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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金投资者的一片哀鸣中,中国基金业亮出了上半年巨亏超过4000亿人民币的成绩单。


“万骨皆枯还能堆出个一将功成,基金行业砸着千亿的钱,却堆出个片片萧条。”有投资者戏称。


其实,“萧条”只是相对来说,在利润巨亏的同时,基金公司却以超过140亿的管理费赚的盆满钵满。


利润巨亏,公司赚钱,这是怪象,还是基金业规则带来的合理结局?


有业内人士认为,基金行业由于在制度设计上生搬硬套海外成熟市场,形成了管理费按固定比例提成的先天性缺陷,这直接导致了广大基民的利益得不到保障。再加上近几年基金行业内幕交易横行、“老鼠仓”频出、行业自律松散、人才资源匮乏等等缺陷,基金行业已经陷入危局。


有评论认为,刚刚经历了“黄金十年”的基金行业盛极而衰在所难免。如果不解决基金行业长期存在的问题,基金业生态环境将持续恶化。


已在中国走过十余年历程的基金行业,真的走到了一个非改不可的节点?数千亿巨亏,能否带来行业大变动?谁能保障基民的利益?行业发展的出路又在何方?


巨亏4000亿,谁的错?


作为一名老基民,李建在得知他购买的嘉实沪深300基金成为亏损大户时,懵了。


虽然他知道,今年股市的表现也很差,本来也没期望能赚多少钱,但他还是想不通,一个号称由专业人士运作的基金投资团队为何在上半年能把基金运作亏损超过50亿元。


“难道这帮人就不会及时止损吗。”李建说,他买基金已经有6年历史,一开始就是看中了基金公司的专业运作,但随着最近两年基金业“恶习”的频繁爆发,他周围很多朋友看着日益减少的基金账户便纷纷退出了。


“照这样下去,我也不会再买了。”李建说。


作为国内管理资产规模最大的单只基金,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的基金产品嘉实沪深300拥有近283亿元基金资产,持有人户数高达179.33万户。今年前6个月,该基金净值下跌26.69%。


与嘉实相比,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产品的亏损更为惨重。今年上半年,易方达旗下24只基金合计亏损额高达392亿元。


不只是嘉实和易方达,从单只基金来看,百亿级规模的“大基金”上半年利润亏损幅度超过50亿元的基金还有中邮成长、华夏50ETF等。


“大基金”都如此,其他中小规模的基金公司更是成绩惨淡。根据各基金公司中报统计,截至8月29日,国内基金行业60家基金公司、652只基金产品半年亏损4400亿元,仅次于2008年上半年亏损1.08万亿,为历史第二大半年度亏损额。


根据专业证券咨询机构天相投资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包括股票型、混合型和封闭型基金在内的股票方向基金,平均每只亏损达到9.67亿元;而在股票型基金中,规模较大的指数基金成为亏损的重头,其中,亏损超过40亿元的15只股票型基金中,8只为指数型基金。


此外,如果按照“基金公司”分类统计,除去上述提到的“大基金”外,包括华夏、博时、南方、广发、大成等基金公司因为管理资产规模庞大,也成为亏损的重头。


“大市不好”还是“天然缺陷”?


究竟是什么造成了众基金产品的巨亏?在采访中,记者发现,大多数的基金公司将巨亏原因归结为“大市不好”。


受访基金公司普遍认为,A股的暴跌直接导致了基金利润的下滑,因为基金产品多数是股票型基金,甚至有基金人士认为,现在的基金业就是“看天吃饭”。


对此,安邦咨询研究员陈业表示,上半年A股市场连续下挫,上证综指下跌了26.82%,深成指下跌31.48%,两大指数跌幅仅好于希腊股市32.61%的跌幅,为全球第二差市场。以股票市场为主战场的基金,面对这样的腥风血雨,想必也是一肚子的苦水。


既然是以股票为主要投资品种,基金的业绩就不可避免要受到股市状况的影响。但是,作为投资者心中的“专家理财”,数百只基金整体性地牛市赚钱、熊市亏钱,表现出明显“靠天吃饭”的特征。


此外,一家规模不大的基金公司的相关人士告诉称,基金上半年如此表现,还与其体制存在的“天然缺陷”有很大关系。


该人士称,首先,证监会对基金业仓位配置的规定存在争议,如股票型基金仓位必须在60%以上,这种高仓位限制虽然是为了维护市场稳定,却不符合市场资金防守原则,“遇到股指持续下跌,60%的仓位怎么可能不赔钱?仓位维稳的方式已经不合时宜,而应该通过股指期货、融资融券等做空机制维护市场稳定。”


其次是如果基金亏损,对基金经理缺乏惩罚机制,该人士称,基金亏损是正常,但应该限制一定比例,超过则要有所惩罚,“惩罚的缺失让基金经理对基民缺乏责任感。”


148亿管理费花哪儿了?

在基金公司发生利润严重亏损的背景下,各大基金公司却从广大基民手中赚取了149亿元的管理费。这就好比说,你帮我理财,把我的财理没了,你还要从我手里分走一部分钱当作报酬。


“我手里的基金半年时间就缩水超过了30%,为什么基金管理费和基金经理的薪酬却是不降反升?”作为博时超大盘ETF的投资者,北京市民松女士面对基金上半年的业绩和管理费、薪酬呈现一个巨亏、一个上涨的情况,难以理解。


据天项投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60家基金公司的管理费收入合计达148.95亿元,与去年同期的125.43亿元相比,增长19%。


华夏、易方达、嘉实、南方、博时、广发、大成、华安、银华、上投摩根的管理费收入位于前10,合计高达70.51亿元,已接近全行业的一半。华夏以14.6亿元的管理费收入遥遥领先,易方达、嘉实、南方、博时的管理费收入分别为8.03亿元、7.99亿元、7.35亿元、6.76亿元。


此外,作为把基金操作成巨亏的基金经理们,报酬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出现大幅度上涨。据万得资讯的统计数据显示,391只开放式偏股基金上半年付给基金经理的报酬高达127.02亿元,相比2009年上半年的105.89亿元薪酬总额,同比涨幅高达20.9%。如华夏基金,该公司上半年旗下基金巨亏超过400亿,但却以14.6亿元管理费高居基金公司收入榜第一。


“导致这一奇怪现象的原因是基金公司的管理费和业绩并无关系,这是由经营模式决定的,因为基金公司采取规模管理的机制,根据规模来收取管理费。基金规模越大,其管理费也就越高。”安邦咨询分析师陈业称。


据悉,如今,无论基民盈利或者亏损,各大基金公司都按固定比例提取管理费,其中,主动型股票基金的年管理费率大多为1.5%,指数基金的年管理费率大多为0.5%~1.0%,债券基金的年管理费率大多为0.6%~0.7%,货币基金的年管理费率为0.33%。


受这种盈利模式的驱动,很多基金公司都把规模增长视为公司经营的主要目标。在基金公司的利益和投资者利益发生冲突时,不惜损害投资者利益,突出表现为在营销行为方面,基金公司热衷于在股市的阶段性波动高点,向投资者大量募集资金;在投资行为方面,则热衷于追涨杀跌,从而造成股市剧烈波动,不但不能起到稳定股市的作用,反而成为市场稳定的破坏者


“各大基金公司对于所提取的管理费用,除部分用于支付银行渠道的佣金外,就主要用于给公司高管、基金经理和员工们发放巨额年薪等成本费用开支,最后剩下的则是分配给基金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上述基金公司人士称,这种生搬硬套海外成熟市场的做法现在看来很容易引起投资者的不满。


据介绍,国内基金公司收入的主要来源是从所管理基金提取管理费收入,具体方法是基金资产净值×1.5%(年费率)再逐日提取。例如,一只基金刚成立时的净值为30亿元,那基金公司1年提取的费用就有4500万元,每天提取的管理费至少也有12万元。


而基金经理的薪酬和管理费之间并无直接关系,其薪水是与其管理基金业绩直接挂钩,总的来说都是“工资+奖金”模式,奖金一般是季奖,差别就是在奖金系数上,不同基金公司系数也不一样,而系数是根据基金净值增长率排名情况确定。一名优秀的基金经理年薪很容易超过100万元。


基金12年来时路


1997年11月,国务院批准发布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为基金业的诞生提供了“出生证”。南方、国泰、华夏等10家基金管理公司先后在1998年、1999年成立,称为“老十家”。相关主管部门以“老十家”为平台,对原有的基金进行了调整,整合为29只封闭式证券投资基金,总规模197亿元,形成我国新基金起家的“本钱”。


最初基金发行就像现在新股发行一样,网上发行,摇号抽签,中签率很低。1998年3月23日,A股市场首批两只公募封闭式基金——基金金泰和基金开元通过交易所系统上网发行,有近两千亿资金蜂拥而至进行抢购,而这两只基金的发行规模各只有20亿。最终,基金金泰和开元的中签率都约为2%。


不过这种火红的势头并没有延续太久便遭遇了打击。2000年,基金在股票交易中出现的种种问题被媒体揭露,基金公司的公信力和形象大打折扣。


在之后的将近1年多时间里,既没有新基金发行,也没有新基金管理公司成立,基金业一度进入冰冻期。


2001年9月,华安基金管理公司成立了我国第一只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华安创新,我国基金业的发展由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2004年基金发行遭遇“井喷”,当年3月,海富通收益基金和中信经典配置基金的首次发行规模双双突破100亿份。


随着股改的展开,A股逐渐由熊转牛,进入2007年,A股的火爆使得基民数量暴增,上至满头白发的退休老人,下至还在读书的大学生,都为“基”疯狂。


在那时,证券营业部人满为患,银行里购买基金的人排成长龙,发行规模几十亿上百亿的基金,往往几个小时内就销售一空。


当无数基民还沉浸在数字财富疯涨的喜悦之中时,始自2007年10月中旬的股市大调整,终结了基民的狂欢。A股由牛转熊,股票型基金大面积跌破净值,不少基民坐等收钱的梦想成了泡影。


到2008年,由于受到国际金融的影响,上半年整个基金业竟然亏损1.08万亿,全年基金亏损额达到1.45万亿。而基金业从1998年到2007年10年盈利总规模也只有1.4万亿元到1.45万亿元之间。


基金业10年盈利抵不上半年亏损的表现让人们开始反思,基金业的发展是否走到了拐点?那一年,基金投资者评价基金的行为是“后知后觉、追涨杀跌、人云亦云”;金融学者则称之为是跟风操作、趋势投资、羊群效应。


如今,基金业走过12年,“所有能暴露的问题基本都已出现,所有能犯过的错误,也基本都犯了,现在我们必须重新审视基金业的各个环节。”一位基金业内人士称。


经理频“出走”,“老鼠仓”不绝,规模非正常增长……


信任危机中的基金业


3年前,人们的理财意识刚刚觉醒时,基金销售异常火爆,排队都不一定能买到。在当时,资本市场的急剧扩张及全民理财知识的普及使基金享受了“暴发户”式的增长,在“赚钱效应”的刺激下,把钱交给基金打理也成为许多都市人的主要理财方式。


3年后的今天,基金褪去了神秘的面纱,大幅亏损的局面让很多“基民”不仅有种上当受骗的感觉,还看到了“暴发户”式增长所带来的副作用正在不断显现。老鼠仓、管理混乱、产品同质化、人才流失等一系列恶性事件与发展瓶颈正不断地刺激基民们的神经。


基金业正深陷“信任危机”。


频繁“出走”的基金经理们


据万得资讯统计,2010年以来共有156名基金经理辞职,基金经理的变动进入了“高发期”。而这一数据在2007年的大牛市之际是45名基金经理选择辞职;2008年,市场转头走向熊市,全年有88只基金的基金经理发生辞职。


既然收入在增长,基金经理们为何还会选择辞职?


“我每天一大早就醒来,时常还失眠,想得最多的就是业绩。”在北京的一位基金经理刘女士告诉记者,业绩排名已经压得她喘不过气来,她已经随时准备“走人”了,“反正干一天算一天吧。”


“我现在已经不做公募了,改做私募。”曾多年担任基金经理的赵女士告诉记者,“除了业绩排名上要求较宽松外,操作灵活、激励机制相对合理也是私募的优势所在。”


拿当前最为炙手可热的“明星基金经理”王亚伟来说,由于长期偏爱重组类股票的投资,在业界颇受争议。最近,坊间又盛传其被监管部门调查。对此,王亚伟在公开露面时曾说:“如果我的投资风格确实无法再适应公募基金发展的要求,我也只能考虑其他的发展路径。”


显然,基金公司对短期基金业绩排名的过度追逐与公募基金所面临的诸多限制,已成为一对难以调和的矛盾。


自1998年第一只封闭式基金成立至今,公募基金走过了12个年头。但目前,尚在公募基金阵营打拼的第一代基金经理已屈指可数。


老人走了,新人怎么样呢?万得资讯数据显示,目前内地在任的507位基金经理,担任基金经理的平均岗位年限为2.5年,很多基金经理没有经历过一个完整的牛熊周期。


基金经理从业年限不足1年的占到基金经理总数的近3成,其中有30位是2010年新上任的,而从业经验在10年以上的,还不足1%。


从统计数据来看,不论在牛市中还是熊市中,从业经验匮乏的基金经理,其业绩表现自然值得忧虑。在安邦咨询分析师陈业看来,一个成熟的基金经理至少要经过几轮市场调整的经历,这样下来,10年左右才能有把握对数百亿的资金进行稳健的操作。但现在的情况是,很多“80后”在作过短暂的研究之后便被委以重任,成为一只数百亿规模基金的掌控者。


“就资产管理行业而言,投资知识和经验都积累在个人的身上,培养出一个优秀的基金经理,需要很长时间,付出很大代价。既然拿散户的钱锻炼了基金经理,就应该把基金经理的知识和经验积累都留在公募基金,继续为散户服务。因此,就应该形成一个制度,让优秀的人才愿意长久做下去,把基金业当作自己一辈子的事业。”一位私募基金的负责人表示。


当人们还在担心缺乏经验的年轻人能否胜任基金经理时,又一个棘手的现象出现了,一个基金经理跳槽走了,还可以找人代替,如果是公司老总呢?


《中国经济周刊》获悉,进入今年,很多基金公司的总经理、投资总监也开始频繁出走。根据各基金公司公告统计,今年以来已有9家基金公司的13名高管离开了原来的工作岗位,近期更有上海和深圳两家重量级基金公司CEO传出即将离职的消息。


“与基金经理的跳槽相比,CEO的离职是最难的,除了股东变化的原因外,创业激情消退和对行业发展丧失信心是主要原因,因为他们跳槽的选择余地是很小的,所以做出决定也更难。”一位基金公司高管分析。


“基金业是以人为核心竞争力的行业,基金公司没有庞大的不动产或者机器设备,在整个公司的架构中,是各个岗位上辛勤工作的员工努力创造了价值,尤其是处于业务核心部分的投资管理人员。但在基金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中,是看不到‘人’这个重要因素的,但这却是基金公司最不容忽视的‘无形资产’。没有了优秀的人才,这个行业会成为沙滩上的楼阁,再漂亮也要坍塌的。”上述基金业人士称。

“老鼠仓”的破坏力


1年前的突击行动,把景顺长城基金和长城基金两家基金公司推上了风口浪尖,基金业疑似“老鼠仓”案浮出水面。1年后,证监会通报了当初这起“老鼠仓”案件的结果。


涉案的3位基金经理中,涂强、刘海两位基金经理被处以罚款和市场禁入;而长城基金公司的基金经理韩刚,则被证监会将涉嫌犯罪的证据材料移送至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最终处罚仍在等待。


业界一致认为,韩刚被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无疑开创了监管部门对于基金业“老鼠仓”案处罚手段的先河。


时间回到2009年8月,A股市场上演了一波大幅度的调整,深圳证监局也展开了一场突如其来的检查行动。意料之外的现行检查,却演变成了一场“捕鼠”行动。


在当时,深圳证监局表示,此次突击行动只是例行检查。然而,例行检查的结果却在基金业内引发了不小的震动:带走基金经理的笔记本、抓到基金经理老鼠仓“现行”的消息,也被坊间描述得绘声绘色,且被演绎成了多个版本。直到基金公司公布了对基金经理的调整公告时,原景顺长城基金公司基金经理凃强与长城基金公司刘海、韩刚三人才陡然间暴露于镁光灯下。


之后,深圳证监局在去年11月初正式表态,涂强、韩刚、刘海涉嫌利用非公开信息买卖股票,涉嫌账户金额从几十万元至几百万元不等,深圳证监局启动稽查提前介入程序,随后正式立案稽查。


截至目前,基金业因涉嫌“老鼠仓”而被曝光的基金经理已达6人,与此前原上投摩根基金经理唐建、原南方基金经理王黎敏、原融通基金经理张野所受到处罚不同的是,此次将有基金经理被追究刑事责任。而且,相对于涂强、刘海为所操控账户获利37.94万元、13.47万元的事实,其分别被处以200万元与50万元的罚款,与监管部门通常处以违法所得一倍的罚款相比,也不可同日而语。


德圣基金研究中心首席分析师江赛春表示,追究韩刚的刑事责任,明显加大了对“老鼠仓”的震慑力。从现实角度来说,粗糙简单的内幕交易会减少,但隐秘交易还会有,并不能完全杜绝整个行业的“老鼠仓”现象。


银河证券基金研究中心总经理胡立峰对此次处罚有另一番理解。他指出,此次“老鼠仓”处罚事件在于告诫所有的基金从业人员,要按契约规定,主要方向放在做好蓝筹股的价值挖掘工作上,追求稳健、长期的投资。


“精英团队”也靠“天”吃饭


在投资者眼中,基金公司都以专家理财的名头,占据着金融业“皇冠上的明珠”的位置。但市场诸多风险的重重叠加以及基金体制的困扰,也使得基金经理的专家水平大打折扣。


业内流传着这样一个段子:一日,某记者给相识的基金经理打电话,问点位;对方说:你取笑我,坚决不说!记者疑问:你是基金经理啊!对方答:我不是,我只是看电脑的!


虽然是个笑话,但从中可以看到,在众多不确定因素笼罩下的股市上,即使号称“目光如炬”的基金经理,在黑暗中也同样迷失。


一位基金公司的从业人士称,目前基金业机制的先天缺陷导致其某种程度上和市场中大散户的水平一样,也会常常步入靠“天”吃饭的困境。


近日,记者在参加某券商的策略报告会上,与几家基金公司的基金经理不期而遇。众基金经理已然失去了在公众场合口若悬河的能力,纷纷张口彼此讨教关于市场的看法。几轮询问过后,基金经理达成了一致:即“看不懂”。


随后,讨论的焦点转移到对工作的“抱怨”上来,“也不知道基民怎么找到我的邮箱和电话,说的话真难听。”某基金经理说。这马上引来几位基金经理的共鸣,有基金经理甚至笑言,这样下去,基金经理也成为“风险行业”。


虽然私下的场合上,基金经理都敢于表达自己的迷茫,但是在公开场合,近期看多的声音已经明显增加,一些券商和基金都会告知投资者,现在的市场已经有吸引力


虽然偏乐观的声音在增加,但是有多少是来自内心,却无法衡量,而基金的操作手法还是透露了其方向感的缺失。


国泰基金经理崔海峰曾经说过:基金经理就是个靠天吃饭的农夫,他的解释是:基金经理的投资从本质上来说离不开大的环境,在大牛市下再笨的基金经理也能赚钱,再大熊市下再聪明的基金经理也要亏钱。这个就跟农夫一样,再有个性、再有技巧的农夫,同样也离不开气候环境。


基金规模超常规增长


在一个成熟的市场,资产管理公司通常将更多的精力放在提高投资业绩、做好客户服务上,基金的发行通常不需要“兴师动众”,不会那么看重首发规模,只需达到成立条件即可。


但在国内,这两年基金的首发进入了比拼规模的怪圈,大家热衷于创造一个个规模奇迹。截至2005年底,中国市场上有52家基金公司,基金总规模仅为4797亿元。但是,从2006年年底到2007年年底,国内基金业总规模却从8000亿达到3.3万亿,一年之内增长3倍多。如今,基金规模已经接近4万亿。


一家国内大型基金公司的营销总监曾在解释基金公司“拼首发”现象时说,国内基金发行仍采取审批制度,新基金批文是稀缺资源,一旦拥有,必然充分利用。比规模更是业内心照不宣的秘密,道理很简单,基金公司是按规模提取管理费的,规模跟大家的利益息息相关。


基金规模的超常规增长,原本是基金公司引以为傲的资本,现在却正成为他们发展中的桎梏。基金公司的人才储备开始 “捉襟见肘”,发行费用成倍增加,基金公司之间恶性竞争频频出现。更重要的是,在发行高峰期蜂拥进入的基金投资人,随着市场的调整,开始咀嚼亏损的苦涩,开始走向对基金公司的极端不信任。


投资者们的信任危机以及他们的情绪传染,成为今天横亘在基金公司面前的鸿沟,也许需要多年才能熨平。


有评论人士指出,今天基金面临的困境,正是这两年盲目扩张的恶果,“如果不能及时总结经验教训,更大的困难还在后面,甚至就此断送中国基金业也并非危言耸听。”


事实似乎也验证了这一点。据天相投资的最新数据,今年6月份新成立的3只基金仅仅募集了近16亿元,首发规模平均仅为5.4亿元。在2007年,基金市场逾9成的投资人为散户。伴随着新基金首发规模逐渐下降及投资者的热情不高,基金动员各机构、员工开始自购,导致新开户数有限、基金户均认购额不断上升的现象。近期成立的一只规模近20亿的股票型基金,其户均认购金额高达13万。


已经有基金公司意识到,管理几十亿的基金和管理上百亿的基金并不是简单的累加,基金也并非越大越好。一位接受采访的某大型基金公司营销总监对记者表示,随着资本市场、基金公司、投资者的不断成熟,国内基金公司拼规模、轻服务的现状早晚会得到改变。问题是,投资者是否能有耐心等到那一天。


谁来拯救基金业

12年,500多个公募基金经理,600多只基金,1人管两只、三只甚至更多的基金。面对这样的中国基金业现状,很多受访人士认为,“是要痛下决心改革的时候了。”


华夏基金总经理范勇认为,目前的基金行业仍然没有突破旧有的框架,还没有建立起“以人为本”的资产管理制度,这成为中国基金业“可持续增长”的制约因素。范勇称,一个行业是否有生命力,能否留住人才,归根结底在于其制度是否具有先进性。基金业如果不进行制度上的革新,就会逐步丧失竞争力。


一位基金业从业人士认为,目前基金业进入了阶段性的瓶颈期,急需突破制度层面的一些限制:“第一,改变现有的审批管制,实现基金公司准入的市场化、基金产品发行的市场化;第二,发展第三方销售渠道,建立专业的投资顾问团队;第三,从制度上规范基金合同等条款。”


原《证券投资基金法》起草工作小组组长王连洲认为,应降低成立基金管理公司的准入门槛,扩大基金公司业务及其旗下基金的投资范围,允许更多具有一定资质要求的单位或个人有可能通过市场择优进入基金管理业。


基金业的糟糕表现也引起了监管层的注意。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姚刚日前在上海的一个论坛上公开表示,目前整个基金业由于过去几年的发展过快,现在正面临一定的瓶颈。他坦言,“基金行业存在的主要问题还是消化前两年行业过度膨胀的问题。”


即便如此,姚刚仍然对基金业的未来发展充满信心,他称,目前正在修改中的《基金法》,会对业界呼吁已久的激励机制问题方面给予考虑。


与此同时,有关基金监管部门面临调整的消息也浮出水面。9月20日,有媒体报道称,证监会基金监管部主任吴清将去职赴地方锻炼,基金监管部副主任杨秋梅将到香港证券交易所任职。报道称,证监会并将成立基金业协会,以加强对基金业监管。


中国基金业上半年巨亏4千亿 基金公司反赚140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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