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壮的史诗—红四方面军纪实 第二章 驰骋鄂豫皖 十五、白雀园肃反(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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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本文全文阅读地址:[URL=http://book.tiexue.net/book_15779.html][size=14]http://book.tiexue.net/book_15779.html[/size][/URL] 1931年9月19日,鄂豫皖中央分局发出指示:“把知识分子从党内洗刷出去”。10月,鄂豫皖中央分局机关报《列宁报》发表社论说:“什么是党内异己分子?就是那些出身地主、富农、资产阶级而没有正真无产阶级化的分子。他们多数是知识分子。”(注:于吉楠《张国焘和<我的回忆>》,第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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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9月19日,鄂豫皖中央分局发出指示:“把知识分子从党内洗刷出去”。10月,鄂豫皖中央分局机关报《列宁报》发表社论说:“什么是党内异己分子?就是那些出身地主、富农、资产阶级而没有正真无产阶级化的分子。他们多数是知识分子。”(注:于吉楠《张国焘和<我的回忆>》,第142-143页。)张国焘在“肃反”中还采取斩尽杀绝的十分残忍恐怖的血腥政策,究竟杀了多少知识分子,哪个说得清楚?张国焘不断加紧“肃反“才两个多月,仅在红4军中就“肃清了1000个改逆、AB团、第三党分子和将近两千个富农”。在1000个改组派中,“有700多个共产党”,而当时整个鄂豫皖苏区的共产党员总数才12000多人!(注: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第124页。)张国焘在这一罪恶的大肃反中,肃掉和排斥、清洗了部队中的大批知识分子,以及有战斗经验、勇敢而机智的干部,使红军在军事理论、作战指挥能力上大大削弱,整个部队元气大伤,战斗力日减,造成了部队和地方上排斥知识分子,反对戴眼镜的十分恶劣的严重倾向。

经过白雀园“肃反”,张国焘认为还没有达到清洗曾中生这位高级将领的目的。10月上旬,在泼皮河召开的团以上干部会议上,他满以为可以顺利地处理曾中生、徐向前等所谓南下的军事行动问题,斗倒曾中生。但是,许多干部仍然认为曾中生在军事行动方针上是正确的,红4军南下在军事上、经济上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在军事行动方针上,虽然张国焘承认原定计划“在决定战略上是疏忽的,所选择的目标在战略上是错误的”,但是,他又诡辩说,“军委会当初并没有决定‘占领安庆’的计划”,只是“进逼安庆,引陈调元的军队向这方面集中,然后去扫六霍”。他不顾事实真相,污蔑红4军南下执行的是“占领武穴,然后沿江岸往安庆的计划”,是“盲动冒险立三路线的盲动计划”。(于吉楠《张国焘和<我的回忆>》第129页。)张国焘在军事行动方针论争实质上抓不住曾中生的把柄,陷于孤立,便用狡猾的政客手段,避军事实质而不谈,转而对曾中生在鸡鸣河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这一事实上进行攻击。说鸡鸣河会议是“动摇党在红军中的威信,这是最危险最有利于敌人的行动”。最后,张国焘给曾中生加上“反抗中央分局的正确路线”和“纵容反革命分子活动”的罪名,武断地宣布将曾中生调离部队,接受“考察”。鄂豫皖中央分局根据张国焘的意见,做出了《鄂豫皖中央分局关于红4军的决议——改造红4军路线上的错误的具体方针》,指责红4军犯了“有系统的整个政治路线上的错误”,认为中央分局与红4军领导人之间的争论是路线上的争论。。

张国焘对曾中生等红4军领导人进行先斩后奏的宗派主义打击迫害的事情,竟得到了以秦邦宪为首的临时中央的承认,“在详细研究了中央局关于4军的决议、中央局的报告与4军的报告及4军领导干部致中央分局的信之后,中央完全同意关于反对4军领导干部反抗中央分局的正确路线的决议。”(注:于吉楠《张国焘和<我的回忆>》第130—131页。)从此,张国焘的军阀主义个人独裁便在鄂豫皖红军中占据了统治地位。

白雀园“肃反”中,张国焘杀害了大批红军优秀指挥员,但还嫌不够。他在黄安县委及军区党委联席扩大会议的总结中说:“现在4军中发现大批的改组派、AB团、第三党等反革命派的活动,就是阶级斗争到了剧烈程度的表现”。陈昌浩也指出,要“把反改工作,普遍深入到地方、红军地方武装和各种革命组织中去”,“坚决运用这次红4军中肃反的经验与教训,深入一切武装的反改工作”,“学习前方肃反经验,利用到后方来”。(注:马建离《张国焘在鄂豫皖苏区的肃反问题》。)

对于鄂豫皖根据地内部反革命改组派、富农情况估计的严重化,在当时是比较普遍的现象。从中共中央到鄂豫皖特委,从鄂豫皖早期领导人舒传贤到曾中生、沈泽民,再到后来的张国焘等都对根据地内的敌情持基本相同的看法,认为反革命的改组派不仅存在,而且还发展有较大的组织、较多的人数。这些反革命分子的构成主要是富农、地主、豪绅、流氓、被党开除的分子以及受过处分的人,还有一些被“解决“的改组派的亲属等人。认为反革命的改组派已经打入到了党组织内、苏维埃政权机关内、工农红军内、青年团等革命群众组织内随时随地都在进行着反革命的破坏活动;认为鄂豫皖根据地的肃反工作犯了ybq;机会主义的错误,致使反革命的活动愈加严重;认为造成根据地肃反工作错误的主要原因在于立三路线没有肃清等等。在这种认识下,张国焘在鄂豫皖中央分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上强调:为了做好肃反工作,今后要加紧建立政治保卫局的工作、革命法庭的工作,以打击一切反动派。会议要求:“加紧肃反工作。改组派、第三党等反革命组织,在苏区尽力破坏革命党要在理论上去揭露改组派和其他各种反革命政党政纲,要针对着国民党改组派、第三党、取消派等等反革命的宣传口号,举行日常宣传工作;严密戒严和政治保卫局的工作,去消灭苏区境内反革命的组织和他们的活动。”12月10日,鄂豫皖中央分局监委发出通告,指出“当党内隐藏了许多资产阶级、豪绅地主的暗探,利用共产党的招牌来作为他们反革命的活动,施用其再也残酷不过的阴谋手段的时候,需要我们以坚决的布尔什维克的精神来发动两条路线的斗争,举行广泛的清洗运动”,“这是我们目前最重要的中心工作之一”。“当清洗某一同志时必须注意他的成分、社会关系、斗争历史、政治倾向以及日常生活的表现中去找到反革命的线索”。(注:于吉楠、《张国焘和<我的回忆>》第140-141页。)为达此目的,张国焘还发出《鄂豫皖中央分局为肃反致各县的一封指示信》,令各县要“严重的来注视肃清党内反动与异己分子的工作”并“当成为目前最中心的任务”来抓。(注:马建离《张国焘在鄂豫皖苏区的肃反问题》)。接着,《列宁报》、《列宁两日刊》等报刊也相继刊登了反所谓改组派的文章和材料。

经过紧锣密鼓的准备之后,张国焘便肆无忌惮地在地方武装和党、政、群机关中掀起了肃反恶浪。张国焘也承认:“红4军中发现有国民党改组派的大新闻传到了苏区,肃反的浪潮,就跟着泛滥到各个角落。‘肃清反革命’、‘肃清国民党改组派’的声浪,高唱入云,······人们多分辨不清甚么是国民党改组派,甚么是反革命,只要有人指证,谁就要受到这股热浪的冲击。红4军中各师团的军政干部对于嫌疑人犯,不问情由,便严加审问。”(注: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

皖西是张国焘肃反的重点。他从中央分局委员兼组织部长舒传贤、皖西特委书记方英开刀,把党、团特委主要委员,各县县委书记,以及基层组织的领导干部都打成“改组派”、“反革命”加以逮捕关押。把皖西英山县委整个组织都打成“第三党”,从县委书记到秘书长,从苏维埃秘书长到保卫局长等都被诬为“第三党”而遭到迫害。在皖西六安、霍山“肃反”中,张国焘一次就下令杀掉六、霍两县优秀党员和干部200多人。其中,六安县委除两个炊事员幸免外,从县委书记到基层一般干部全部被杀。政治保卫局一次就逮捕了六安独立团班长以上干部200多人。英勇善战的英山警卫团第8连从战士到连长100多人,被政治保卫局一次杀光。(注:《党史资料通讯》(1982)第280页。)11月初,张国焘派了一个正规团到皖西霍山“肃反”,将县委直接领导的独立团集中于黑石渡,强行缴械后,竟以“第三党”、“AB团”、“改组派”的罪名,把班长以上干部全部逮捕,集中杀害于诸佛庵。(注:《不屈的共产党人》(4)第217页。)1931年冬,张国焘下令将舒传贤杀害于金家寨至麻埠之间的一座石山下的水沟边。舒传贤牺牲时年仅3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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