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说历史研究中的“假设”问题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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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也说历史研究中的“假设”问题 《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5期刊登了朱宗震先生的文章《不要在“假设”上浪费时间》,此文针对房德邻先生的《评“‘假如’史学”》及王也扬先生的《客观历史的可能性与研究者》两文而发。三位先生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历史研究中的“假设”问题。他们的观点既有交锋,也有共识。受三位先生的启发,笔者作为后学末进,不揣冒昧,提出自己的一点谫陋思考,请方家指正。 一 房德邻、王也扬二位先生分歧的焦点在于:房先生根据形式逻

也说历史研究中的“假设”问题

《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5期刊登了朱宗震先生的文章《不要在“假设”上浪费时间》,此文针对房德邻先生的《评“‘假如’史学”》及王也扬先生的《客观历史的可能性与研究者》两文而发。三位先生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历史研究中的“假设”问题。他们的观点既有交锋,也有共识。受三位先生的启发,笔者作为后学末进,不揣冒昧,提出自己的一点谫陋思考,请方家指正。

房德邻、王也扬二位先生分歧的焦点在于:房先生根据形式逻辑的法则,根本排斥对反事实假设的“历史可能性”的探讨;王先生则认为,正是这种“历史可能性”构成了作为研究方法的历史假设得以成立的基础。朱宗震先生则主要从实际操作的层面分析了假设运用的局限,隐约可见其与房先生的价值立场相似。

历史研究中存在不同层面的假设。在史料甄别层面运用假设的研究方法,对其价值史家大多并无异议;真正的争议应该在于对已经成为过去、永不可改变的历史前进路径的假设,由于这种假设无法精确地证实或证伪,永远只能作为一种可能而存在,因此相当多的学者认为这不过是浪费时间。“历史不容假设”之说于此似乎是不容挑战的,在房、朱二位先生的文章中都可以体会到类似于此的意蕴。

这里首先应该澄清一点:对于既存历史事实本身进行的假设,就事实已经不可改变而言,的确是没有多大的意义。但是,历史事实中一目了然的结局在进行时态的历史事件中原是不明朗的。历史事件的当事者面临着各种可能性的选择,这些选择必定会影响到最终的结局。正是由于这些可能性选择的存在,体现了人作为历史主体的主观能动性之价值。换言之,我们当下所作的选择在将来也将成为历史事实,如果认为我们所作所为的结局都已命中注定,那么人的主观能动性还有何意义?打个比方,历史事件好比实际棋局,历史事实则好比记录事实棋步的棋谱。棋局的内容除了棋谱所记载的事实棋步之外,当然应该包括对局者所面临的种种可能性的选择。我们研究棋局,如果仅仅亦步亦趋地考证棋谱记载是否同事实棋步相符,而忽略掉其他种种可能的着数,这样的研究自然难称读懂棋局。当然,比方总是有缺陷的,历史的风云变幻,其复杂过于棋局何啻千万倍,但究其实质,确有相似之处。我们不能以历史事实结局的唯一性去论证历史事件中当事人选择的唯一性,并将成为现实的可能性当作历史的内在必然性,这种追溯有点类似于“倒走迷宫”,必定陷入历史决定论或宿命论的泥淖。

历史发展的轨迹游走于必然和自由之间。人总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创造自己的历史,客观历史条件制约着历史发展的总体趋势。但是,这种制约并不意味着历史当局者别无选择,它所提供的是含有多种可能性的广阔空间。在这一可能性空间中,究竟哪一种可能性得以实现,则最终取决于人的自觉选择。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正是人的主观选择赋予历史以灵魂。关于历史可能性的假设普遍存在于史学著作之中。如郭沫若在其名作《甲申三百年祭》中就充分运用了假设性议论:“假使初进北京时,自成听了李岩的话,使士卒不要懈怠而败坏了军纪,对吴三桂等及早采取了牢笼政策,清人断不至于那样快地便入了关……假使免掉了这些错误,在种族方面岂不有就可以免掉了二百六十年间为清朝所宰治的命运了吗?”①范文澜在论及太平天国时,指出“太平军无论北征、西征、东征,如果和当地起义民众合作,将获得极大的助力”②。胡绳在论及大革命时也进行了假设:“国共合作后,国民党有了生气,如果一直搞下去,有可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③正是这种建立在充分历史可能性上的严肃假设,极大地增强了历史研究对于现实的资鉴意义。

指引现实是历史研究的主要功能,这种功能常通过历史假设为现实的种种选择提供借鉴而实现;我们对历史人物、事件的是非成败的判定亦蕴含着其他可能性的存在;我们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如果历史中当事者的选择是唯一的,那么这种经验教训从何得来?所谓历史智慧更是无从谈起。因此,研究历史,历史事实层面的实事求是固然不可或缺,但是仅停留于此一层面显然不够,还应在对历史发展多种可能性的探讨中发掘更深层次的历史规律。这种关于历史发展可能性的假设虽然无法加以绝对证实,因而不同的人可能见仁见智,但是不能以此认定这种假设没有意义。其实,即使对于客观历史事实的解读,也不能强求认识的一律,同样存在因认识能力的局限及视角不同而言人人殊。对于李泽厚“中国当年如果选择康梁的改良主义道路会好得多”的命题,三位史界前辈都表明了对其可能性的看法,并且都用了一些有说服力的史料来支撑自己的看法。房先生指出这个命题无法确证,但是毕竟他也由此进行了深入探讨,并表明了自己的倾向;王也扬先生阐述得非常明确:事实上中国当年没有选择康梁的改良道路,但是不能因为“没有选择”就认为“不可能选择”,他曾撰文分析戊戌维新政治运作方面的人为失误,并论证其成功的可能性。笔者以为,双方真正的分歧不在于对这个假设的实质内容认同与否,而在于对这种假设之价值高低的判定。但是,三位先生对于改良道路在近代中国的可能性的探讨不正是由这一假设命题引发的吗?这种探讨无疑深化了人们对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认识,自然有其意义,因而这个假设的价值亦当是显而易见的。

朱先生认为对宏观历史事件的假设并不具有实际可操作性,其文章的核心观点是:“在一个小的事件中,个人的,或偶然的因素,也许是具有决定性的。例如一次战役,指挥官的决心,决定了战斗的成败。但在大的历史事件中,一个人的因素,或者偶然因素,很难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如果假设的设定,就是为了证明另一条道路的可能性,就宏观事变来说,基本上是徒劳的”。④笔者以为,朱先生这种观点亦有可商榷之处。比如:第一次国共合作开启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其重要性自是不言而喻。诚然,合作的形成有国共两党各自内在需要的推动,但反对之声亦复不少,如果没有孙中山以他崇高威望压制国民党内的反对声音,顺应时势,果断决策,合作是难以达成的。再比如,西安事变无疑在中国近代史上是扭转时局的关键,应该算得上“大的历史事件”,但假如没有张学良,是否还会有“西安事变”呢?谁都不会否认,“西安事变”的发生,是当时中国社会种种复杂矛盾的反映,其中有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有国共之间的政治矛盾,有蒋介石集团与地方实力派之间的利益矛盾等等。但这些矛盾的“合力”,要是少了张学良这样一个具体人物,“西安事变”这台大戏根本无从上演!


①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郭沫若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03页。

范文澜:《范文澜全集》第9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89页。

③胡绳:《关于撰写<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一书的谈话》,《胡绳全书》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5页。

④朱宗震:《不要在“假设”上浪费时间》,《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5期,第61—62页。


承认个人,尤其是历史事件的关键人物对历史进程的影响力并不等于英雄史观,承认偶然因素的作用也并非就是唯心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从来不曾否认个人的历史作用,恩格斯的“合力”说非常精辟,但“‘历史’并不是把人当作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①,“合力”构成的历史运动同样离不开带着主观意图的、具体的人的活动。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也不曾否认偶然为必然开辟道路,马克思指出,“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么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社会历史“发展的加速或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②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阐述得更为清楚:“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③这就是说,我们应该承认人的认识能力的局限,“自然科学的精确性”只能够指明人类历史运动变革的物质生产方面,并不适用于精神、意识方面。我们还应注意到马克思所说的“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的论点。为什么会“或慢或快”呢?就是因为人类的精神、意识活动会有其自身的反作用力,即个人、偶然因素的反作用力。尽管这种反作用力改变不了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却可以使它“或慢或快”,即加速或延缓社会历史的进程。尽管这种“或慢或快”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也许只是瞬间,但在具体人的生活中可能会是一代甚或两代、三代。毫无疑问,这种“或慢或快”的历史运动包括了个人的作用和偶然性,也包括了多种多样历史道路的选择,值得我们去研究。历史学的魅力亦即在此。

朱先生在文章中多次强调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中“复杂的力量对比”,使“个人的因素,或者偶然因素,很难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可是我们考察近代史不难发现,历史进程的力量对比虽然复杂,但这种力量对比却并非不可捉摸,也并非变动不居,正是人的主观努力可以改变这种对比。以国共斗争为例。1947年12月,在内战的转折关头,中共中央召开杨家沟会议,毛泽东说:“二十年来没有解决的力量对比的优势问题,今天解决了。”“孤立蒋介石的问题,过去在长时间内没有得到解决。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们比较孤立。进入抗战时期,蒋介石逐渐失掉人心,但问题仍没有解决。直到抗战胜利以后这一两年来,才解决了这个问题。”④毛泽东所谓国共之间力量对比的变化,在中共方面说来,最重要的一点,是党的政策和策略由不正确向正确调整的结果,而政策和策略的制定者、执行者都离不开具体的人。我们知道,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之所以“比较孤立”,根本原因是当时党的领导人信奉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教条,推行了一条左的政治路线,地主不分田,富农乃至小资产阶级受打击,使“中间阶级在白色区域内几乎完全附属于豪绅阶级去了,贫农阶级成


①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1884年9—11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18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210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3页。

④《毛泽东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28—333页。

了孤军”①。正是这条左的路线使中共濒临被剿灭的险境。直至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成为中共事实上的领袖,形势才发生转折。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具有历史意义的瓦窑堡会议,毛泽东、张闻天等人赞成联合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在内的中间阶级的意见占了上风。②中共终于开始摆脱困境,迈向胜利。次年,周恩来运用高超的统战艺术,以团结抗日的民族大义打动了张学良,遂有“西安事变”的发生。随后,毛泽东确定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路线。在这一路线指引下,党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在抗日斗争中壮大自己的力量;同时向全社会公开承诺保护和鼓励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并且特别提出实行民主政治、反对一党专政,建立各党派联合政府的主张。这些政策大得人心。而国民党则顽固坚持一党专政,不仅反对共产主义,也反对民主主义、资本主义(见蒋介石1944年发表的《中国之命运》)。这样,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在内的社会中间力量逐渐转向同情和支持中共,双方力量此消彼长,中共才获得毛泽东上述所言“力量对比的优势”。我们考察这种变化的轨迹,看中共由小变大,又变小,再变大(毛泽东在七大口头政治报告语),在在都离不开人的正确决策。朱先生认为,国共的成败在于谁先实行了土地改革,但也应看到,土地革命时期中共就大力实行土地改革,却因为政策错误,濒临失败;抗战时期,中共“停止没收地主的土地”,其力量和人心支持度却大幅回升;国共内战爆发后,1946年5月4日,中共下达“五四”指示,决定将减租减息政策改变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这对争取贫苦农民支持反对国民党的战争起了重要作用。但党在这时强调:“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不可侵犯中农利益,保护工商业,允许中小地主、富农、开明绅士保留多于农民的土地,及时纠正各地发生的左的偏差。毛泽东甚至说,土改以后,“也可以对地主拉一把”③,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孤立蒋介石。这些不都是人为政治运作吗?朱先生贬低“人为政治运作”,也就等于抽掉了历史(至少是政治史)的灵魂。

概而言之,历史当局者面对当时的客观形势而做出的主观因应,在政治领域表现为政治人物的政治策略、政治运作,虽然不会决定历史总的发展趋势,却会在相当大的程度内影响到某一阶段历史的进程。邓小平曾说过:没有毛泽东,我们还将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他的意思应该是说,如果没有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领导人的正确的政策、策略,中共就不会经历重重艰难险阻而由弱变强,最终缔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历史可能性的探讨自然比以“简单事实论证”来证明历史的必然要繁难得多,但我们如果停留于一味论证近代中国历史发展轨迹的必然性,那毋宁是对于历史创造者作用的人为贬低。

反事实假设用于历史研究在国外已经蔚为大观,在国内也得到了很多学者的认同。但是,历史假设应该在何种程度上加以限制,换言之,真正意义的历史假设应该如何界定,应该以什么为对象,则还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笔者以为,首先,历史假设当然并不等于不顾历史实际、没有任何现实可能性的胡思乱想。正如王也扬先生所说,“史学家提出的每一个假设,如果有研究价值,那它必须建立在一定的‘历史根据’与‘历史可能性’之上”,“严肃、认真的史学假设,即史学的一种可能性认定”。④因为历史局中人的决策大体应遵循趋利避害的原则,正如我们研究棋谱时,种种可能着数的假设除了遵守对弈的规则,应该是对局势的一种合理的甚而更为高明的应对。其次,有意义的历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5页。

③《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198页。

④王也扬:《客观历史的可能性与研究者》,《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1期,第151页.

史假设针对的是历史当局者的主观选择,而非当时的客观存在。因此,朱先生所例举的一系列历史假设,其中有些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比如:“如果国民党在执政后即成功地执行和平土改路线,哪还有解放军打过长江的一幕?”①对于这个假设,虽然不可能进行绝对准确的证实或证伪,不同的人可能会有不同的认识倾向,但是依然可以促进人们对于国民党所实行的土地政策的探讨,探讨其实现的可能性与障碍,以及最终未能成为现实的影响因素,从而拓宽研究的思路。但是,朱先生举出的另外一些诸如“中国旁边如果没有日本”,“如果列强侵华势力东来时,中国正是康乾盛世”,“毛泽东年长几岁”等假设②,以及房德邻先生认为具有内在合理性的毛泽东那个著名假设:如果鲁迅还活着,“他大概不是关在牢里,就是不说话了”,都不能归入真正意义的、有历史根据的历史假设之列。因为这些假设所针对的对象都并非历史当局者所能选择和支配。

显而易见,历史前进的路径并不是宿命的、决定论的,“某些事件只走一条路,并非因为它们不能走另一条路,而是因为它们绝对不可能倒退回去”③。对历史进行假设并非“出于对既存的历史道路的愤恨和忏悔”④,而是为了揭示非线性发展的人类历史进程的复杂性,为了揭示人的能动性在历史选择中发挥的作用,从而突破绝对的“历史必然性”对于史学研究的僵化制约,促进史学的繁荣和发展。历史研究着眼于将来,现实中我们正是历史的创造者,我们面对的是没有标明航道的大海,而不是一切已然确定的车轨。我们所面临选择的困惑同样存在于历史当事人心中。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在阐述否定之否定的历史螺旋运动时,明确指出历史道路的曲折性,认为历史存在着局部倒退或重演的可能,“历史上常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⑤。通过历史假设来分析历史中当局者的可能选择,无疑能够使我们在历史之所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寻历史之所以然,通过历史反思更好地指导我们在现实中权衡利弊,作出更为明智的抉择。

运用历史假设并不是否认史学实证的基础性作用。事实上,探析真正有学术研究意义的历史假设的“历史可能性”,必然以客观历史事实为基础。朱先生推崇美国学者周锡瑞的研究做法,即尽量客观地理解运动的源流、时代背景、发生的原因以及运动发展的逻辑,这当然为历史研究所必须。但如果以此排斥对历史人物、事件的反思与评价,笔者愚见,则以为并不可取。历史学有求真、致用二途,如果仅止于罗列一大堆货真价实的“历史事实”,则非但无法实现其致用的功能,也难以真正达到求真的意旨。

应该承认,朱先生的担忧也并非毫无来由,使用历史假设时一定要慎重。虽然并不存在纯然的客观立场,但研究者过于强烈的价值取向的确有可能将“假设”引入浮游无根的歧途。因此尽可能摈弃先入之见在历史假设中同样必须,任何想当然都可能是一种轻率的冒险。但总体而言,真正学术研究意义上的历史假设与我们对历史实际走过的道路的探寻并不矛盾,而是互为表里、相得益彰。这种假设彰显了人的历史主体意义,有助于我们对历史实际进程的透彻理解,因此绝不是浪费时间的徒劳。


[《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1期,作者赵庆云,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近代史系博士生。北京,100102]

①朱宗震:《不要在“假设”上浪费时间》,《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5期,第63页。

②朱宗震:《不要在“假设”上浪费时间》,《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5期,第63页。

③马丁·加德纳(Martin Gardner):《灵巧的宇宙》(The Ambidextrous Universe),转引自[比]普里戈金、[法]斯唐热著,曾庆宏、沈小峰译:《从混沌到有序:人与自然的新对话》,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84页。

④朱宗震:《不要在“假设”上浪费时间》,《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5期,第61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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