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蒋中正和马克思

蒋中正和马克思

可夫 供稿

蒋中正和马克思,都是对形势发展的判断绝顶清晰的人。


上世纪三十年代的 蒋介石日记,流露出对抗战前景的担忧。这担忧并非全是顾忌一人一党的得失。在他看来,虽然举国上下抗日的激情高涨,但在意志力上,民众却还是没有做好承受艰苦牺牲的准备。(曰“余固深知我国民固有之勇气与决心早已丧失殆尽,徒凭一时之兴奋,不具长期之坚持,非惟于国无益,而且反速其亡。默察熟虑,无可恃也”,1931年10月7日。)黄仁宇先生分析蒋公的心理,对这个见识甚为赞同。他举例道,抗战全面爆发后不久,后方重庆中央大学的学生,就因为食堂的伙食不好而公然抗议。为此 蒋介石亲自到中央大学吃了一餐饭,得出的结论是中央大学的伙食并不差。

蒋中正本人是个民族主义者,可是,在涉及到千万人生死的战争上,他更加像是一个Machiavelli式的现实主义者。他的现实在于意识到民众的激情是靠不住的。爱国的学生和知识分子,他们可以在语言上视死如归。但是同样的一群人,在国难当头的时候,要为了伙食退步而大搞内讧。所以说这些同仇敌忾,民族大义是假的。冷静的政治家,他在计算未来战局成败的概率时,是不能把这些力量考虑在内的。

马克思在他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里,对法国第二共和失败的前因后果,做了非常详细的考察。他认为,资产阶级利用工人取得了权力以后,又在利益受到威胁时出卖了工人阶级。可是,打败工人阶级的力量,不是一股,是好几股。这里面有个最重要的角色,名字叫路易-波拿巴,也就是后来当皇帝的拿破仑第三。波拿巴从走上革命政治的舞台,到成为万民拥戴的共和领袖,前后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把他推向权力巅峰的政治力量,不是大资产阶级,也不是地主,而是当时仍然占到法国人口多数的农民。

农民和工人,同样处在经济社会的底层,但在革命的暴风骤雨面前,选择截然不同。在革命前夕,工人接近于一无所有,相对而言,农民在经济上自足而独立。革命在经济上的最好结果,是通过征农民的税去补贴工人阶级。所以我们看到,革命后的结果是,同样处在社会底层的农民说,我们要波拿巴,不要资产阶级的共和。他们用选票把革命送进了坟墓。

20年以前,当博弈论在政治经济学里还不像现在这么流行,我现在的老板写了一个模型来分析革命进程中间各方的最优决策。结论在现在看来很普通,但放到20年前,就要和比较政治学的传统见解有一番碰撞。这个结论说的是,当冲突进程各方的信息都是充分的时候,革命就不会发生。这是因为,假定统治阶层意识到革命会颠覆他自己,他就会在革命开始前让渡权力,一直让渡到大众对于两种制度安排无差异为止。再后来Acemoglu等人关于民主投票权的普及的研究,也差不多是沿着这种思路展开的。

模型是工具,不是真实历史。这背后有意义的故事是说,假定这个理论的前提是正确的,一切革命行动都源于形势判断错误,是看错了的结果。好比说,1911年的10月9日,如果不是共进会的同志不小心造炸药走了火,如果不是彭楚藩这些书生一时头脑发热要舍生取义,再者如果不是地方官错判了形势非要砍他们的脑袋,可能中国的历史就要重写。可是“如果”没有成为历史。历史是,孙中山正在日本洗盘子,突然有人来说,不要洗盘子了,回去当总统吧。

扯了半天,我能想到的中心思想说,尽管历史进程在事后来看可能并不是错的,但历史常常建立在一系列错误的个人判断和决策的前提上。如果人们判断得对,后续的故事就可能不会发生。革命家要点燃历史,就需要有人判断错:或者是对自己的力量估计过高,对敌人的力量估计过低,或者是对失败的成本估计不足,或者是对成功后的预期估计过高,总之需要一种错误。可是革命家不能让自己来承担判断错的代价,所以他们尽力点燃这些爆竹,还需要有人来接过这些爆竹,就是说,需要有孙武,彭楚藩,刘复基。

蒋中正和马克思,都是对形势发展的判断绝顶清晰的人。理性告诉他们,有些事情是人力不可为之。历史转瞬之间,犹如绝电,大概要以成败论英雄,二位不算是大英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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