亲。


“九·一八”事变后,父亲把女儿王兰芬送到天津亲戚家中。第二年,还在读中学、年仅15岁的王兰芬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与她单线联系的地下党员,是彭真的夫人张洁清。按照计划,15岁的王兰芬即将到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的一所分校学习。这一天,她到指定地点来接头。


一切都像电视剧中那样充满悬念:在一座充满欧式风格的花园里,一个陌生的男子告诉她“党交给你的任务变了”,需要她和一个男同志组成名义上的家庭,掩护对方做通信工作。


“我觉得很突然,思想根本来不及转弯。”时隔多年,早已改名为王新的王兰芬笑着回忆说。她表示自己连恋爱还没谈过,怎么能和一个素不相识的人结婚?


后来,王新才知道,这个接头人正是当时的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后来成为国务院副总理的姚依林。当时,他的名字叫姚克广。


也许是看出了小姑娘的心思,姚依林劝解说:“党员嘛,个人要服从组织,党相信你会很好地完成任务的。”在回忆文章中,王新说自己无言以对,表示坚决服从。


“那时候就是这样,只要党布置了任务,个人就会无条件地服从。”谈起这段往事时,他们的小女儿王更怕别人不理解,补充说。这句话她时常从父母口中听到,无论是战争年代的天各一方,还是解放后的坎坷跌宕,他们都用这句话来解释。


与此同时,也有人去做男方的工作。他就是“一二·九”运动表现积极的王士光。这个清华大学电机系的高才生同样出身名门:父亲王治昌曾经担任北洋政府的农商部工商司司长并代理过总长,六弟是解放后成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王光英,大妹则是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


为了不碰钉子,后来担任交通部副部长的葛琛先试问了王士光3个问题:婚否、有无对象、有无目标。他爽快地答以“我是‘三无’”,并表示要“打败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反动派再结婚”。


这也难怪,在众人眼中,这位王家四公子心目中恐怕只有无线电。在王光美记忆里,当时名字还叫王光杰的哥哥从小就喜欢研究无线电设备。他还以看电影的借口拿去王光美的零花钱,私下里都去买了无线电器材。据说,王光美还帮他缠过无线电线圈。


担任过最高法院院长的郑天翔也回忆,王光杰早在高中读书时,就很擅长物理,所以先是考上了北京大学物理系,第二年又转入清华大学电机系。


或许是考虑到他的这种专业背景,当姚依林为加强河北省敌占区和抗日根据地的联系,决定在天津建立一个电台组织时,就自然而然找到了王光杰。


后来,姚依林回忆说,当时天津和延安距离遥远,一些重大的文件和指示都无法及时获知。有时候,他不得不通过日本人所办报纸的内部消息、以及收听武汉国民党电台的广播来获取信息。


“后来才知道有个洛川会议,文件自然无法看到,”姚依林说,“我们只是按照中央给的任务,根据地方斗争情况那样地干了起来。”


八一电影制片厂文学部编辑郝在今的著作《中国秘密战》,记述了中国共产党自抗日战争以来的情报保卫工作。他介绍说,当时无线电电台在信息传播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1930年,江西苏区的红军缴获了一部电台,可惜被战士们当做怪物砸烂了。得知此事的毛泽东专门嘱咐,在下达作战命令时加上一条,各路红军注意收集无线电台。


这一年的龙岗战斗又缴获了一批电台,不幸又被战士砸坏,只剩下一部机器,虽然能够收报,但是不能发报。最终,红军俘虏了对方10个技术人员,创立了红军的第一个电台。朱德每日过问电台工作,并给技术人员以优厚的待遇,台长每个月工资50大洋,差不多是总司令的10倍。


在这种情况下,找一对假夫妻在敌占区设立电台,就有了基础。


这个人怎么像监狱里出来的


尽管表示了无条件服从,王兰芬仍然提出,要先见一见这位年长6岁的“丈夫”。“况且他同意不同意我呢?”她反问道。


时间定在了1938年的一天,地点是天津一个名叫颐和园的旅舍。提前来到旅舍的姚依林还给王兰芬倒了杯水,安慰她说一定会完成任务。


多年后,已经是耄耋老人的王兰芬,依然记得对这位假丈夫的第一印象:脸色苍白,头发乱得就像倒伏的麦子,不知道还以为是刚刚从监狱里出来的。


每每听到这段情节,女儿王更就忍不住打趣:“我妈当时还失手把茶水泼了一身呢!”


而王光杰看见猛然跳出来个拖着辫子的小姑娘,也忍不住脱口而出:“这么小?”


他可能还不知道,对面的这个女学生,为了显得成熟些,特意换下了白衣蓝裙的学生制服,穿上了一条蓝布旗袍,就连两条小辫子上的白绸花也特意换成了黑丝带。


看到这样的情景,姚依林赶快把话题岔开,建议两人理发。他尤其叮嘱王兰芬“辫子一定要忍痛割爱”,烫个卷发最为合适。


他也早已在英租界一个叫伊甸园的小洋楼上为他们租下住房。考虑到王兰芬年龄太小,姚依林又找了一位40多岁的烈士家属及其孩子,扮成他们的婶母和弟弟。


就这样,一个四口之家诞生了。丈夫名叫吴厚和,在天洋市场一家电料行当技师。妻子名叫黄慧,和婶母在家操持家务。


夫妇俩还以丈夫感染了肺结核,不得不分床睡为理由,在婚房里摆上两张单人床。“以黄河为界。”王光杰幽默地打比方,所谓的“黄河”是一台八仙桌和4把吃饭用的椅子。


电台伪装成收音机的形式。起初用的是美国生产的收发报机,后来考虑到发射机和电源噪音太大,王光杰特意从家里拿来自己组装的电台和电源。据说,第一次试机,他们就发现机器“打了火”,幸亏王光杰早有准备,迅速修理好了。


接下来的场景几乎和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展现得一模一样:在这幢三层小洋楼的楼顶,每天凌晨一两点钟的时候,王光杰开始工作。三伏天的夜晚,旁人都在屋外挥舞着蒲扇,他却躲在屋子里,把门窗捂得严严实实,用绒布把发报机的电键包裹起来,聚精会神地发报收报。


他的第一个收发报对象,是邓宋支队司令部的电台。这支部队由八路军宋时伦支队和邓华支队合并,组成了八路军第四纵队。对方很快就发来“QSA-5”,表示信号很好,王光杰也用“ROK”回复,以说明接收完毕。


年轻的妻子也成了助手。她几乎没有什么娱乐活动。有时候,为了掩护工作,就和楼下的房东太太聊聊天,或者找另外一个租户,一个冀东来的大地主太太说说话。


虽然亲戚家就住在隔着两条马路的地方,她却从来没有去探望过,甚至没有让家人知道自己的行踪。


“我就像演戏一样。”她说。


小姑娘唯一的娱乐就是在阳台上跳绳,这是表示安全的讯号。有时候下班回来,望着“妻子”在阳台上蹦蹦跳跳,王光杰会上前帮忙甩绳圈儿,有时候还会和她一起跳绳。


也有的时候,阳台上会立着一根竹竿,当然这也是联络的安全信号。


我现在向你请求,我们结婚吧


这些浪漫轻松的故事背后,其实潜伏着巨大的危险。


1938年被郝在今总结为中国情报、保卫工作的历史分期。这一年,中国政坛的国民党和共产党在情报保卫工作方面,都大力进行组织机构变动、方针路线调整和人事选拔培训。


就在这年4月,蒋介石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扩大为两个部门,其中一个叫“国民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另一个就是简称“军统”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


地下工作的对手除了日本宪兵特务和伪政权警察特务外,还有国民党潜伏人员。为此,姚依林叮嘱王光杰不要打扮成穷酸学生的模样,“很容易被注意”。他甚至给王光杰买来了梳子和头油,说是“我知道你思想没有通,所以替你买来,在学校里,朴素是个美德,现在做地下机关工作,要时刻警惕”。


同志们的见面暗号也很讲究。有一次,王光杰和姚依林相约在天津大光明电影院的门口。一人拿着一张折起一角的《银都小报》,不停地抽烟,直到另一位也手持《银都小报》前来对火。


假扮夫妻更是不能掉以轻心。闲暇的时候,这对“恩爱夫妻”还特意到附近的黄家花园散步,这是一位清末候补道台所建的园林。


不过,即便是这样装模作样的散步谈心,红色夫妻谈论的话题也离不开“一定要完成党交给的任务”之类。看到花园里的松柏,这对革命者还会赞赏这种植物“不怕风吹雨打和严寒霜雪”。


“我本来看不上这个花园,但后来和黄慧在这里齐步走,听到被践踏的干树叶的沙沙声,觉得别有风味。”王光杰回忆说。


虽然大多数时候是“假夫妻”,但也有“真情侣”的时刻。一次,王光杰持续高烧,虚弱地躺在床上。王兰芬就像真正的妻子那样日夜守护。这让王光杰很感动,他甚至回想起第一次见面时,无意中伤害对方自尊心的那句话,不由得道歉说:“论年纪,你比我小,是我的妹妹;按党龄,你比我入党早,应该是我的姐姐。”


如今,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附近的一个房间里,时间似乎永远停留在了72年前。夫妻俩那张黑白合影还摆在桌子上,他们回忆往事的视频正在电视机上播放。当时,王士光由于喉癌接受了“喉全切”手术,已经无法张口说话了。尽管如此,旁人问到多年前的往事,这位老人的眼睛不由得亮了起来,还有片刻,露出神往的表情。


据说,两人的感情得到升华缘于一次遇险。一天晚上,周围出现“情况”,王氏夫妇只得离开这个家,找一个旅馆躲起来。他们观察了旅馆的房间和地形,研究了脱险的办法和途径,思考着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王光杰想着宁可牺牲自己也要保存电台,掩护王兰芬脱险;王兰芬却思量着王光杰是电台的负责人,应该牺牲自己掩护他脱险。他们悄悄地讲出各自的心事,结果谁也无法说服对方。


终于有一天,王兰芬忍不住了,问他说:“老姚和葛琛都问过你,你的‘三无’怎么样了?你为什么吞吞吐吐地不回答,为什么还脸红?你要老实交代?”


王光杰大胆地说:“因为有了你。”


“你的心思我早就看出来了,就是怕羞不肯说。”王兰芬很是爽快。


“我现在向你请求,我们结婚吧!”王光杰借机说。


“我妈经常说我爸是个好人,说是两人在一起从不主动表示。我后来明白了,原来是她主动的呀!”提及此事,王更忍不住笑了。


1938年12月26日,经过中共平津塘点线工作委员会的批准,这对假夫妻正式结为真伴侣。


两人见面竟也没有别的话说,只是问了句“我可以抽烟吗?”


直至1939年年底撤销为止,这个原定运行3个月的秘密电台,持续了一年多。通过这座电台,中共河北省委和天津市委及时与上级党组织保持了联系。据姚依林的女儿回忆,在当时著名的“冀东暴动”中,这部电台就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根据组织的安排,这对新婚夫妇又来到平西根据地,并更名为王士光和王新,被同事们称作“大王”和“小王”。大王担任晋察热辽军区司令部无线电中队机务主任,小王在各地开展妇女工作。


1940年春天,由于战场形势的变化,他们各自随着部队转移,就此失去了联系。据说,王光美后来曾经托人到东北局去问,得知有5个名叫王新的共产党人。不久,甚至传来了王新牺牲的消息。


在同事们的眼中,那时的王士光变得孤独极了。他的外甥、刘少奇之子刘源形容,他以前是“察明(CHARMING)酷(COOL)毕帅呆啦”的四公子。但此时,他衣服又脏又破,大小也不合身,吃饭也是饥一顿、饱一顿的。有时候,他嘴巴干裂成一道道血口子,眼窝也变得深陷。


他唯一的寄托似乎就是工作。1946年11月,邯郸新华广播电台收到延安电报,胡宗南进攻延安,党中央决定主动撤离,命令邯郸台迅速做好接替工作。组织把这个任务交给了王士光。


在没有图纸、技术资料和计算工具的情况下,大王把装好的中波电台改成了短波电台。在半地下室的锅炉房里,他还利用铁轨、飞机残骸改制通信材料,并自己烧瓷制作绝缘材料。


1947年春天,当国民政府宣扬“国军的决定性胜利”、“共匪首府已攻克”时,代表共产党声音的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却在3月29日,也就是国民党军队攻入延安的当晚,不可思议地发出了“XNCR(延安广播电台呼号)”的呼号声。


当时,播音员只是在不停地重复一句话:“机器发生故障暂停播音,明日再会。”第二天,王士光又指导邯郸新华广播电台继续播音,先是播放了秧歌曲《兄妹开荒》,接着拿出自制的新闻节目。


据后来被俘的国民党测向台台长称,当他们用测向机测到“陕北新华广播电台”身在晋东南地区时,觉得非常意外。在晋东南的侦察机也报称,根本没有发现广播发射台存在的迹象。由于担心如实上报会以“谎报军情”论处,他只好上报称中共电台在延安西北的定边,国民党军队特意派飞机对那里进行了一番轰炸。


为此,晋冀鲁豫中央局、军区司令部和军区政治部联名授予王士光“特等功臣”奖旗和“人民功臣”银质奖章。


另一方面,这位“电信大王”已经步入中年了。据说,当时给他介绍对象的不在少数,一个女同事向他表白,得到的回复却是“不考虑”。


王更说:“在革命年代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夫妻俩如果3年没有任何音信就可以重新再找了。但我爸妈都不,都互相等着。”


多年后,提起这段跨越10年之久的忠贞,王士光已经不能言语。王新颤抖着双手说:“我们既然是在工作中了解的,又是党员,我想虽然没有见面,也应该等待。”


终于,通过报纸上刊登的丈夫的模范事迹,王新从牡丹江来找王士光。1947年年底的一天,老乡们成群结队地聚在村口,像看新媳妇一样,围看大王那断绝音信多年的妻子。


“还是那张苍白消瘦的脸,头发又长又乱,就像从监狱里刚刚出来一样。”小王回忆说。


两人见面竟也没有别的话说,沉默了片刻,大王才激动地说出句话“我可以抽烟吗?”小王向来注重仪表形象,也从来不抽烟的,这时也用颤抖的声音回答:“也给我一支烟。”


接到释放出狱的通知,他竟然要求继续留在监狱里


没人料到,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这一切却成了王士光的罪证。1949年以后,王士光先后担任重工业部电信工业局副局长、第二机械工业部第十局的副局长和第四机械工业部副部长。


“你们夫妻搞秘密电台时为什么没有被捕?”“你为什么要坚持等你妻子8年之久?”“你们夫妻为什么不相互揭发?”当时有人这样问。


不过,刘源解释说:“到底还是因为与我父母的亲戚关系,让他倒了大霉:批判斗争、审查检讨,没完没了。”


在刘源印象里,舅舅王士光从未借助父亲刘少奇的关系谋利。甚至,到中南海探望自己的母亲时,他也从来不找刘少奇夫妇。


王光美甚至觉得哥哥总是躲着自己。1948年在西柏坡,她意外得知哥哥也住在附近,立即赶去探望。自从1938年离家,兄妹俩已经有10年没有相见了。得知妹妹即将结婚,王士光赶忙问对方的名字。


“是刘少奇。”王光美说。


向来和蔼亲切的王士光顿时厉色疾言:“别胡思乱想!”


“真的!”


“你懂什么!那是党的领袖!”


王光美没有再做辩解。多年后,她将此当做趣事来讲:“多半他认为那完全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事,根本不信、不听。”


1968年8月11日,王士光被投入秦城监狱。不久,妻子也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两人再度天各一方,直至王士光8年后出狱。


如今,已经没有太多当事人能说出这对夫妇再次久别后重逢的情形了。王更说:“大概两人也像同志那样握着手,一句话也不说吧!”


不过,在秦城监狱,王士光也没闲着。从1973年3月开始,他在没有任何技术资料和计算工具的情况下,开始在监狱里撰写书稿,内容包括雷达、电子对抗和集成电路等等。截至1975年4月7日出狱,这些书稿共计70万字,订了39本。


他对王更说,最初入狱时被看管得非常紧。除了写交代材料,一身黑色囚衣的囚犯唯一的权利就是面对四壁思考“罪行”。


后来,他干脆借着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机会,将心得贯穿在书稿里。比如每篇的开头都写上“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体会”等字样,有时候还会附上两首毛泽东诗词。以至于接到释放出狱的通知,他竟然要求继续留在监狱里写完书稿。


有专家评论说,这些资料所涵盖的雷达通信、电子战、声纳等军事电子装备的设计方案范围之广令人惊叹不已。


在父亲去世后的第一天,王更急于找一块白色的台布布置灵堂,却在壁柜里意外地发现了这些手稿,上面还有这样一段话:“我在这里经受严格审查期间,一定要努力看书学习,并尽我的最大努力,力争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做一些有益的工作。”


“在现在看似革命口号的几句话,正是父亲当时在监狱中内心的真实表白,”王更眼睛有些湿润地说,“几十年来,我对他真正的了解竟然是在他老人家走了之后。”


他们革命感情大于夫妻情分


“我们其实是工作关系。过去是他做秘密电台我做助手,后来他担任领导我就把家里打理好。”王老太太这样总结自己的这段传奇婚姻,“不是你们想象的那种你要对我怎么样,我要对你怎么样。”


“革命”、“党组织”、“任务”这些关键词,成为他们婚姻的最大特色。第一次分离,王新说他们虽然没有见面,但更重要的是都没有离开过组织。在第二个8年的分别中,最让王士光难以忍受的事情,是“为党为人民工作的权利被强行剥夺”。


“他们革命感情大于夫妻情分。”王更借用母亲的话说。据她回忆,老两口最爱唠叨的就是1938年做地下工作的故事了。


但革命年代逐渐远去,这对共同经历风雨的夫妻,最终回归寻常生活。有时,他们照样会吵架。据说,曾经担任电子工业部部长的江泽民就曾经到家中,调解老两口的家庭矛盾。据刘源形容,劝说效果极佳。


1994年,王新股骨胫骨骨折住院,瘦得不到70斤重,王士光经常变换花样为她做饭,并把电视里播放的《西游记》、《红楼梦》等电视连续剧全部录制下来,不厌其烦地给她讲解。


离休后不久,王新患上了老年忧郁症,像孩子一样寸步不让王士光离开。有时候,他病情波动起来特别爱发脾气,甚至很不讲理,连王更都替父亲感到委屈,可是王士光总是默默地包容一切。


由于王新酷爱鲜花,王士光更是在庭院里种上10多棵月季。起初,王更买来的品种只有淡粉色和艳红色,王士光专门要求加上黄色和白色等多种色彩。隔上几天,他就会挑选最艳丽的花朵剪下来,送到王新面前。这时,对方会像孩子般兴奋地拍起手来。王士光已经老了,手不知道被花刺扎过多少次,但他依然欣慰地笑着。


即便在病重最后一次住院期间,为了替王新填写单位发的一张履历表,身体已经相当虚弱的王士光依然艰难地坐在沙发上,用颤抖无力的手,坚持写了1个多小时。


如今,偌大的房间里只有女儿和保姆陪伴着王新,她已基本上不能说出完整的句子,时常坐在轮椅上发呆。和热播的电视剧相比,她几乎成了个局外人。据说,原型之一的王士光在世时,提到这部电影也是直摆手,说和自己毫无关系。


不过,当有人趴在耳边,大声说出“永不消逝的电波”几个字时,一直面无表情的王新(王兰芬),脸上会透出一丝微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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