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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戈

这次事件不是恐怖袭击,但国家必须要有它是恐怖袭击的准备;人人都支持对恐怖分子绝不妥协,但如果他们握有生命等我们珍视的重大利益,就必须从谈判开始。

菲律宾这次反劫持的失败就不用说了,无爆炸装置,劫匪单枪匹马,狙击有多次机会,被害人质据说均要害中弹,混上去的警察难道想抓活的?

人们自然远的会想到以色列特种部队突袭乌干达恩德培机场之类的战例。近的有美国海豹突击队击毙索马里海盗。中国也有一堆豹,却没有反应,与习惯有关。武警第一次走出国门承担实战任务,伊拉克护馆,才是近年的事。外交上当然也不是每次事发地国都同意人质国武装人员介入,但无论是否同意,提前部署是必要的。这次当然不能说中国一定没有做派员武力营救的准备,但从来没做过的事,临时抱佛脚也的确够呛。何况香港特区政府派员去了现场,中央政府是否也派了,还有个本国内部协作的惯例问题。也许这次事件的惨痛教训,会促使中国外交考虑更主动,更深入地介入,但同样我也相信,这种作法即使秘密实施,一旦失败带来的巨大压力,今后仍可能是某些方面踌躇再三的因素之一。承受公开失败的勇气和能力,是不止中国外交,军队,更是中国这个民族也没有好好学习的。

如果说派人,相必网上会有不少热血想象,我只谈前不久恰好看到央视军事节目中,武警总部召集全国各总队的特警队在北京反恐比武。难度还是不小,劫匪、人质和环境情况均需现场侦察,至少有两处爆炸物需查明和排除。但总的来说这些都是反劫持行动的基本难度,情况都在我军现有装备和训练能力范围之内,检验的也主要是侦察、指挥、协同、突击等基本功。

最大的问题在于,整个比武,均以各总队派出班规模的兵力为单位进行,依靠的完全是班建制内的人员和装备。这当然是便于考核的需要,但反恐作战还有很多环节和支援力量,同样决定着成败。这不是指交警隔离道路之类,而是指谈判专家,情报支援,排爆专家。但中国至少目前武警部队所辖特警队,似乎均以单纯的武力突击为核心。警察系统内谈判专家的起步者,被称为“中国首席谈判理论专家”的犯罪心理学教授高峰已经开展了一些研究、培训,但一来力量不足,只发展到几十人的集训班,最多满足各省厅和大城市警察系统各有一两人初通反劫持谈判;二来全国范围内的经验也需要积累,而这取决于在实践中是否大胆使用。实际上只要有专家,普遍使用是没问题的,但区别在于,用专家发挥拖时间的功能绝对普遍,但敢于在可能的情况下抑制武力,以谈判专家为主解决问题,这种勇气和案例就少得可怜。

这其实还是一个文化问题。我在某媒体上发表的《人质谈判心理学》一文中有两段比较大胆的话:

“迄今,特警狙击手一直是中国公众心目中的英雄。虽然狙击手也面临巨大心理压力,但公众关注的焦点永远只盯着子弹如何击中那个从劫持行为一开始就被钉上十字架的‘歹徒’,新闻事件也往往在‘罪有应得’的报应快感中获得皆大欢喜”。

“可惜的是,在中国当前的社会治理理念中,仍将社会秩序,特别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公共场所的秩序视为超过生命的最高价值。对这些场合的自我劫持事件,虽然也组织谈判,但往往耐心有限”。

我们忽略的是,越是这样,中国谈判专家的实战经验就越难积累。有一个例证,也来自央视军事节目。记不清是哪个武警部队了,一位狙击手找准时机,在两名谈判人员背后开枪,子弹从两人中间穿过,准确击中劫匪眉心,立功受奖。可见,谈判人员只是个掩护,这样的社会影响是,今后的劫匪会完全不相信谈判,因为在中国“被击毙”是注定的,还不如趁此之前多捞点本。

还有一个重大区别在于:刑事层面的反劫持与恐怖活动层面的不同,后者多数涉及政治,是与国家叫板和交易,或者带有极端主义狂热。

下面还是引用我《人质谈判心理学》中的一整段吧。

谈判的极限

人质劫持天然地分为两种。一是现场对峙,警察力量占优,劫持者一旦失去对人质生命的威胁便游戏结束;一是人质已处在绑匪秘密控制中,只能与绑匪间接接触。以阿以冲突长期得不到解决的中东为发源地,各种政治势力和恐怖组织将人质劫持作为与强势的西方国家对抗和交易的筹码。以索马里为代表,又出现了混乱地区生存型的人质劫持,这些都超出了刑事心理学研究的范围,需要引入外交渠道和政治谈判能力。

“最棘手的政治劫持者或恐怖分子其实是抱着必死决心的”,国际“人质谈判之父”哈韦•施洛斯伯格说:“因此这并不再是真正的人质危机了,不管你怎么处理,最终都可能是糟糕的。多数情况下人质活着对劫持者是大有好处的,但此时根本不是这样,不是所有人质危机都可谈判的。”

尽管如此,2005年圣诞节前夕,玛格达•戈阿-克罗伯格仍然通过出色的危机控制和谈判技巧,使自己、丈夫和3个儿子从劫匪手中安然获释。赴也门旅游的戈阿-克罗伯格一家刚刚抵达3天就被当地部落劫为人质。幸运的是,她虽然长期居住在德国和美国,但她是埃及人,精通阿拉伯语,还是一名跨文化研究专家。利用这些条件,她获得了劫持者的善待,但种种不确定因素仍随时可能使她的全家陷入危险,因为劫持者表示:劫持他们是为了逼迫也门政府重视该部落与另一部落之间的冲突。

在被劫持的4天中,戈阿-克罗伯格的策略是表达真诚、建立相互信任和尊重,同情劫持者的处境。当然,为了避免事态复杂化,她隐瞒了丈夫德国外交部高级官员的身份。实际上,她的丈夫两年前曾在阿尔及利亚沙漠中通过谈判使被当地原教旨主义者绑架的37名欧洲人质获释。

同时,她也适当地与劫持者保持着距离,比如婉拒了穿上当地妇女服装。当劫持者要将她与丈夫分开,关押到山区不同地点时,戈阿-克罗伯格也曾一度发起火来。她认为:此时表达害怕反而是错误的,适度的强硬也是一种策略,可以向劫持者传达一个信息:她对他们处境的耐心和同情也是有极限的。当然,“你要能控制你的情绪,而不是被情绪控制,”她解释说。

当也门政府派出国防部长来到她们被劫的山谷展开谈判时,戈阿-克罗伯格已经获得了劫持者的尊重和信任,劫持者的头目请她与部长谈判,保证政府不会突袭这个村庄,或使用武力解救人质。

虽然很少有人质有戈阿-克罗伯格的有利条件,但她认为:人人都可以培养出跨文化沟通的能力,至少是对他人内心的感知能力。的确如此,90年代,联合国官员吉安多米尼各•皮柯曾9度有意使自己在贝鲁特街头被***圣战者绑架,以得到与他们面对面谈判的机会。最终,通过劝说以色列释放91名在南黎巴嫩扣押的黎巴嫩人,他换取了11名西方人质获释。

第一次被绑时,皮柯想起了自己的儿子,当他与劫持者头目阿卜杜拉面对面坐下来时,第一个问题就是:你自己有孩子吗?最后一次与阿卜杜拉会面,是凌晨两点行驶在贝鲁特街头的汽车里。阿卜杜拉并没有急于释放带来的美国人质杰西•特纳,他握住了皮柯的手。“这是一个紧张、甚至有些害怕的男人汗津津的手”,皮柯说:“有些时候你需要找到沟通方式,不管结果如何,这不是单纯的外交,我们都是人。”

好了,可以对比一下中国目前在有公民被海外劫持时的应对能力,必须承认,外交官们非常努力,但国家的能力还有不小差距。这种差距从国内就开始了,用高峰的话来说:中国近年遇到的此类事件中,“1/3是侥幸成功,1/3是蛮干,还有1/3是失败”。有一个趣事,上述比武考核中,上海总队反恐队抬着塑料做的“人质”出门,考官跟在后面抱怨:那是人质啊,脑袋能那么磕吗?

具体到菲律宾案,其实还算简单。虽然劫匪主要是想与马尼拉警方交易,谈判不力是菲警方的错,但狙击也不难。中国如果有机会介入,谈判不大可能(因为他提的条件需要菲官方才能办到),狙击以现有水平是有把握的。只不过我不主张将问题简单地看作外交上再努把力,中国反恐力量就能在海外保护国人了,因为反恐、反劫持的难度怎么估计也不为高,狙击有海豹突击队波涛起伏中的那一枪,突击有法国突击队登上被劫货轮后的复杂,失误有印军把渔船当海盗母船击沉。

因此,中国要具备国际反恐实战能力,装备还有差距(要看最高水平),整体能力和观念也有差距,更重要的是,反恐是一个多种层次,垂直分布很大的任务。

这可能要提到中俄、中巴联合反恐,都有一个特点,烈度较高。这当然与俄之车臣、巴之塔利班、中之三股力的武装和暴力程度较高有关。其中,爆炸和反爆炸基本是一种非现场的交锋,劫持(除俄之外)并不多,而且当这些势力达到敢于割据的规模时,生猛的夺控、围剿和追歼又有了用武之地。别斯兰式的夺占城镇,大规模劫持人质,虽然使俄军面临空前的营救难度,但毕竟对手显形了,成群了,歼灭也就构成了条件。这正是以空中侦察和火力支援,轻型装甲部队配合,以特种部队和空降兵为主的联合军演的作战思想,也才有歼轰7的反恐应用(其实就是在地面引导下炸毁几所房子)。

然而需要警惕的是对手向“基地”学习,一旦对手以任何不显形和聚团的方式发难,突击炮、歼击轰炸机武装直升机和伞兵战车就难以施展,特种部队也需要首先解决把对手找出来的问题。

在这种反恐中,中国需要学习的还很多。今年的中巴联合反恐演练中,巴士兵说:很高兴参加这种传统的反恐训练,我们那里全是实战,我们有10至15年的经验了。果然,中方马副总长随后也说:我们缺一种东西,就是实战经验。

同时,反恐向下延伸,到菲律宾案这一层,都涉及国家利益。对此,解放军各特战大队,武警各特警队,各地公安的特警是否形成明确的梯次分工,在能力上各有侧重,恐怕还要完善。同时,各有这些层次上,除了强攻以外,是否有完整的应对能力,包括情报,谈判,公关(如果在中国,可以不允许直播,老百姓受不了,但菲律宾允许事件直播),要做的事还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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