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性事件中警力滥用是维稳陷阱的折射

宋祖型 收藏 0 121


“少数一些领导干部不仅不解决群众的实际问题,甚至滥用手中的权力打压群众,如果不能扭转这种歪风,是很可怕的。”中央党校教授王贵秀说。王贵秀所说的“歪风”,在近期的报端不难看到,如“杯具门”和“母老虎门”事件等。(4月22日 《南方日报》)


“杯具门”和“母老虎门”事件均反映了基层警力滥用的随意化,也体现了中国最低一级政权组织—乡镇政府在群众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更为明显的表现是,不少地方在处置群体性事件时,警察队伍总是冲在最前面,这是更为明显的警力滥用的随意化。


当下社会正处于矛盾多发期,并且政府在多重压力之下大力维护稳定,而民众在权利救济渠道匮乏时不得不以种种非常规方式来维护权益,就是所谓的“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由此带来的后果是稳定变得脆弱,维稳压力日增,政府公民关系紧张,另一方面则是社会敏感点越来越多、政府对稳定问题似乎也越来越焦虑。笔者以为,警力滥用的随意化与这种社会转型期的背景密切相关。


但是,警力滥用的随意化,在笔者看来,恰恰折射了地方维稳的陷阱。那就是,漠视公民权利,遮蔽公民利益表达渠道,将民众的利益表达与社会稳定对立起来,将公民正当的利益诉求与表达视为不稳定因素。为了所谓的稳定,公民权利和利益成了可以压制和牺牲的对象,殊不知,当公民的权益被压制之时,恰恰是一个社会不稳定的开始,是在为社会埋下不稳定的因素。可悲的是,如此的本末倒置和南辕北辙正在成为不少政府的下意识选择,为了表面的稳定或者说是为了乌纱帽,不断制造着一个又一个不稳定因素。在这样的迷失面前,出现警力滥用的随意化,恐怕就不奇怪了吧?


一种无须否认的事实是,一些政府机关在工作中官僚主义作风严重,部分领导干部高高在上,责任心流失,脱离民众,抛弃了与民众同甘共苦的信念,漠视民众利益,对民众提出的问题消极应对,久拖不决,使得原本并不复杂的民众利益诉求迟迟得不到有效的回应。民众遇到的问题和困难长期得不到解决,小问题变成大问题,小矛盾发展成大矛盾,最终酿成群体性事件。一些地方政府和不少官员漠视群众正当的利益诉求,造成官民关系的对立和紧张,而在对立之下,警力滥用的随意化就出现了。


建立利益表达通道,扩展利益表达空间,让社会各阶层永远有一个表达利益的制度化平台,是一个社会走向稳定和繁荣的底线。事实上,民众利益诉求的合法有序表达,是防范和化解社会风险的重要手段,也是消除警力滥用随意化的必然选择。从理论上说,利益表达能为具有不同利益诉求的群体提供充分反映自己利益要求的途径,让各种不同意见和不满情绪及时表达出来。


还有一种现象是认为不稳定影响经济发展,我国不少地方政府正是在维护经济社会发展的幌子下,作出了种种有悖维护稳定的做法。但是,有关研究表明,并非如此。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科塞在《社会冲突的功能》一书中认为,社会冲突可以起到一种安全阀的作用,即起到发泄释放的通道的作用。社会冲突也并不一定会影响经济发展,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法、意、日等国的大规模罢工层出不穷,恰恰是在这个时期,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达到了历史最高点。


社会管理得好与不好的区别不在于社会当中有没有矛盾,而在于制度是否能容忍矛盾和冲突。实际上,好的制度不是消灭冲突,而是能够容纳冲突,并用制度化的方式解决冲突。这是常识的重申,也是消除警力滥用的随意化应奉行的准则。


警力滥用是维稳陷阱的折射,而只有维护公民权利和保障公民的制度化利益表达渠道,才是避免警力滥用的良方。

(中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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