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伍员谁更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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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屈原(平)与伍员(子胥),同样是楚国人,同样为昏君佞臣所害,结局是如此不同,一个行吟泽畔,投江而死,一个助吴败楚,鞭尸复仇;一个是龙舟香粽,万众追思,一个香火稀疏,千秋冷落。今年端午节,我填了一首《苏武慢》,以表达积郁和不解,其中有句:“泽畔行吟,汨罗投水,单剩九章追念。唯申胥义勇,协吴伐楚,莠兰明辨。……亡楚空悲,灭吴成谶,圣主永光金殿。”   客观地说,屈原(约前340-约前278)并不是一个昧于文赋的书呆子,《史记》称其“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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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平)与伍员(子胥),同样是楚国人,同样为昏君佞臣所害,结局是如此不同,一个行吟泽畔,投江而死,一个助吴败楚,鞭尸复仇;一个是龙舟香粽,万众追思,一个香火稀疏,千秋冷落。今年端午节,我填了一首《苏武慢》,以表达积郁和不解,其中有句:“泽畔行吟,汨罗投水,单剩九章追念。唯申胥义勇,协吴伐楚,莠兰明辨。……亡楚空悲,灭吴成谶,圣主永光金殿。”




客观地说,屈原(约前340-约前278)并不是一个昧于文赋的书呆子,《史记》称其“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而且“博闻强志(记),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应当不乏从政之具。屈原政治上的挫败,缘于两起事件,一起是被动的,屈原受命起草宪令,上官大夫靳尚妒而进谗,昏愦的楚怀王竟怒而疏之。一起是主动的,秦楚通婚,欲举行峰会,屈原提醒楚王,秦国是“虎狼之地”,不可轻入,得罪了令尹子兰,被顷襄王放逐于江南。屈原生活在战国末期,正值秦一统中国的前夜,贵族出身的屈原,忠君之志可嘉,爱国之情可疑。在《史记》中其事迹十分有限,一是劝楚王杀张仪,一是谏楚王毋入秦。除此之外,史书留下的多是其作品介绍。




从今天的观点看,屈原的爱国主义确有可议之处。古代中国尚无现代国家之观念,有的只是概念模糊的“华夏”“禹境”“九州”“中土”“天下”之称谓。分封制下,虽然也是列国林立,然而,斯时之“國”,义近“区域”,不过王侯之封地。因此,屈原所爱,不过“家国”、“君国”而已。由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种“君国不分”、“君国一体”的“国家观”,梁启超先生曾一语道破其实质,“今我中国国土云者,一家之私产也;国际(即交涉事件)云者,一家之私事也;国难云者,一家之私祸也;国耻云者,一家之私辱也。”(《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在那种情况下,爱国即为爱君,爱君就是爱国,屈原念念不忘“存君兴国”,将国家前途、社稷命运系于楚怀王一人之身,君在则国在,君亡则国亡。对于这样一个忠奸不分,刚愎自用,以致“兵挫地削,亡其六郡”的庸主,竟然充满无尽的肓爱与愚忠。在“君国”危亡之秋,屈原虽遭流放,并不意味着他不能采取行动以救亡图存,然而,他却一味孤芳自赏,牢骚满腹,无所作为,楚王被骗入秦,客死敌国,他竟心灰意冷,投江自尽。在冗长艰涩的《离骚》中,充满了絮絮叨叨,琐琐碎碎的自恋与牢骚,“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只把自己当作“幽兰”、“申椒”,却把他人当作“萧艾”与“粪壤”。离骚者,牢骚也。太史公称,“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怨自何来呢?“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一旦牢骚达到“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离骚》)这爱国也就可疑了。对屈原“非要在一棵树上吊死”的行为,太史公也不认同,“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




同样是楚国人,春秋时的伍子胥(?-前484年),比屈原早二百多年,但在政治上,则是另一种类型。楚平王宠信奸佞,暴淫无道,弃子夺妻,惨害臣僚。历代圣贤告诉人们,对于此种情况可以有两种选择,一是逃避,“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移民去也!更何况大难临头?一是除掉。在圣人的逻辑中,除掉暴君并不等于反叛,“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下》)在这点上,伍员比屈原明智,在楚平王的白色恐怖之下,他投宋、奔郑、事吴,协助吴王阖闾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服越人,终于崛起。有学者称,伍子胥的政治生涯,用两个字可以概括——复仇。这样的概括显然不够客观与理性。据《史记》载,伍子胥攻破郢都,“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接下来,只有“然后已”三字,并不似《东周列国志》所渲染,“郢都城中,几近兽群而禽聚矣”。为报父仇,鞭尸三百,有些过分,司马迁这样认为,“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悲夫!”




伍子胥的出走,对其母国——楚国而言,当然谈不上什么爱国。当母国也只是“君国”且国君暴虐无道之际,一般地提及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没有意义,顾炎武是将“亡国”与“亡天下”分开论述的,明确指出,“保国者, 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 保天下者, 匹夫之贱, 与有责焉耳。”(《日知录·正始》)在当时的背景之下,张养浩的“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山坡羊·潼关怀古》)更接近历史的真实。伍子胥的时代,不仅“春秋无义战”,而且“春秋无义国”。“家国”、“君国”,林林总总,都不过是野心家的“猎物”,懦弱者的“口食”。于是就有了连续数百年的合纵连横,尔虞我诈,文争武斗,掠夺攻伐,以致于饿殍遍野,民不聊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梁启超将“国家”与“国民”两个概念进行了严格的区分,“国家者,以国为一家私产之称也。”“国民者,以国为人民公产之称也。”(《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如此之国,爱之何益?




“君国”、“家国”之不堪,并不意味着要否定某些个人在历史进程中的正面作用。伍子胥没留下什么诗赋,其军事著作也已散佚。然而,他作为一位卓越的政治家、军事家、战略家的成就,向为后人所景仰。伍子胥不同于朝秦暮楚,纵横捭阖的战国政客,反而对其所在国倾注了全部挚爱与智慧。他以其居安思危、高瞻远瞩的政治智慧,深刻洞察来自越国的潜在危机。惜乎夫差听信谗言,对外穷兵黩武,对内残害忠良,曾为吴国强盛作出巨大贡献的伍子胥,竟被夫差赐死。他留下“抉吾眼悬吴东门之上,以观越寇之入灭吴也”之遗言,触怒吴王,其尸被抛入江中,不想,竟一语成谶,不过十年,越军灭吴。




我无意介入江浙、两湖关于端午节的争端,江浙一带为纪念伍子胥,供奉“涛神”与“伍君”,每年五月五日也是龙舟艟艟,端午竞渡,据说同样有史可征。文化上多元并包应是常态,这是否应视为我国端午节文化之一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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