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贪官、反贪与骂贪

网上现在只要谈中国道路,人们通常开口就骂贪官,这反映民众的一种担心。但是光骂是不行的,分析贪官的形成,也许对解决这个问题有帮助。

贪官

贪官是体制促成的吗?那怎么解释前三十年?贪官是改革促成的吗?确实有这个原因,但也不是改革本身的事。贪官现象发展到现在已经有一种贪文化了,它也促成贪官。

看过一种研究,人均GDP在1000-4000美元时是贪官高发期。有一定道理,这是工业化文明打破农业文明的时期,这也是收入急剧拉开的时期,不可能不在人头脑中没有反映。人均5000美元以上基本就是工业化文明了。一种文明代替另一种文明的阶段,也一定会引发人们的不适应到适应。

说具体点吧。前三十年我基本都过了。当时由于领导人的号召和率先垂范,同时由于分配差距不大,实际上暗合了尚处于农业文明时期的中国文化:“不患寡而患不均”。贪官有而不多,且在舆论上得不到任何支持。

文革冲击了一大批官的官位,当文革后重回官员位置上时,他们中的一部分变得“现实”了,这构成贪官的一部分。其实这些人中,信仰本来并不牢固,因为当年的官员中,文化水平也就平均在初中,能读懂马克思的不多,主要是对事业的忠诚和革命经历支持他们,一旦文革冲击了他们,变化就是难免的。

50后的一部分构成又一批贪官来源。我是文革后第一批大学生,我所在的是一所重点大学(还不是一类重点),出于补充干部队伍的需要,当时提出“年轻化、知识化”,我的同学中当官的不少,目前高的有省部级,厅局级一排,混的栽的也是处级。当年我们讨论的最激烈的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帝国主义不是垂死的吗?怎么垂而不死?社会主义不是发展最快的吗?怎么好像不如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社会工人不是受剥削吗?怎么生活水平比我们还高?由于当时资本主义社会正在完成向后工业化的转化,大理论家们也看不清,我们当时也说不清,总体上对马克思主义理解也一般。因此我不怀疑,这部分人中的一部分会因没有理想而接受拜金思想。

改革继续发展,当拜金思想开始泛滥后,贪文化都有了,自然看起来满眼都是贪官。

从贪官自身特点看,开始的官变成贪官还有个特点,所谓“59”现象。以褚时健为代表,一辈子辛苦,也不贪。但建功立业一辈子,要退休了,工资也不高,难免心理失衡,于是在退休前下手了,所谓“59” 现象。改革开放本意之一就是拉开一些差距激发人的积极性,只是措施未跟上。于是接替褚时健的字国瑞年薪上了百万,一下提高数十倍。

后来的贪官开始年龄界限不明显了。

另一种贪官之原因是仕途上升之路不畅,而他们脑中,官场就是名利场,无名就求利。注意一下贪官职务,副职比正职多,那是因为正职还有前途。看一下不少贪官公布的资料,也是在仕途有限的情况下走上贪官道路。

当然有例外,这里说的是大多数。

但是处处是贪官?我不这么看。贪官现象我看和其他事物一样,大体是两头小,中间大。

所谓两头小,是真正清廉的官,是小头,但我看也有二成以上。大贪的官是另一头,大约5%(只是贪的钱不少),不是我刻意压低数字,而是因为并非是官就可贪,并非是官就会贪。不管钱的官不易贪是必然,管钱的官即使没信仰也有理想和人生规划,因此不必然会贪。这个估计比例不会大错。

中间的大多数,虽未必以清廉来要求自己,但或“被清廉”,或只能小贪,不成大害。

反贪

出了贪官,自然就要反贪。但是在法制体系下反贪,总要抓证据吧?总不能先把人抓了再找证据吧?那不成了美国伊拉克了。其实有时已经这么干了,这就是所谓“双规”。

还要人干活吧,因为他管钱,于是总用监视的眼光盯着,理论上很美,实践中试试?必定有害。

体制上也有一定问题,在一段时间内重视赶超,于是重在看结果,不问程序合理性,给贪腐留下空子。现在开始要求重大决定要实行民主程序,就是对贪官形成环节的剥离。

另外,管理总是落后与现实,出了问题,才逼得管理者面对。上世纪香港成立“廉政公署”,被人津津乐道,其实也是在贪腐横行情况下成立的。现在一面反贪,一面进行制度改革,要大见成效是要时间的。香港只是弹丸之地,比重庆小得多,廉政公署也是搞了好几年才基本压制了贪腐。从目前情况看,基本压制住贪官,可能需要十年。

这太慢了。有人以为,开放民众监督不就行了。确实好办法,所谓人民战争是也。一个指向就是官员财产公开。这是个不错的办法,但是否可以分阶段?急性子的人说不行,中央规定的内部公开是蒙人的。这话可过了。

上面说过,其实偶尔小贪的人是多数,有必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内部公开也是一种公开,对官员的压力并不小。但是按某些人的要求,立刻公开申报财产,然后网上人肉,肯定倒下一批。看起来很美,人心大快。要问的是,这些位置要人补吧?在拜金思潮的今天,递补者素质如何?大面积问责,社会秩序不乱才怪。有人不在乎大乱,令人感到居心可疑。

所以问题存在,必须一步步推进。现在内部申报,压力已然存在,几年后改为公开申报,条件就已具备。一步走不到罗马,一步也实现不了清正廉明。那些鼓吹急进的人,要么缺少社会经验,要么居心可疑,别怪我说话刻薄。

其实仅仅反贪是没用的,消除贪官文化的土壤才是根本大计。这就要从两方面下手,一是提高贪腐成本,二是通过教育逐步建立信仰和理想。

提高贪腐成本的重要方面当然是完善决策机制和强化监督机制。另一方面则是“高薪养廉”,一堵一疏,当见成效。

当然有人要骂:还嫌公务员工资不高,还要怎样高薪?

其实这是各国通行之办法,所谓高薪,并非跟大收入的人比,但要高于社会平均工资一个比例。对社会管理人员总希望他能力强些吧,那就要付出相应薪水和保障。当年沙千里痛恨贪腐,提出高薪养廉。在当时是不现实的。现在沿海发展的好的地方是适合的。

我在中部城市,为一个高科技项目寻求支持,见了一些管科技的干部,听介绍时,时不时走神,我总有一种感觉,光谈技术是没用的。一个朋友介绍我到一个东部城市发展,一个理由就是当地干部清廉。我去了一次,感觉不错。他对这项他不够了解的技术听得仔细,问的在点。朋友介绍说,他自己也不是本地人,到这里发展时,多次与相关官员吃饭,结果多数是对方付钱,说的是近似的话:“你发财了你再付账吧。”

中国的发展已经到了非强化反贪不可的地步了,也到了可以逐步推行高薪养廉的措施的水平了。

建立信仰和理想,对反贪也是助益极大的。毛当年就是努力推行“为人民服务”的理念。由于中国经济战略的成功,重新恢复了很多人的信心,有了重建理想和信仰的充分条件。比如前面我提到的“帝国主义不是垂死的吗?怎么垂而不死?社会主义不是发展最快的吗?怎么好像不如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社会工人不是受剥削吗?怎么生活水平比我们还高?”这一类问题,已经开始有答案了。

随着理想和信仰的恢复,随着反贪机制的完善,随着舆论的强化,贪官的“生存环境”实际上恶化了。

这几年,中央反贪的力度逐步加大,有目共睹,就不多说了。

骂贪

骂贪声浪高涨,也有必要分析。

多数是民众的愤怒,这可以形成一个强大的社会舆论基础,对反贪大有裨益。政府越来越多的公布反贪案例,也是希望借助舆论推进反贪。

少部分是吃不着葡萄就说酸的人。他们有机会也会借机“喝汤”,不过喝汤总不如吃肉,因此不免大骂一把以泄忿。这倒无碍大局,骂骂也不是坏事。

个别人的骂声值得注意。他们骂人的目的不一样。

首先,骂声中他们直接把责任归于体制,其推理逻辑就成了:体制不改变,贪官难除。果真如此吗?正像我前面说过的,前三十年不也是这个体制吗?那么不同点在哪里呢?

其实不同点就在于前三十年只是打下工业化的底子,这三十年才是大规模工业化时期,收入差距也是在这三十年拉大的。既拉大了差距,就难免使一些意志不坚的人把持不住,而且所谓抓精神领域也要硬,当时由于缺少理论指引,实际上硬不起来。

这是一个发展阶段的问题。何以见得?太容易看出了。所有已经超过人均5000美元的国家,哪一个没有经历这样一个阶段?而且时间不短。

有人会说:新加坡

呵呵,那是座城市。老子云:治大国如烹小鲜。绝非说治大国容易,而是讲要特别注意火候,注意环节间的关系。要说新加坡经验,国内城市借鉴不难,全国直接运用,并不容易。

但是,中国政府最近出台一系列政策,虽然暂时没有大见成效,其决心已见,现行体制并不制约反贪,所以我曾经预言,反贪十年可见成果。

其次,这些人提出的解决方案似是而非,比如推行民主制度来反贪,影响了一批人。但是即便在西方,民主也只是被用来选班子,而不是被用来行政,反贪可是行政行为。民主方式用于行政执法,那效率我不敢想。反贪在各国成功的经验都是借助法制制约。

即便在亚洲也是如此。亚洲两大清廉国家和地区,香港和新加坡,反贪有成效时好像均非民主体制。而且反贪机构都超越一般法制框架,直属最高领导。倒是亚洲最早实行民主制的国家——日本,反贪落在他们后面。难道不是吗?体制真的是制约反贪的关键吗?

所以,似是而非的鼓吹,影响是有效的,不过是一时的,只有在政府反贪不力时有效。随着这几年政府逐步完善反贪举措,强化反贪力度,要见成效不会超过十年。

之所以有这个概念,一是反贪过程需要时间,二是国力支持养廉也需要时间,其次还要建立新的理想和信仰(目前开始反对低俗文化,是个开端),这也需要时间。

所以,骂贪之余,认真探讨贪官形成原因,认真探讨贪官治理方法,对反贪的帮助要更大一些。

本文内容为我个人原创作品,申请原创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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