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抗战中看民国将领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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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最近有人提出了关于抗战期间国军的战斗为什么总是打得那么呆板的问题,在站内引起了很大的争论,本贴转自《兵器》杂志2005年第八期,或许能回答这个问题

从抗战中看民国将领素质


作战胜败固然是以军事力量的优劣为物质基础,但是军队战斗力能否充分发挥,则直接取决于各级军官指挥效能的高低。在整个抗 曰战场上,虽然己方处于劣势条件,但因指挥员指挥高超而形成局部优势和主动,并进而取得胜利的战例并不鲜见;相反,在兵力及战场态势均占优势的情况下,由于指挥失当而造成作战失败的战例也不少见。可见,各级军官、尤其是高级将领的素质高低对于一支军队战斗力的发挥至关重要。这里所说的素质既包括军事素质、指挥能力等业务素质,也包括恪尽职守、主动精神、铁的纪律等军人品德。本文就抗战时期国民党军队陆军将官的业务素质和军人品德两方面做一简要评述。


业务素质

要对国军将领的业务素质有比较全面的了解,首先要对其所接受的军事教育作一探讨。

根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铨叙厅(主管人事的部门)统计,抗战开始时国民党军经过铨叙的正式陆军将官有1247人,未经铨叙的500余人。其中出身地方及行伍者393人,包括总司令2人、军长35人、师长63人;出身保定军校者388人,其中总司令4人、军长25人、师长36人;出身陆军大学者215人,其中军长2人、师长9人;留学国外军校者159人,其中军长1人、师长6人;出身黄埔军校者92人,其中军长7人、师长20人(陆军大学和留学国外军校者大多数是黄埔毕业)。到抗战末期的1944年,黄埔和陆军大学出身的将官大大增加,有一千多人。陆军大学出身的主要担任参谋长和参谋处长的职务;黄埔出身的担任正副集团军司令以上的32人、军长40人、师长132人;保定军校、地方军校和行伍出身的将官较以前减少,但占据了绝大多数战区的正副司令职务,另有军长71人、师长149人;“海龟”人数虽增加到285人,但没有担任军长、师长的,而任集团军正副司令以上的有9人。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抗战期间(特别是初期)的军长以上高级将领多数是保定军校和行伍出身,毕业于黄埔的为数不多,师一级的则主要是黄埔、地方军校和行伍出身。从发展趋势来看,黄埔出身的军官晋升很快,到44年从师长到集团军司令中已占半壁江山。

作为民国初年中国最为完善的正规化军事院校——保定军校创办于1912年,学制为2年,一共办了9期,1923年停办。一个标准的保定军官生,应该是先上陆军小学(15~18岁,高小学历资格报考,学制3年),然后上陆军中学(2年),最后进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经过7年的军事养成教育,才能成为一名中尉级的下级军官到部队服役。由于办学水平较高,毕业生具有较高的军事素养,但由于开办时间比较早,所学知识多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内容,对于一战后军事技术及战略战术的发展涉及很少。而作为国民党军官摇篮的黄埔军校与保定军校相比,所授内容汲取了一战后国外军事学术和军事技术的新发展,办学水平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但是抗战时期担任国民党军将官的毕业生大多毕业于前几期,学制近6个月左右,所学内容非常有限。至于其他地方军校如东北讲武堂,一般认为水平不如上述两校。无论上述那所学校,都只是属于养成教育,培养的都是初级军官,在作战指挥方面最多学到团一级。

由于条件限制,大多毕业于正规初级军校的军官之后很少有机会再回到军校进行进一步系统的深造。而担负深造教育的陆军大学也只是以师一级战术为主,对于大兵团作战的指挥作业练习并不多,当然所授内容在当时来说还是给很多军官带来了不少先进的军事思想和技术装备,但在教学上还是存在照搬国外教材、理论脱离实际等问题。陆军大学很多课程是由外国教官(初期主要是日 本教官,抗战爆发前主要是德国和少量俄国教官)直接授课。在陆大任教的德国教官都是经历过一战的中高级军官,战术素养高,授课也很敬业。他们担任的战术教学强调集中优势兵力(火炮、坦克、飞机),全力进攻,速战速决,并强调利用制空权、高速进攻的原则。虽然这些军事思想在当时来说都是先进的,还有一些“闪击战”的雏形,但由于中国军队的武器装备很简陋,所以学员所学知识很多与军队实际情况相差甚远。抗战爆发时国军中装备最好的“德式师”中央军第88、87师,师属炮兵也只有一个山炮营(75mm山炮12门)和一个战防炮连(37mm战防炮4门)。师以下的炮兵则主要师82mm迫击炮(每团12门)和20mm机关炮(每团6门)。至于机械化重炮部队,全国只有炮兵第10团装备德制150mm榴弹炮(全团24门,汽车牵引)。装甲兵部队只有少量德、英和意制的轻型坦克和装甲车,从苏联购入的82辆T-26轻型坦克,也只是少量用于支援步兵作战

由于条件限制,大多毕业于正规初级军校的军官之后很少有机会再回到军校进行进一步系统的深造。而担负深造教育的陆军大学也只是以师一级战术为主,对于大兵团作战的指挥作业练习并不多,当然所授内容在当时来说还是给很多军官带来了不少先进的军事思想和技术装备,但在教学上还是存在照搬国外教材、理论脱离实际等问题。陆军大学很多课程是由外国教官(初期主要是日 本教官,抗战爆发前主要是德国和少量俄国教官)直接授课。在陆大任教的德国教官都是经历过一战的中高级军官,战术素养高,授课也很敬业。他们担任的战术教学强调集中优势兵力(火炮、坦克、飞机),全力进攻,速战速决,并强调利用制空权、高速进攻的原则。虽然这些军事思想在当时来说都是先进的,还有一些“闪击战”的雏形,但由于中国军队的武器装备很简陋,所以学员所学知识很多与军队实际情况相差甚远。抗战爆发时国军中装备最好的“德式师”中央军第88、87师,师属炮兵也只有一个山炮营(75mm山炮12门)和一个战防炮连(37mm战防炮4门)。师以下的炮兵则主要师82mm迫击炮(每团12门)和20mm机关炮(每团6门)。至于机械化重炮部队,全国只有炮兵第10团装备德制150mm榴弹炮(全团24门,汽车牵引)。装甲兵部队只有少量德、英和意制的轻型坦克和装甲车,从苏联购入的82辆T-26轻型坦克,也只是少量用于支援步兵作战。

旧中国连年内战,军官职务升迁很快,但很多人的军事素养并没有相应提高,并不具备指挥所属军、师部队的能力,具体体现在很多军官对部队掌握不住,不会计划、不会图上指挥,不懂现代后勤补给条例等。对于这点,早在1933年蒋介石的德国顾问就曾向蒋提出建议,认为一个军人“不先任下级官长,遍充排、连、营、团长各职多年,断不能于短期内具有高级指挥官经验。无论如何勇敢,亦于事无济”。即便是早期毕业于军校的一些军官,虽然在内战中有很多指挥作战的经验,但由于无论军阀混战还是后来的“剿共”作战,其作战水平本身具有很大的局限性,甚至低于一战的水平,所以大多数指挥员的战术素养和指挥能力鲜有提高,尤其是缺乏对坦克、飞机等现代化武器装备的了解和对抗的理论和实践。至于行伍出身的将领,虽然不少人作战经验丰富,作战勇敢,但对现代战争的性质和技术的了解非常少。这就使得抗战期间正面战场上国民党军在对抗装备先进、战术灵活的日军时吃了大亏。

战场教训。

抗战期间在正面战场上的历次会战中,日军在武器装备上占有绝对优势,尤其是炮兵、航空兵火力远远超过中国军队。在坦克掩护下日军的多梯队部署也具有极强的多波次连续冲击能力。这就要求在防御作战中应当将主要兵力、兵器集中在主要防御方向,形成重点,并作纵深配置。同时战区指挥官应掌握强有力的预备队,在敌突破阵地时乘其立足未稳立即封闭突破口,消灭突入阵地的敌人,或者在敌改变主攻方向时,迅速变更部署,组成新的防御方向。

忻口会战

1937年忻口会战中,担负正面防务的第2战区由于战区指挥官手中掌握有强大的预备队,在每个阵地被突破后都能组织兵力进行反击,即便在全线撤退前两天还对突破防线的日军进行强有力的反击,歼灭了突入的日军。在日军进攻受挫时,第9军郝梦龄部还乘机发动反攻,使日军遭受了很大损失。在历时20多天的战斗中,中国军队在坚守阵地的同时,大量消耗了日军有生力量,有力的阻止了日军的南进。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在更多的时候国民党军高级将领还是分兵把口,将主要(甚至是全部)兵力、兵器配置于宽广的战线正面第一线上,没有形成真正的重点,以致处处防守,处处薄弱,由于缺少纵深配置,且没有强有力的预备队,只要被日军突破防线中一点,就会立即全线动摇。而一旦有增援部队到达,往往又用来替换下伤亡惨重的部队,逐次投入兵力。这样,战役最高指挥官手中始终没有一支有力的应变部队,以致防御体系一旦被破坏就很难再恢复,只能被迫后退。此外,由于缺乏对现代战争的认识,中国军队虽然在总的部署上是分散配置,但在具体兵力配置和机动时又多采用密集队形,以致伤亡极大。

两军隔苏州河对峙

1937年淞沪会战中,第48军第174师的一个团在敌火力下接防,仍按常规,全团集中站队由团长训话后再进入阵地,结果在集中时遭到日军航空兵火力的袭击,尚未进入阵地就已伤亡过半。再加上中国守军的阵地编成绝大多数是一线阵地,大多数部队又对工事构筑不重视,所以通常在一道阵地上仅仅筑有一道战壕,而没有侧防工事和机枪预备掩体,也没有良好的防空、防炮掩蔽设施和伪装,致使在日军猛烈的炮兵、航空兵火力打击下部队伤亡惨重,而且极易被突破。如淞沪会战中,一个齐装满员的步兵师通常在阵地上防守几天就会伤亡过半。时任国民党第4军第59师师长韩汉英对此作了一番相当中肯的检讨:“……例如淞沪之役,我们战线由闸北到江湾以迄浏河,逶迤数十公里,配置二三十个师在阵地死守,一个师被打完了,跟着补上第二个师,第二个师被打完了,又补上第三个。这样,在士气上虽然可以博得人们的喝彩,得到英雄的威名,然就作战利害而言,尤其在我国军事装备劣势条件之下,那是不行的。因为大凡作战,其阵地的布置必须有重点。但是这样的摆长蛇阵,没有重点,虽然处处防守,而处处力量都感觉薄弱。结果一处被敌人击破,全线就同归于崩溃了……”。

松沪战场的防空

抗战期间国军伤亡很大,部队也多次扩充,军官的升迁就更快,到抗战后期军中许多军长师长不过三十四岁。按理说在战争中学习,同样可以提高军事素养和指挥能力,甚至比在院校深造提高更多、更扎实,但由于种种原因,这种将领为数不多,能够独当一面,心有全局的优秀将领则更为稀少。这一点在抗战末期中国远征军滇西反攻作战中表现得很突出。

1942年日军占领怒江西岸地区后,在高黎贡山的崇山峻岭和原始森林中修筑了很多极其坚固的永久性防御工事。中国远征军于1943年重新组建后得到了很多美式装备,部队装备和训练水平都有了提高,而且有美军强大的空中火力支援。但在发起进攻之前,远征军司令部及各攻击兵团指挥官既没有对日军防御工事组织认真周密的侦察,又没有针对敌情对部队组织山地战、丛林战和攻坚战的战斗、战术演练;当作战中被日军防御阵地所阻时,各军长、师长又不善于运用空军、炮兵和步兵装备的火箭筒和火焰喷射器等进行协同作战,只是一味的指挥士兵死拼硬打,虽然最后收复了滇西失地,并打通了中印公路,但付出的代价是极其高昂的。特别是松山一役,日军守备部队仅有1000多人,但由于国民党军战前情报不准确,再加上指挥员不知道采用灵活的战术,面对日军构筑的坚固永久性防御工事束手无策,战斗停滞不前。由于松山未能拿下,使龙陵的第11集团军陷入非常危险的境地,险些使整个反攻作战功亏一篑。在三个多月的时间里,远征军先后投入了3个师,伤亡高达6763人,最后幸亏第8军副军长李弥调整了战术,并采纳了美国顾问对主峰阵地实施爆破的建议,才拿下了阵地。

抗战后期担任中国战区参谋长的魏德迈对国民党军将领的军事素质颇为不满,他说:“在我接触的国军高级军官中,很少是有效率或是受过良好训练的。我并不怀疑他们对于委员长的忠诚,但作为蒋的参谋长,我必须评估他们的作战能力和知识,带兵的资格以及配合全盘作战计划、执行命令的意愿……”魏德迈的看法也许有点偏激,但不可否认国民党军中的确有很多将领缺乏指挥大兵团进行现代作战的军事素质。

作为最高统帅的蒋介石对这点也有认识,如1938年11月26日的南岳军事会议上指出:“高级将领不学习,不研究已成的学术”,“以致已有的知识不能用之于实际,而战斗的学问和技能亦不能及时进步”,“全靠部下的牺牲,敌来时只是驱策官兵凭血肉之躯向前一战便了,结果不是事倍功半,就是徒劳无力。这就是徒然牺牲,无补大局,害了部下,害了国家”。1940年3月6日又在参谋长会议上说:“如果我们仍旧只知沿袭成规,一切都只是刻板的依照军官学校和陆军大学所讲的战术战略去做”,“就一定不能收得抗战的成效”,“我们一般高级指挥官的参谋长一定要打破一切旧习,研究出新的革命战术”,“才能获得致胜千里的效果”等等。


军人品德


作为军事素质另一重要方面的恪尽职守、不怕牺牲、主动精神等军人品德,很多国民党军将领同样缺乏。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曾向蒋介石提出:“……低级军官对于命令,每能迅速执行;营长、团长的素质不一,但不乏优秀之士;至于军长、师长,则问题颇大。这些人中很少是有效率的,他们很少到前线,更极少监督命令是否执行,对于来自前线夸大甚至错误的报告,不经查证,即予接受,经常忽略搜索和警戒的重要性,以致造成大乱。一般的师长似乎认为只要距前线80公里处发一命令,即已尽到责任。这些军官中有许多是相当勇敢的,但大多数的人均缺乏道德和勇气……”史迪威轻视中国军队的态度众所周知,他的评论并不完全符合事实。中国军队的师长并不是在距离前线80公里处指挥战斗,甚至很多军长、集团军司令斗亲临战场第一线指挥作战甚至牺牲在阵前。如1940年枣宜会战中阵亡的第33集团军司令张自忠、1939年南昌会战中阵亡的第29军军长陈安宝、忻口会战中阵亡的第9军军长郝梦龄等。但确有不少国民党军将领不遵守战场纪律,给作战带来严重的后果。如抗战初期第3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为保存实力,既不接受第6战区司令长官冯玉祥令其派兵北上的命令,又不执行第5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及中央令其防守津浦路的命令,不战而退,致使日军不战而占领山东,导致第5战区兵力尚未集结完毕,日军就已深入到济宁、邹县一线,使中国军队在徐州会战一开始就处于不利态势;1938年台儿庄作战中的20军团军团长汤恩伯不积极执行第5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令其侧击南下日军的命令,直到蒋介石亲自下令才执行,错过歼敌的最佳时机,致使台儿庄虽然获胜却未能全歼残敌。

对于这类违反战场纪律的事件,蒋介石也多次批评,如1939年11月对武汉会战中沿江要塞失陷时总结说:“马当与田家镇要塞司令及守备富池口的师长都是弃职潜逃。”1941年10月蒋介石在指出将领缺点时又说:“我们一般将领目前最大缺点:第一就是怯懦……与敌接触,挨日退走,不知廉耻,不守纪律,不服从命令;第二就是虚伪,各级报告不确实,蒙蔽军情,欺骗长官;第三就是贪 污,走私营利,荒淫无度……”这话打击面似乎过宽,但这样的情况绝对不会是个别现象,说它带有一定的普遍性,应该是无可争议的。

谈到战场纪律和主动精神就不得不说到国军当中存在的嫡系与杂牌、中央军与地方派系部队之间的矛盾。由于蒋介石有借抗战来消除异己的企图,很多地方派系军队为了保存实力,往往不服从命令,消极避战;而中央军为了消耗杂牌部队,也往往不执行战区命令,见死不救。李宗仁曾就此说道:“……我国将领都是除带兵打仗以外,一无所长的职业军人,军队便是他们的家。我国没有良好的退休制度,他们一旦脱离部队便无法生存。中央既用种种方法消灭他们,他们也就用种种方法自救图存,平时在前线,一怕敌人攻击,二怕被共产党吃掉,最怕的还是被友军的中央军缴械。在这种情况下,图存之不暇,哪有心思去抗战呢?”

蒋介石虽然清楚许多高级将领军事素质不能适应抗战的要求,而且德国顾问和美国的史迪威等也都曾建议更换无效率的高级将领,但由于担心撤换这些将领会影响到自己的统治,所以一直没有动作。全面抗战爆发之前,中国军队除红军以外,其余各派系所属的军队虽然在名义上都成了由国民党中央政府控制之下的国民革命军,但许多地方的军队仍然由地方实力派掌握,如阎锡山的晋军、李宗仁的桂军、龙云的滇军等。这些军队有自己军校培养的军官和自己的补给制度。即便是已改编为中央军的原西北军、东北军各部在人事方面也仍然自成系统。全面抗战爆发之后,最然各地方实力派的领袖都发表声明拥护中央政府的抗 日政策,并派出部队投入前线与中央军并肩作战,但各派之间的利害关系和隔阂并未消除。所以国民党当局也承认;“当时一部分(相当大的一部分)军队尚存地方色彩,平时裁汰尚虞酿成风潮,抗战期间采取这种措施,在政治上是断然不行的。”

当然抗战期间国民党军队中也涌现出了一些指挥卓越、战斗意志坚强的高级将领。如第9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在他的指挥下第9战区在抗战期间表现突出,在历次会战中都有比较好的表现,1939年武汉会战中万家岭一役,险些将日军第109师团予以全歼。在1941年12月第3次长沙会战中,战区所属各部队执行他提出的“天炉战”的作战方针,给日军第11军以沉重打击,取得了歼敌5万余人的重大胜利。再如有“东方隆美尔”之称的驻印军新1军军长孙立人,在其任远征军第38师师长的时候,就曾因在缅北仁安羌救出数千名被围英军而荣获英王勋章。在1944年开始的缅北大反攻中,他又指挥驻印军横扫缅北丛林,打破日军精锐之第18师团,为中印公路的打通立下汗马功劳。但总体而言,在国民党军队上千名将官中象这样的优秀将领实在不多。

抗战八年中,中华民族蒙受了巨大的伤亡,在正面战场上惨烈的战斗中国民党军队付出了伤亡320万人的代价,其中仅将官就阵亡了69人,上将有张自忠、郝梦龄、佟麟阁等8人,中将有赵登禹、戴安澜、王铭璋等26人。广大爱国官兵同仇敌忾,尽忠报国,他们的血洒在捍卫民族生存的神圣而崇高的正义之战中,他们的爱国精神永远都值得我们崇敬和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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