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权力通吃一切只会产生“权力附庸商”

浙江的上市公司凯恩股份以商业信誉被损害为由,要求遂昌县公安局对报道该公司“交易内幕”的《经济观察报》记者仇子明立案侦查。遂昌县公安局没有对事实进行详细核查就在全国通缉仇子明。这是赤裸裸地滥用公权力,立刻引起舆论哗然。

显然,该县公安局的上级机关丽水市公安局和浙江省公安局比他们更加讲“政治”,立刻责令遂昌县公安局撤销了对仇子明的通缉。


这件事,让我想起2008年初辽宁西丰县委书记进京抓记者的往事。当时,我尚在法制日报当记者,和那位惹怒县尊大人的记者朱文娜是同事,对整个的事件的来龙去脉有所了解。2009年,朱文娜曾供职的《法人》杂志(法制日报社的下属单位)以“西丰事件”为由头编了本书,我为此写了篇书评《中国商人的“胡雪岩宿命”》。我在文中说:“朱文娜的脱险、张志国的去职并非法律的胜利,而只是各种力量平衡的一种结果,其结果因为无普适性,对制度建设的推进意义有限。朱文娜能逃脱权力的报复,和她一样同为媒体人的李文娜、张文娜未必有这样的好运气。”


今日看公安机关对仇子明通缉令的撤销,应作如是观。这种结果仅仅是当地更高层级公安机关对舆情进行分析、判断作出的一种危机公关行为,而为什么公权力如此容易被滥用,怎样去追究滥用公权力的官员,很可能是一笔糊涂账,最终不了了之。


分析遂昌县公安局通缉仇子明这一事件,很容易得出的结论是遂昌警方在“浪战”,过于草率,也就是说,滥权到了几近失去理智的地步。这一滥权行为的违法性质和危害性,已有多位方家从法律层面进行的分析。我以为还值得公众关注的一点是:遂昌县公安局在对事实没进行审查前,仅仅凭富商的举报就草率地签发通缉令,稍有头脑的人也会想得到:事情不可能如自己盘算那样顺利,在信息传播如此发达的今天,作为一个县级公安机关,他对舆论的掌控能力究竟有多大?难道不担心给上级机关带来麻烦么?


然而,这种草率、鲁莽的滥权行为还是发生了。那么,我认为只有一种解释:滥用权力的收益过高,风险过低。


我们审视一下过去发生的一些受到全国普遍关注的公共事件,滥权行为受到严肃追究的并不多。包括因暴力拆迁发生人命案的事,顶多也是指挥拆迁的官员停职,“带薪休假”半年或几个月后,悄悄地复出。像湖北省政府门口便衣警察殴打厅级官员的夫人,如此既违法又“犯上”的滥用公权力行为,仅仅是一名警察调离,另外两名行政记过。这连家长当着苦主惩罚惹事的儿子,“高高举起,轻轻放下”都不如。


权力集团上下左右已然结成风雨同舟、荣辱与共的利益体,那么基层的官员滥用权力,确实有把握将个人风险控制到最低。大不了道歉两句,而收益呢?以这一事件为例。即使抓不住仇子明,但通缉令只要可以吓住仇子明及其同事,乃至其他媒体跟进报道。当然,我们会说,这种滥权,损害了法律的尊严,伤害了国家机关的公信力。而法律的尊严、国家机关的公信力对具体滥权的官员来说,那是“公共牧地”,损害公共牧地而自己得利的事情,何乐而不为?当然,有人会说,公共牧地的主人不会坐视不管的,因为底下那些牧羊人纷纷损害公共牧地,必然导致草原沙化。在帝制的时代,公共牧地的产权是很明确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皇家为子孙着想,不会任凭下面放牧的官员占自己的便宜。而在真正民选政府的社会里,那就更不用说了,成千上万的公民整天盯着各级“物业公司”,物业公司要是损害纳税人利益自肥,可以用选票炒他的鱿鱼。而公共牧地产权糊里糊涂的制度下,其受的损害必然是最严重的。


我们知道,滥用抗生素会使身体产生耐药性。滥用公权力同样会产生“耐药性”,其结果和滥用抗生素一样,剂量只能越来越大,滥用公权力的方式将会越来越暴力,而与施暴对象的冲突也将越来越剧烈,结果将会是,一场小感冒,会成为生死攸关的大病。


仇子明被通缉和西丰县警察进京抓朱文娜两件事很有可比性,而有意思的是,其吸引记者采访的原因看起来“相反”。西丰事件是因为当地的女商人赵俊萍不配合当地政府的拆迁大业,得罪了官方,以“偷税、诽谤”入罪;遂昌警方通缉记者事件,乃是当地政府要为企业“保驾护航”,用公权力去惩罚给企业找“麻烦”的媒体人。看起来原因相反,实则是一回事。……公权力通吃一切,资本媚权得好处,不媚权动辄得咎。


资本要看权力的脸色才能生存,这样怎么可能有正常的市场经济?中国一些史家曾论证过明清时期“资本主义萌芽”,在我看来,这是个伪问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否萌芽、发育,决不是看商品交易的总量多寡,市场繁荣程度如何,若是看这些,中国晚明的商品经济就比欧洲繁荣。关键要看是否建立一种保证市场自由、公平竞争的法治体系。否则的话,再富的人也不是现代意义的资本家,而是邓通那样“权力的附庸商”,靠老皇帝宠爱而富可敌国因得罪新皇帝饿死在监狱。


我在《中国商人的“胡雪岩宿命”》中最后一段这么说的:“在没有保障市场公平竞争的政治体制下,且不说西门庆这样的无赖富商,不免于或被江湖中如武松这种‘侠客’杀掉或被庙堂上某位“清官”消灭,即使像清末胡雪 岩那样操行品德相当不错的巨贾,也摆脱不了‘成也官府、败也官府’的宿命。胡雪岩因为‘权力期货’买对了,在与太平天国战争中支持当时大清朝的政治新星左宗棠,从而使他在官场、商场上具有巨大的能量,而其败落的重要原因是成为左宗棠李鸿章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在官场权争中察言观色、左右逢源的商人,很容易丧失在真正资本市场中搏杀的能力,那么和外国资本的较量中,犹如僧格林沁蒙古铁骑和英法联军枪炮交战一样,蒙古勇士再骁勇也会大败。大清最后一个开明的大臣张之洞,在任湖广总督时,大办洋务,成绩斐然。但多数企业是“官督商办”,在国际上没什么竞争力。


权力对资本的过度控制,使传统的中国商人,热衷于向官府讨一件护身的‘黄马褂’……若干年后,没了黄马褂,但也有类似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护身符。可没有建立起可以制约公权力、确保市场竞争公平公开的法治体系,无论披上如何耀眼的黄马褂,在权力面前只是一只纸老虎。”


胡雪岩算是“浙商”的代表人物,这位乡贤成败之教训,凯恩股份的高层不可不察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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