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和


抗日战争结束后,有一阵短暂的狂欢。元和与兄弟姊妹重逢,弟妹们在她家打地铺,住了几个星期,通宵达旦聊天,弥补这六年来的分离。然后他们各奔前程。此后几年中国再次陷入动荡: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内战。


1949年初,实业家严惠宇想买一块填海区土地,将它改造成农场,养奶牛、种植桑树和油桐。他派顾传玠去海门调查地产状况。顾传玠到海门后住在季方家。季方是凌海霞(元和的老师)的亲戚,也是当地的军政要人。抗战开始时,他自己组织了农民武装,与国民党、共产党军队都没有关系,而抗击日本军队成绩显著。1940年共产党新四军进入海门一带,季方和他们联合,接受了共产党领导。季方从未入党,但长年和共产党的活动家、党的领导人、战地指挥官合作。从他那里,顾传玠了解到共产党军队的纪律,以及那个政权的规范和理论。回家后,他告诉元和他们必须去台湾,哪怕她不去,他也要一个人走。


即使到现在,元和仍不明白为什么丈夫那么坚决要走。当时元和身边没有别的人可以依靠,允和、兆和都在已被共产党占领的北京,充和夫妇则在美国


顾传玠只有几天时间用于准备行装。上海卫戍司令是他的朋友,为他们全家找来了船票,每张一两金子。顾传玠买了六张票,带着妻子、儿子、母亲、儿子的保姆、高干干的外孙女(她在顾家帮佣了好些年了)一同启程。他们的女儿顾珏仍然留在苏州和凌海霞一起,由于战争,道路已经断绝,即使顾珏有法子回上海和父母一道走,凌海霞也不会让她这样做。


元和搭乘的船在5月18日离开上海。直到三十一年后,元和才见到女儿,其时顾传玠和凌海霞都已去世。事实上,这两个与元和关系最密切的人是在同一年去世的。


几年后,凌海霞决定放弃。在接下来的十二年里,她养了好几百只供试验用的白鼠,赖此谋生。她在去世前不久写道:“惟海门教育事业,经日寇摧残后,遂一蹶不振。”随后又写道:“永别了父母,尚有梦寐相见,永别了千辛万苦成长出来的教育事业,只有抱着无限的隐痛与仇恨。”


元和的遗憾全与丈夫有关。迁往台湾后,顾传玠也想自己干出一番事业。他的赞助者严惠宇留在大陆,和凌海霞的哥哥一样,他选择了退隐。他所有的计划都已无法实现。因此他将可观的艺术收藏品全部捐给了镇江和南京博物馆,然后不问世事。此时,顾传玠在台湾也屡屡碰壁,诸事不顺,欠了许多债。戏曲界人士去找他,希望他能够帮助他们在台湾复兴昆剧,但是顾传玠让他们失望了,他一心只想推行下一个新计划:开一个蘑菇种植场,或者是自创品牌啤酒。


顾传玠再也不曾登台演出。元和说,没人能劝得动他。他们在台中的房子一般,有时在家里,他还会唱戏,扮演的多是悲剧英雄,听众只有元和一人。1966年初,顾传玠患上肝炎,而且看上去已无法疗治。4月,他与世长辞。


丈夫去世后,元和再次在票友演出中上场。有一次,她出演《长生殿·埋玉》中的唐明皇,戏中皇帝被迫让自己的爱妃杨玉环自尽。这出戏的结尾是杨玉环下葬,她的身体用锦被包裹,被草草安放在浅坟中。多年后,元和回忆起那晚的演出,觉得颇有讽刺意味:“原来我埋的不是杨玉环,而是顾传玠这块玉啊!”“玠”的意思就是“玉”,顾传玠有良玉一般的才能,而且对于元和来说,他就是一块美玉。元和葬他于戏台之上,不是再恰当不过吗?



允和


抗战之中,有大约两年时间,她收过合肥老家的地租。1949年共和国成立后,这一行为使她被定为地主,成了阶级异己分子。从1952年起,她被贴上了“反革命”和“老虎”的标签,在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编辑工作也丢了。


当编辑之前,允和是上海一所高中的历史教师。她当时觉得自己“肚子里没有多少货”所以一边教书一边学习,只要手头找到的书就拿来读,尽量充实自己。她还加入了一个教学研讨会,与其他历史教师定期讨论如何修订历史教材。教学研讨会里的一些同事鼓励允和把自己的观点写出来,她也很乐意这么做。“我就是喜欢听人家夸我,”允和后来说,“一高兴,写了两万多字。”她把这篇长论文寄给了一家教育杂志社,但是没有回音这篇未发表的稿子可能被辗转送到了北京,因为不久后,她的一些观点出现在《人民日报》的长社论里。人民教育出版社的资深编辑读了这篇社论,很欣赏允和的观点。他们一直在为新政府修订、重编历史教科书制订准则,允和主张在科技与科学史中加入更多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并在历史教学中纳入文学与哲学的展状况,他们很赞成这些观点。允和还呼吁历史教学应该更灵活、更贴切,增加介绍少数民族历史的内容,也得到了他们的认可。人民教育出版社于是聘请允和担任编辑,帮助他们编写中学历史教材。允和面对新工作非常兴奋,觉得自己“开始了一个全新的职业生涯”。但是被贴上“反革命”标签之后,一切都化为泡影。允和回忆道:“我从此没有了工作,解放后的第一次运动我就下岗了。”她决定退,“我这个……老虎只好养在家里了。”

刚丢了工作的时候,允和既愤怒又失望,羞于见人。她不想呆在北京,以免触景伤情,于是她回到苏州。她的五弟在战后搬回了九如巷的老宅,允和就住在五弟家里。他们重访儿时旧游之地,允和也开始重新联络以前昆曲研习社的朋友。几个月后,她回到上海,已经从“恶劣的情绪”中解脱出来。


如果有人问允和,1952年以来都做了些什么,她会坚持自己只是“家庭妇女”,是“一个最平凡的人”,她靠丈夫周有光的收入生活(周是语言学家,精通英文,兴趣广泛,有“周百科”之称。所以能在短时间内大转行,新政府当时急于展开文字改革,因此周有光成了不可或缺的人物)。允和为昆曲研习社写信联络事务、安排演出,却从没有领过政府的钱。她的工作是自愿的,而且和别人一样勤奋。直到十五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有拿工资的人,理论上说都是国家职工。允和不愿意成为其中一员,也许是深思熟虑后的行动。她太直率,声音太大,太容易打抱不平,也太过固执,不肯放弃自己的原则。因此虽然对教历史和编教科书颇有兴趣,她还是选择做一名家庭主妇。



兆和


1948年秋,国民党已经失去了满洲和北方大部分省份。到12月,共产党包围了北平,围城长达两个月。总的来说,围城带来的压力是心理的。兆和的儿子们记得当时炮弹经常错过目标,本来是打向弹药库的,却落在了住宅区。不过孩子们总是唯恐天下不乱,他们两兄弟也不例外。他们帮忙挖壕沟,储藏食物和煤油:“北平要打一仗,我和伙伴们兴奋已。”


多数人不知道共产革命最终会来什么。兆头看上去不太好,但是即使有机会逃跑,大家也实在不想再上路。“中国人能对中国人怎么样?”他们会这样说服自己,然后静观其变。在1948年3月,沈从文已经隐约感觉到在新社会里自己将有怎样的命运,新的政权将对他提出什么要求。在一份当月创刊的共产党刊物中,有两篇文章严批判了他。一篇称他为“地主阶级的弄臣”和“清客文丐”、“奴才主义者”;另一篇则说他的作品颓废色情,是“桃红色文艺”。后一批评文章的作者是资深的革命作家郭沫若,兆和及其姐妹们在乐益女中读书时还演过他的戏剧。


1949年1月,沈从文明显病了。


他的儿子说,没有人能帮助父亲从混乱中解脱出来,因为混乱的根源都在他的脑子里。他长时间坐叹息,或自言自语:“生命脆弱得很。善良的生命真脆弱……”他的家人都很“迟钝”,无法理解是什么困扰着他,这一点又增加了他的忧虑。但“在全国正有几百万人殊死搏斗的时刻”,他的儿子虎虎解释道,“一个游离于两大对手之外的文人病了,事情实在微足道”不过,朋友还是上门探望,带来安慰的话语和“围城中难得的”食品。兆和对他很耐心,也相当忠心,她独自接待所有的客人,强作欢颜,不过“明显憔悴了”。


国民党北平部队总司令最终将这座城市和平地转交给了共产党入城仪式五天前,在清华大学教书的几个朋友邀请沈从文去他们那里住了几天。清华园在城西北十九公里处,于郊区,比较清静。沈从文在那里休养了两个月,兆和好像没去探望过他。他们仍然互相通信,他的信几乎全是“呓语狂言”。他在信中说:“我用什么来感谢你?我很累,实在想休息了,只是为了你,在挣扎下去。”兆和则说:“这一阵我为你情绪不安宁,心情也异常紧张,你能兴致勃勃地回来,则对我也是一种解放。”她还劝说沈从文放松心情,多和朋友聊天,或和朋友的孩子玩耍:“文章固不必写,信也是少写为是。”


沈从曾希望能见见丁玲,此时离他们上一次见面已经十三年了。虽然沈从文全家对丁玲心存疑虑,但是对他们的重逢仍然颇感兴奋。他们相信这两个人曾经分享过一段秘密生涯,一段内心的生活,那是旁人无法介入和了解的,正因为他们彼此相,所以如今只有丁玲才“能够开导他”。沈从文带着儿子虎虎一起去见老朋友。虎虎后来写道:“原来这么近!爸爸攥着我手,一路沉默。我明白他的激动和期待。”然而丁玲没有向沈从文提供任何帮助:“只如同被一位相识首长客气地接见……那暖融融大房间里的冷漠气氛,嵌在我记忆里永远无法抹去。”


回家后不久,沈从文就试图自杀。他喝下煤油,又割腕割喉。兆和的一个堂弟当时好作客沈家,发现沈从文陷入半昏迷状态,而且非常惊恐,不停地说:“我是湖南人……我是凤凰人……”


丈夫自杀前,兆和已开始采取步骤,以免生活沦落为一出通俗剧。她明白社会规范和人际关系都已经变了。有时候,感受到朋友的疏远,她也和沈从文一样深受伤害,但是她相信自己可以适应,并且能对新社会有所贡献。所以,有位地方干部建议她“跟上时代”,“接受必要的革命教育”时,兆和受意见。她申请进入华北大学,该校的办校宗旨就是提供这种教育。几星期后,她的申请被批准了。


秋季开学时,北京大学取消了沈从文的课程。1949年冬天,他有了新的职务:在北京的历史博物馆为文物贴标签。

充和


1947年,充和在北京大学教授书法和昆曲,当时她借住在姐姐兆和朴素的家中,房子在中老胡同,不大,充和住了一个小房间。那年9月,通过姐夫她与傅汉思相识,次年结婚。


傅汉思出身于德国的犹太人识分子家庭,战时成为流亡者。1935年他的家庭离开德国,当时他18岁。他们在英国待了一阵子,然后在美国加州定居。汉思获得了西班牙文学的学位,不过他同时也精通德、法、英、意大利文学。他到中国来,是为着寻求一番奇遇,也是来挑战一种更难的语言。到中国后几个月,他就认识了沈从文,那时他的中文应该已经说得比较流利了,因为他常常与沈从文大谈中国的艺术和建筑,而沈从文不会说英语或任何欧洲语言。充和的英语水平也有限,所以两人之间的流应该是用中文进行。他们结婚是在1948年11月21日,其时共产党军队已经进逼北平。街道上一片萧条,大部分店铺都关了门。多年后,汉思说那个婚礼是简单的***式婚礼,但是也遵循了某些中国的惯例:“新郎新在结婚证书上签章,表示我们坚定的信心。”牧师没有要求他们发表誓言。婚礼后,大家吃了蛋糕。兆和的儿子虎虎说:“四姨,我希望你们天天结婚,让我天天有蛋糕吃。”


充和婚时,还不知道姐夫沈从文正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


1947年的时候,充和还没有预见到这些事情。她不可能预见到留在大陆的亲友将会遭遇什么。虽然战后从重庆返乡,觉得眼前的世界让她失望,她还是觉得自己欢的那个世界风韵犹存,她还有重建家园的美梦。她知道如果留在中国,她将不得不中止工作。在这方面,她承认自己和姐夫沈从文相似,和姐姐兆和不大相同。和沈从文一样,充和从小就没有受过外界信念的影响,她在合肥自己的小天地里成长,从来没有人鼓励她要树立救中国、救全世界的崇高理想。她从母那里学到了慈悲,也知道了一切该有的为善之道。


1949年1月,充和在上海登上戈顿将军号客轮前往美国,随身携带的只有几件换洗衣物,一方朋友赠送的古砚和几支她最喜欢的毛笔,一盒历史悠久的古墨——大约有五百年历史了(抗日战爆发时,充和曾经将这些物件存进上海的银行保险箱内,经过炮轰、猛烈的战火、八年的沦陷,它依然保存完好)。这些书法用品和换洗衣物一齐装在一只小箱子里。其他的东西,书籍、宣纸、她收藏的明清卷轴都用邮寄寄到美国。除了明清卷轴,其他东西都安抵达。


充和就靠这点东西,开始新生活,他们先在加州的柏克莱安家,后来搬到康涅格州的北港口。


从中国回来后,汉思就攻读中国文学,后来应聘耶鲁大学,教授中国诗词。充和在耶鲁大学美术学院教授中国书法多年。她从来没有放弃为自己营造一个世界的想法。在规划中,这个世界的规模比她以前所想象的肥庄园要小很多,就是她在北港住宅后面的一片小园地。她在一侧种了牡丹和玫瑰,在平台四周种上长葱、葫芦、黄瓜,长葱旁边栽了一棵梨树。她还在后面种了一片竹林,远离汽车的喧嚣,在那里她放了一张长木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