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将领蔡锷为何在“二次革命”时支持袁世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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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蔡锷是真正的爱国者,而他支持袁世凯,也正是爱国的表现。中国历史上,但凡王朝更替,政权交接,都少不了一段漫长的乱世,运气好的时候,还能从统一迈向统一,而一旦运气不好,那就是从统一走向分裂。所谓革命,主旨是摧毁一个矛盾积累到无法调和的旧秩序,但是,有破也得有立,把旧房子拆了,就得建个新房子,而在中国历史的大多数阶段,这个新房子的图纸是现成的,略加休整就能重新再用,但是,凡事总有例外,清廷被革命了之后,就没有现成新秩序的图纸了。民国的特殊之处在于,在革命的同时,还有一个以前从未遇到的新问题——现代化,中国再也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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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锷是真正的爱国者,而他支持袁世凯,也正是爱国的表现。中国历史上,但凡王朝更替,政权交接,都少不了一段漫长的乱世,运气好的时候,还能从统一迈向统一,而一旦运气不好,那就是从统一走向分裂。所谓革命,主旨是摧毁一个矛盾积累到无法调和的旧秩序,但是,有破也得有立,把旧房子拆了,就得建个新房子,而在中国历史的大多数阶段,这个新房子的图纸是现成的,略加休整就能重新再用,但是,凡事总有例外,清廷被革命了之后,就没有现成新秩序的图纸了。民国的特殊之处在于,在革命的同时,还有一个以前从未遇到的新问题——现代化,中国再也不是中国大国了,而今只不过是个随便哪个小破国开艘军舰耀武扬威一番就能捞一笔回去的鱼腩,蔡锷留过学,见过世面,最明白这里面的苦楚,所以,他的一腔抱负不在于革命,而在于建设。


清廷腐朽,固然是必须革命了的,但是革命党的能耐也不过就是如此了,甚至,这场革命到底谁革了谁的命,还有可探讨的余地——没有袁世凯居中折冲,以革命党的实力,真能武昌首难之后天下就传檄而定?蔡锷对革命党当然了解的很,也明白这帮人除了咋咋呼呼,别的能耐也有限,要把中国的复兴任务压在这帮人肩上,那是水中捞月,除了看个景儿,啥都摸不着。蔡锷希望清廷被推翻之后,中国能马上步入正轨,开始强国之路——而在当时的局面下,除了袁世凯,根本无法做第二人想。袁世凯是个强人,有实力,有资历,各方面都买他几分面子,也只有他才有希望在这样的局面下引领中国前进。毕竟,政治这东西,也不是喊两句口号就能解决问题的,孙中山口号喊挺响,听起来也像是那么回事,但是,蔡锷不是第一天跑出来混的愤青,政治是怎么回事,他太明白了。


蔡锷自然是希望民国太太平平的,各方面团结一致听袁宫保发号施令,所谓家和万事兴,只要有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那何事不可为?何事不能为?可惜的是,南北和谈以来形成的政治局面离稳定还差了十万八千里,革命党人革了那么多年的命,到头来好处让袁世凯一个人拿了,心里面当然是不服的,尤其孙中山,别看表面上宽容大度,淡泊名利,但实际上呢?刚成立的民国在一派和谐之下,却是暗流涌动,只要有一丝风吹草动,立刻就能演变成惊涛骇浪。宋教仁遇刺之后,民国潜伏着的矛盾就如喷流一样激射而出。


蔡锷当然是不希望乱,局面越乱,离他的政治理想就越远——大家伙都忙着争权夺利了,谁还把民族复兴放在心上?但是,事件的发展并不以蔡锷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尽管当时甚至包括黄兴在内都说要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刺宋案,但是早就按捺不住的孙中山哪管舆情如何?其实宋教仁跟孙中山的交情其实也就是平平,二人之间还时常有政见分歧,但是刺宋案不过是个由头,孙中山也不过是想借题发挥,有了刺宋的题目,就有了孙中山的发挥,而在孙中山发挥之下,刺宋案就成了民国短暂和平的安魂曲,民国终于还是不可避免的乱了。


蔡锷对刺宋案谁是谁非没有任何兴趣,他感兴趣的只不过是兴国安邦,因此,对于孙中山挑起争端,发动所谓二次革命,蔡锷是一肚子的不满,理所当然的,他也不可能给革命党人什么好脸子看。蔡锷依然坚定的认为,袁世凯就是那位能给中国带来根本性改变的政治强人,任何跟袁世凯唱反调的声音,都是一些失意政客试图引发混乱的阴谋。袁世凯这个名字对于如今的蔡锷来讲是一个虚化的政治符号,是个寄托了他所有政治理想的图腾,他对袁世凯没有直观认识,但既然自己最敬重的老师梁启超都看好袁世凯,那袁世凯显见就是难得的豪杰了。


一个人一旦对某个人或某件事有了先入为主的判断,那么不管这个人或者这件事如何发展,他总能找到一些理由来佐证他的判断,因为这个时候的人,是在为自己的判断寻找有利的证据,而不是通过证据来作出判断。很多历史人物或者历史事件之所以争议很多,归根结底就是因为很多人是带着观点来找证据,当然,历史的复杂性就在于,没有哪个人或者哪件事是单维度的,人们总能找到符合他们要求的证据——随之而来的就是永无止境的争吵。蔡锷如今就陷入了这样一个思维陷阱,他一厢情愿的将袁世凯当成是能让中国摆脱困境的救世主,于是,任何的事情的发展在他眼里只不过是进一步佐证这个判断的有力证据罢了。当然,要让一个人改变其固有的看法,虽然难度很大,但并不是绝无可能,要让蔡锷改变对袁世凯的看法,可能性还是有的,而且是袁世凯自己给的。


袁世凯一世枭雄,对任何人都不会有绝对的信任,对于蔡锷这样在西南军界享有盛誉的人物,当然更是心存疑忌。政客的行事法则永远是趋利避害,将危机的不确定性降到最低,蔡锷并不是袁世凯的亲信,眼下能支持袁世凯,更多是受了梁启超的影响,但是梁启超也并不是袁世凯的铁杆,所以,袁世凯思来想去,认为将蔡锷留在云南,实在是后患无穷,为防后患,只能将蔡锷调入京城,就近监视。袁世凯的做法从权谋的角度来讲,当然无可厚非,但是,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袁世凯此举虽然很大程度上控制了蔡锷,但也同时给了蔡锷一个擦亮眼睛,从直观上来判断袁世凯其人的机会。制人却不能制心,袁世凯老谋深算,但他一定想不到正是此举才敲响了他的丧钟。


二次革命后,蔡锷被袁世凯调入京师,任职经界局督办。蔡锷对经济当然是所知有限,他平生所学,最得意的就是军事,平时他也时常跟蒋方震等人泡在一起,研究军事理论,甚至还满腔热情的上书袁世凯,讲述他对军队建设的建议。袁世凯当然忙得很,临时大总统当得不过瘾,就要当正式大总统,正式大总统掣肘太多,就要废掉临时约法,解散国会,控制内阁,甚至,慢慢的,袁世凯连终生制的大总统也当得不过瘾了,他有了当皇帝的念头——至于蔡锷的那些个建议,袁世凯哪有那个闲情逸致来理睬?不过是敷衍两句罢了。


对于袁世凯的争权,蔡锷初时也很淡然,他也认为一个政治人物手里头没有权,定然也是办不成事的,为了办事,袁世凯要争权,这也是天经地义的——不过,蔡锷在京城待了将近两年,袁世凯所做的似乎除了争权,还是争权,而且是永无止境的争权,似乎除了争权,他并没有别的什么兴趣。蔡锷越瞧越不是味儿,原本他心目中袁世凯“宏才伟略,众望所归”的形象正在逐渐崩塌,直至袁世凯手底下杨度、梁士诒之流居然搞起了筹安会、请愿团,袁世凯甚至也明里暗里要求各地上折子劝进了,蔡锷才终于看清了袁世凯的真面目。


蔡锷并不反对袁世凯伸手要权,但是他所希望的是,袁世凯有了权之后兴邦定国,复兴民族,但是袁世凯呢?民国建立以来,袁世凯所做的,所想的,无一不是权,而且看起来袁世凯争权,只不过是为了满足其个人的欲望罢了,又何曾将民族兴亡放在心上?袁世凯本质上终究是个旧式人物,他的政治理想并不是像蔡锷那样要振兴国家——当然,我们不能说他没有这样的想法,但即便有想法,也必定不如他享受万人朝拜的虚荣感那么强烈。蔡锷从灰心,到失望,再到寒心,最后变成了愤怒,他无法理解一个见识过晚清屈辱的政治强人会成日里孜孜以求个人利益,他无法理解一个政治人物不想通过建万世之功来光宗耀祖、留名青史,而却想剑走偏锋,通过称帝来实现——他想不通!蔡锷此刻的心境可以用句诗来概括: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呜呼哀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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