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烽火路 第一章 红军征途 2.心中那颗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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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实行战略大转移以后,蒋介石集中了15个师又两个旅约20万人的兵力,对我革命根据地进行空前残酷的“围剿”,在苏区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和“民尽匪尽”的血腥方针。蒋军所到之处,尸横遍野,废墟一片,村镇萧疏,人烟稀少,田园荒芜。“无人区”、“死人区”比比皆是。但是,敌人的血腥屠杀并没有吓到英雄的大别山人民。我们留下来坚持根据地斗争的红七十五师和红二十七师,以及桃花游击师、黄安等地独立师团和游击队,在党的领导和根据地人民的积极配合下,同蒋军进行了殊死的搏斗,给敌人以沉重打击,向根据地群众有力地证明了红军是打不垮的,大别山红色政权永远存在!

秋去冬来,我们红七十五师转战马城、张店一带,打了几个小的胜仗,弄到部分食盐。我们高兴极了,把它当宝贝一样珍藏着。这一带几乎成了无人区,到处是残垣断壁,就连山上的破土地庙也被敌人烧光了。由于敌人对根据地的严密封锁,群众的生活很苦,特别是没有盐吃,老百姓便把马桶下面的土挖出来熬成硝盐吃。这次,群众听说我们打了胜仗,纷纷背着粮食和布鞋来劳军,我们便把缴获的食盐分给群众。

当我从一位老大爷手里接过一背篓白花花的大米时,心里不禁对老人油然而生敬意,连忙把一包盐塞到老人手里,激动地问他:“老大爷,你不怕山高路远,也不怕白狗子吗?”

大爷抚摸着我头上的红五角星,一串热乎乎的眼泪落到我的手背上。他哽咽着说:“红娃子,我们的心始终是向着红军的,我们的心里永远藏着这颗红星啊!”

这时,我忽然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只要有群众存在,红军就一定能打胜仗;只要有红军存在,群众就一定能过上好日子!

我把大爷送到路边,大爷看着路两旁被砍倒,被烧光了的竹林,感概万千地对我说:“白匪军砍倒了地上的竹子,却挖不完地下的竹根;敌人烧光了竹林,明年春天一到哇,嘿,漫山遍野的竹笋呀,都会冒出来!”

我心领神会地点着头:“到了秋天呀,又都是碧绿的竹海,到处都是我们打击白狗子的战场!”

送走乡亲们后的第二天,我们向马城以东转移。当晚,部队在涨店附近同敌人遭遇上了。在激烈的战斗中,我的大腿负了重伤,军务股长安排了两个红小鬼把我送下了火线。黎明的时候,我们部队打垮了敌人。

吃过早饭后,大部队又要转移了。团政委对我们几十个伤员说:“你们留在这里养伤,群众会照顾你们的。谁的伤先好,谁就先去找部队,或者找游击队,一定要坚决同敌人斗争到底!”

部队转移了,党把我们几十个伤员分散到群众家里和山谷的草棚中。我和十多个伤员躲在山上,老乡们天天冒着危险给我们送饭,送药。十多天过去了,伤员走了一批又一批。当我伤口刚要愈合的时候,这里只剩下我们三个伤员了。

大家议论着今后的去向,有人主张回家,也有人主张去找部队。几个伤员当中,就数我的年龄最小,但军龄却最长。大伙儿争执不下,一齐把眼光投向我这个小老兵。

我不假思索,坚决反对回家:“我们生是红军的人,死也要做红军的鬼!反动派到处在杀人,我们要是回家,地主还乡团能放过我们吗?”

大家觉得我说的有道理,便决定一同去找部队。

我们往东找了几天,连部队的影子也没看见。一天晚上,我们在张店以东同敌人的巡逻队遭遇上了。在战斗中,大家冲散了。

我冒着从头上飞过的子弹,拼命向东跑了三四十里路,才在一个小村子的废墟上停下来。我拄着木棍找遍了每一个残墙断垣的角落,连半个人影也没有。一股腐尸的臭味随风扑来,我抬眼一看,只见几十只乌鸦在前面的一个土坑里叫着,啄者。我的眼泪早就流干了,剩下的只有愤怒的烈火!我挥着木棍赶走了乌鸦,从坍塌的墙角找了一把被遗弃的锄头,掩埋好了腐烂的尸体。

下午,我蹒跚着走出村子。已经一天一夜没有吃东西了,我本能地四下里张望着有无食物充饥。突然,我发现不远处的山坡上有一块红薯地,枯黄的藤叶在寒风中哆嗦着。我像看见了救星似地奔上山坡,用木棍掏了一大堆红薯,在破衣服上揩了几下,就大口地吃起来。俗话说“饥不择食”,那红薯真甜,真香,真脆啊!肚皮填饱了,我揭下帽子,小心翼翼地撕下那颗红布五角星,放在手掌心里看了又看,掂了又掂,耳畔好像又响起了送米老人的话:“我们的心里永远藏着这颗红星啊!”我小心地把红五星装进贴身的衣袋里,把吃剩下的红薯装进帽子里,拄着木棍,忍住伤口的疼痛,在暮色中爬上了一道山岗。忧愁和痛苦一起袭上心头,我像一只离群的孤雁,又像一个失去了家庭温暖的孩子,悲怆地在心里喊道:“红军啊,你在哪儿啊!”

这时,我忽然看见东北角的山坳里冒起了稀疏的炊烟,脑海里又响起了军务股陈干事的话来:“有炊烟的地方就有群众,找到群众就能活下去,就能找到红军!”

我高兴极了,浑身一下子有了劲。我两腿生风地跑下山岗,举目四下一望,心却全凉了。大片的废墟上看不见一个人影,一缕淡淡的青烟从断垣残壁间无力地冒出来。我循着青烟走过去,只见一个中年妇女带着和我差不多大小的约莫十五六岁的姑娘和一个十岁左右的男孩儿,他们在瓦砾中找寻着能用的东西。半截断墙的一角,垒了一个简易的石灶,上面放着一只缺了口的砂锅。看样子,她们是刚逃回来的。

那个妇女见了我,十分诧异。我连忙上前说道:“大婶,别怕!我是红军,负了伤,和大部队走散了。”

大婶亲热地拉着我,流着泪说:“白匪军烧了我们的村子,把全村300多号人都赶到铁路边上讨饭去了。我们实在受不了,就逃了回来。唉!红军啥时候才能打回来哟!”

“啊!红军,红军回来啦?红军在哪儿呀!”一个老太太的声音从隔壁传过来,“狗娃儿,狗娃儿呀,快把红军叫来呀!”

那个叫狗娃儿的男孩忙拉着我跑过去,只见一个下肢瘫痪的老太太坐在一个草堆上,三根烧焦的木头交叉绑在一起,上面盖了几苫草帘子,算是她的房子了。我赶紧跑上去,跪在老太太身边,掏出贴身口袋里的红五角星,安慰他说:“婆婆,红军会回来的。你看,这颗红星多红啊!”

老太太接过红星仔细端详了好一阵,忽然大声哭起来:“娃儿呀,你死得好惨啊!留下我一个残废老婆子可咋个活呀!”

这时,大婶和那个叫宝珍的姑娘也走过来了。她们告诉我,老太太的独生儿子当了红军,在战场上被白军打死了。她孤苦一人四处讨饭。不久前,白狗子来烧村子“移民”,把她和几个红军家属打得半死。老太太的腿从此就瘫痪了。听了她们的控诉,我的肺都要气炸了。我擦干眼泪,向老太太磕了三个响头:“你就收我做干儿子吧!”

老太太止住了哭泣,抱着我的头说:“娃儿啊,我真高兴认你这个干儿子啊!刚才听说你负了伤,快让干妈看看。”

我听话地捋起裤子。干妈仔细看了看我的伤口,心疼地说:“娃儿呀,你的伤口有些红肿,就在我这里住几天,等伤好了你再去找队伍吧。”

“嗯,干妈。”我嘴里这样回答,心里却更加着急找部队,于是我问道,“干妈,这里有红军活动吗?”

干妈拉着我的手,说:“有啊。他们来去都是没踪没影,红军的便衣也曾经来过。”

我一听有红军来过,心里甭提有多高兴了,站起来就要去找队伍,可是伤口却疼得厉害起来,大颗的汗珠沁出了额头。大婶忙扶我坐在青石板上,劝道:“小同志,你都伤成这样了,到处又都是白狗子,我们的队伍也没个固定的地方,你这样跑出去乱闯,叫白狗子抓住就糟糕了。他们杀人是杀红了眼的啊!”

干妈也说:“儿呀,你不如就在我们里一边养伤,一边等红军来。这里只有我们几个人,白狗子是不会到这里来的。”

于是,我决定暂时在这个叫响塘的村子里住下来养伤。

敌人烧光了村子,赶走了群众,烧掉了没法运走的粮食和其他山货,却无力毁掉那湾湾沟沟里的庄稼。白天,我跟着宝珍姐弟到田里拾谷穗,挖野菜;晚上,我躺在临时搭成的窝棚里,地当床,草做被。大婶找来一些散血珠、土大黄、杜仲藤、凤尾草、苎麻根、马鞭草等草药,给我熬水吃,又捣烂敷在伤口上。就这样,不到一星期,我的伤口竟奇迹般的完全愈合了,不久就结了痂。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间,我在响塘村住了两个多月。这时已是阴历腊月了。

大年三十那天,我和宝珍姐弟照常出去砍柴火。天空中一丝云也没有,我们背着柴火,坐在一棵大树下歇息。太阳照在身上暖洋洋的,十分舒服。

狗娃儿摇着我的胳膊说:“彦山哥,今天是年三十,我们下水去摸几条鱼回去,给王婆婆熬汤吃吧。”

我很赞同狗娃儿的意见,便与他到一条小河沟里,摸了很久,直到冻得两腿发麻,也没有摸着半条小鱼。我们丧气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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